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
习仲勋（1913—2002），陕西省富平县人，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延安时期，曾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等职务。
恢复巩固关中特区
关中特区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前身是中共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一块根据地。
1934年9月，中共陕甘边苏区设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下辖新正、赤水、淳耀、新宁、永红等县委。1935年11月，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关中特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关中特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仅五十多公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1936年4月，国民党东北军以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致使关中特区所辖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遭到破坏。
1936年9月，习仲勋被中央派往关中，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肩负起恢复关中特区的重任。1934年11月，习仲勋就被群众选举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在西北根据地发生的所谓“肃反”中，习仲勋被关押，险些被活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被平反释放。接到中央的任命后，习仲勋不计较职位的高低、不计较个人遭受的冤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踏上新的工作岗位。
习仲勋一行到达关中特区后，联系上了关中特区的留守人员，随后召开了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
一、以县为单位整理与扩大游击队，行动上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郭炳坤，政委习仲勋兼，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
二、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等。
三、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到1937年4月，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相当部分恢复，泾阳三区淳耀小桥、同宜耀香山等地建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关中苏区的大股土匪，革命武装快速恢复和扩大。建立的游击队有赤水四个支队，淳耀三个支队，新正四个支队，新宁三个支队，计十四个支队五百多人。当年12月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四个县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了关中苏区党的工作。
习仲勋还在关中特区注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特区内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特区四个县国民政府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同中共关中特区作对外，其余的都同中共关中特区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还向中共关中特区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
任中共关中特委（分区）书记时的习仲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驻扎在关中特区的国民党军队撤退。但是，国民政府的各县行政机关仍然存在。为了使关中特区与国民政府机关保持和平共处，双方行政系统互不干涉，减少以至于避免发生纷争，习仲勋同国民政府各县经过协商，开展了行政区域划定工作。在维护抗日大局、有利国共合作、避免纷争的前提下，最终划定了关中特区和友区的行政区域界限。至此，关中特委共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十九个区委。
1937年8月，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9月，西北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关中特区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改称关中分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恢复稳定的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总面积七千多平方公里，北与延属分区和陇东分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7年9月至1942年7月，习仲勋担任中共关中地委（分区）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兼新正县县长等职务。他领导关中军民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的蚕食，维护了回、汉民族的团结，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巩固了关中分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特别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后，习仲勋针对关中分区的实情，实行了以“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经济建设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守护住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期间，习仲勋被评为边区二十二个领导经济建设的模范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奖词，予以表彰。
横山起义
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用于封锁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骤增至四十多万人。特别是横山境内的国民党驻军，更像一个打入解放区纵深的楔子，不仅阻隔着陕甘宁边区与三边地区（靖边、定边、安边）及晋绥解放区的联系，并且战时可能使陕甘宁边区军民缺少回旋余地。
根据国内外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在加强战争准备的同时，要求全党开展统战工作，派最得力而有经验的干部，到白区去争取一切可能反蒋反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又要求各地大力开展“高树勋运动”。
习仲勋时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他把开展统战工作的着眼点放在了驻扎在横山的国民党驻军上。驻扎在横山的是国民党陕北保安第九团，这个团的士兵几乎全是陕西富平人，同习仲勋是老乡，尤其团长胡景铎，同习仲勋是同学。目标确定，习仲勋委派关中分区统战部部长师源以谈判边界纠纷问题为名，前往横山同胡景铎接洽。师源与胡景铎也是老同学、老朋友，故友相逢，无所不谈，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胡景铎明确表示，他决心跟共产党走，他的一切行动听从习仲勋同志的安排，并请习仲勋同志帮助他早日加入革命队伍。
1947年初，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驻地
师源回到绥德，立即用电报将这一情况报告习仲勋。习仲勋很快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对此事非常关注，要求习仲勋一定要组织好、实施好。习仲勋立即赶赴绥德，听取了师源波罗堡之行的详细汇报。随后，他又召集绥德地委常委会议，共同研究如何帮助胡景铎起义的问题。习仲勋在会议上对策动胡景铎起义的意义和准备工作，做了详细分析与说明。
他说：“毛主席对我们北线工作非常重视，目标是解放榆横，为边区自卫战争取得更多的回旋余地。现在，我们统战工作的重点在波罗，把那里作为策反的突破口。胡景铎这个人思想比较进步，是可以相信的，我们要继续做工作，给他提供帮助，争取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起义过来。这件事情办好了，可能影响很大，有利于我们彻底解决北线问题。”为了配合胡景铎起义，西北局任命师源为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具体策应胡景铎的工作。
