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危机与崩溃(1776—1788)
自“七年战争”[1]的灾难以来，法国人一直渴望目睹英国的傲气受挫，希望看到这个“现代迦太基”强权的瓦解。在路易十六即位的时候，事情的进展似乎很顺利，因为大不列颠与其北美13个殖民地的矛盾日益加深。法国观察家们则兴致勃勃地观望着这一切，到1776年春天，外交大臣韦尔热讷确信“英格兰蒙羞的时刻来临了，此乃天意”[2]。他劝说国王，此时介入英国和美国的冲突对法国有极大的好处。4月份，秘密补给开始运往美国，法国海军也开始行动。法英关系从此恶化，并在1778年2月法美签订同盟条约时跌入最低谷，随后则是长达5年的全面战争。当战争结束时，不列颠帝国的实力确实被削弱了，法国终于报仇雪耻，国际声望也得以恢复，但这一系列举措也将国家推到了财政亏空的边缘。
这并非不可预见，杜尔哥早就意识到前几次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他在1774年任财政总监的时候就警告过国王，厉行节俭对于恢复财政健康至关重要，否则“第一声枪响将把国家打入破产的深渊”[3]。1776年，在离职的前一个月，杜尔哥指责韦尔热讷关于介入美国事务的建议，他认为：战争的开销将使财政改革的希望彻底破灭，却不见得能真正削弱大不列颠。时间证明杜尔哥的两个判断都是正确的。但在1776年，杜尔哥手下的大臣们对他的政策和判断都失去了信心，况且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人们找到了一个自信能解开乱麻的继承者。1776年10月，内克被任命为国库总管。他并非在默默无闻中被提拔起来的，而是非常用心地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有影响、有能力、能在杜尔哥的严苛政策之外提出新思路的人。人们对他的就职寄予了厚望。内克下定决心不增税，他相信通过节俭和调整预算结构，制止私人金融家牟取暴利，国家日常收支就能实现平衡。井井有条的财政秩序能够唤起人们的信心，而民众的信心又使国王能够举债以保证非日常的开销——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战争经费。
内克几乎完全靠借债筹措了法国介入美国战争需要的钱。他在职期间没有增加任何新的直接税，债务利息被算作日常开支的一部分，他声称通过节俭和“改善措施”能够支付这笔钱。自1777年上任到1781年5月离职，依靠这套体制，内克通过举债筹到了5.2亿里弗。绝大多数国债很快就被认购一空，巴黎高等法院只在第一次发行债券的注册问题上设置过障碍。借贷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较短的还款周期和高额利率，然而内克相信真正的原因是大众对他理财能力的信心。1781年2月，由于敌对大臣和心怀不满的私人金融家的政治诽谤，内克备受困扰，他企图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行动来捍卫人们对他的信心。在获得国王批准之后，他出版了《上疏》，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公开的法国王室财政状况资产负债表。报告显示，在三年的战争和不增税的情况下，国家的正常收入比正常开支多出1000万里弗左右。《上疏》十分热销，公众对内克心悦诚服。没有人询问非正常开支是多少，而战争的花销正是算在非正常开支里的。在接下来的7年中，每当大臣抱怨财政困难，人们就会说，在内克时期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这种信任使内克在1788年得以重返原职，但在1781年，《上疏》却导致了他的下台。靠着《上疏》带来的民望，内克试图迫使国王批准他进入枢密会议，他之前因其宗教信仰而一直被排除在外。国王听从了莫勒帕和韦尔热讷的建议，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内克辞职离任。
《上疏》将内克的个人信用和国家信用等同起来，他的辞职使国家信誉受到巨大打击。其继任者儒里·德·弗勒里[4]觉得有必要增税，当然，这惹来了高等法院的反对，不过这些反对都被轻松克服了。不管怎样，新的收入使国王能拿出进一步举债所需的利息。因此，从1781年5月到1782年底，政府又筹到了近2.52亿里弗。美国独立战争总共花去了法国近10.66亿里弗，而且这笔开支并没有随着1783年和平的到来[5]而结束，1782年开征的第三轮廿一税[6]在战争结束3年之后就会停收，而1783年11月上任的新财政总监卡隆发现他也不得不继续借债。
在阔别13年后，1778年卡隆回到故乡佛兰德斯省任总督。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但落了个油滑世故、野心勃勃、趋炎附势的名声。卡隆和宫廷显贵的关系很好，并且博得了彼时的重臣韦尔热讷的信任。凡尔赛对卡隆就职持欢迎态度。与杜尔哥和内克不同的是，卡隆完全没有要在宫廷推行节俭的意思。确实，他相信为了“有价值的奢侈”而挥金如土能够增加信用度。这似乎比较有效，从1783年到1787年，卡隆借到了6.53亿里弗。但到了1785年，逐渐有人质疑这样的政策是否能够长久。同年，内克出版了《财政管理》一书，他在书中既为自己过去的做法正名，又含蓄地指责了卡隆的做法。而自从1777年以来就从未犹豫过注册国债的巴黎高等法院，却在1785年强烈反对注册新债，以致其成员被集体召至凡尔赛。国王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对自己的财政总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即便如此，此次的国债虽然条件优厚，但认购仍然非常缓慢，而且1786年的春天整个巴黎一直在谣传卡隆将被免职。尽管王后及其亲信大力支持卡隆的政敌，但有韦尔热讷为他撑腰，卡隆还是安全的。“现在看来，这个王国的财政不会向节俭发展。”1786年8月24日，目光敏锐的英国事务专员心怀嫌恶地写道：