1946年夏天，按照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部署，在绥德地委统战部与胡景铎之间安排了交通联络员，从绥德到波罗，双方围绕着胡景铎起义展开了频繁的秘密联络活动。1946年5月，由习仲勋介绍，经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胡景铎提议，西北局同时批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的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三、魏茂臣等同志入党。胡景铎还提出派遣党的得力干部进入保安团，协助开展起义。西北局在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四十多名军政干部，以各种不会被敌特察觉的方式进入波罗、石湾等陕北保安团驻地，由张亚雄、李振英等地下党员“合情合理”地安排到各个连队，秘密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更加紧张起来。在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边区战备情况和对北线国民党军进行统战工作情况的时候，毛泽东指示他：抓住时机，进一步加强对北线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同时集中兵力组织北线战役，用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北线问题，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胡宗南的进攻，并为边区自卫战争扩大回旋余地。
1946年7月1日，习仲勋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机关所在地召集西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抓住时机，进一步加强对北线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的指示，集中讨论了策应胡景铎起义和组织北线战役的问题。会议还做出了两项相应的决定：一是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负责北线战役的准备，支援和接应横山起义；二是派西北局统战部统战处处长范明到绥德，去波罗与胡景铎协商起义的具体计划。
范明于1946年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由师源同志陪同，到达波罗镇，直接进入了胡景铎的指挥部。胡景铎紧紧地握着范明的手，激动地说：“我与习是同窗好友，莫逆之交，早有起义的决心，今幸得世兄前来真诚会谈，真乃天助人愿，了无疑意。”次日，胡景铎和范明达成了起义十条纲领协定，并决定在国民党双十节（10月10日）举行起义。
1946年8月下旬，习仲勋与王世泰、张仲良等军事领导干部讨论了北线战役的部署问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会后，习仲勋向中共中央呈递了一份有关北线战役的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毛泽东于9月2日批示：“即照所定方针去做。”
由于天下大雨，无定河水上涨，部队不能按时到达作战位置，原定起义时间被迫推迟。1946年10月12日晚，胡景铎以保安指挥部召开会议为名，将反动分子的主要人物和军统特务全部集中软禁。13日清晨，胡景铎亲自到城外迎接范明率领的接应部队进城，随即集合波罗镇驻扎的全体官兵，正式宣布起义。与此同时，由王世泰和张仲良指挥的北线战役（又称榆横战役）打响。至16日，横山起义按预定计划完成。国民党榆林保安指挥部保安九团官兵和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十一旅，共五千余人，在胡景铎将军率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横山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和解放军联合发动了响水战役，消灭了榆林援军十个连和响水城内守军一个营，为北线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横山起义纪念碑
横山起义和北线战役胜利的直接结果是：陕北十二万人民和一大片土地获得了解放，产生了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榆横特区，使边区北线国民党军丧失了二十五个坚固据点，损失了四十多个连的兵力，从而扩大和加强了解放军的北线阵地，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粉碎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2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胡景铎和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时说：“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①
土改纠“左”
1947年11月，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各地委（绥德地委县以上）及边区一级机关干部党员大会，史称义合会议。会议的一项主要议程是传达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安排部署边区土改。随后，边区掀起了土改运动。
在领导边区土改运动中，习仲勋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一个多月内，深入实际广泛开展调研，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与边区实际相结合，将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就“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 ‘左’的情绪”“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于1月9日回电，表示同意习仲勋关于土改工作的意见，并指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① 1月20日，毛泽东将习仲勋的第二次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 ‘左’的错误，凡犯有 ‘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② 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第三次电报稿，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1948年1月20日，毛泽东给习仲勋的复电及转发各地的批示
习仲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土改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属于老解放区，以习仲勋、马文瑞为领导的土改工作组从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将黄家川村土改经验材料，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黄家川经验对全国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普遍的指导意义。3月12日，毛泽东将《陕甘宁边区绥德县老区黄家川调整土地的经验》与晋察冀区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两个典型一起，在全国推广，并亲笔批示：“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①
在习仲勋正确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顺利进行了土改工作。据统计，1948年4月，陕甘宁边区在克服了“左”的倾向后，取得了土改工作的很大胜利：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近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也正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吸收了习仲勋等人关于执行土改工作的正确意见和思路，才使《中国土地法大纲》能够在全国各解放区正确贯彻落实，土改工作全面取得胜利。
《毛泽东与习仲勋》（油画，作者张亚东，延安西北局革命旧址管理处提供）
实践证明，土地改革的胜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有了在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取得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有力地推动和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才有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胜利，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由于习仲勋等人结合实际对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纠正，引发了毛泽东对政策问题的深入思考。1948年3月1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汇报了深入进行中的工委会议情况，表示：“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又有中央许多文件发表，今后运动可能纳入正轨，各中央局的领导方式亦可能改善。”① 3月20日，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度过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②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版，第264—265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版，第270页。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