继续购买大量奢侈品，在各种的王家场所大兴土木。靠着他的“慷慨大方”和谄媚功夫，卡隆在他最关键的时刻得以屹立不倒。但和他前任各届中最腐败堕落的人一样，完全没有意识到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和降低国家需要偿还的利息。[7]
这位专员并不知道，就在4天前，卡隆向路易十六递交了卡佩王朝有史以来最激进、最全面的改革方案。卡隆声称，在递交之前他已经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研究《财政改进计划》。毫无疑问，路易十六用了好几个月才弄明白并认可该方案。一开始，卡隆必须说服国王改革是非常必要的。1786年，这位财政总监解释道：该年将会有1.12亿的财政赤字，接近预期岁入的四分之一，可是在年底第三次廿一税就到期了，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政府每年都将承受巨大的债务负担，该负担来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法国发行的短期债券，而来年收入的一大半都已经被预支了，这笔钱又是以预期的税收收益为担保、以短期借贷的形式从金融家们那里筹措来的。这样的做法本身司空见惯，但数额之巨大却前所未有。
(卡隆总结道)进一步举税是不可能的，总是借债也不是办法，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改革也是不够的。事已至此，通常的手段已经不足以达成我们的目标。唯一有效的措施是纠正整个国家体制内的一切弊端，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使财政秩序重回正轨的唯一方法。[8]
这次改革有三个部分：首先，是一系列的国家财政和行政改革计划，目的是“确立更一致的秩序”。它们主要围绕废除现存的三个廿一税及其各种附加税而展开，另外还针对特权阶层和特权团体享有的免税权、复利以及专门供给品。“领土税”取代了这套复杂结构。它是一种针对所有土地所有者征收的永久实物税，在收获季节上缴，无人可免。此项新税将由省代表集会中的纳税人与地方总督合作征收和管理。卡隆估计新税带来的收入会比廿一税多3500万里弗，而且通过一系列其他改革措施的推动，诸如新开征印花税以及更有效地管理王室领地等，新税制将会带来更多岁入。
如果纳税者生意兴旺，政府甚至还会有更大的收益。卡隆希望通过改革计划的第二部分着眼于经济刺激。卡隆听取杜尔哥前任助理杜邦·德内穆尔的建议，采纳了因杜尔哥1776年下台而搁浅的几项重农主义政策。他提倡取消对谷物贸易的控制和国内关税壁垒，在未能将徭役折算成税金的地方推行“以税代役”。1786年9月，韦尔热讷和英国达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将有利于法国农业的发展。但这些措施和财政改革都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只能通过继续借债来争取时间，避免眼前的危机。卡隆方案的第三部分旨在树立发行新国债的信誉。卡隆还建议，在将改革计划送往高等法院注册之前，首先应该获得举国上下的一致认可，这样能提前打退批评者，并告诉债权人，他的这套使国家财政重回正轨的做法已经获得了全体国民的支持。显然，寻求这种支持的平台应该是自1771年政治危机以来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三级会议。卡隆考虑过三级会议，但他觉得其太难以预料，也太不受控制，因此放弃了这一选择。来自高等法院的抗议已经够糟糕了，而那些自视为民选代表的人所制造的阻力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之前还有另一种代议体制——显贵会议，与会者全都由国王提名，因此可以精挑细选。他们必须都是“有身份地位、值得公众信任的人，他们的认可将会极大地影响舆论”[9]。仅被选为代表这一无上的荣耀就足以使他们俯首帖耳，更何况有王国精英对该计划的公开支持，卡隆确信实施计划的贷款肯定能到位。
路易十六最终在1786年12月29日认可了改革计划。而显贵会议将于1787年1月29日在凡尔赛召开，旨在讨论国王就“减轻人民负担，恢复财政秩序以及关于各种奢侈消费的改革”等问题的看法。政府并未泄露更多的细节，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显贵会议一直拖到1787年2月22日才正式召开，因为卡隆和韦尔热讷先后患病，而且唯一毫无保留支持改革的韦尔热讷在2月13日去世了。在1月29日到2月22日这段延滞期，144名提名人有足够的时间互相接触了解，而64个外省代表则能够探知首都的政治氛围。代表中的非贵族不到10人，另外有18位教士、7位亲王，每人被指派去主持一个小组会议。36位公爵以及其他贵族和领主中的大部分人是将军、省区长官或有执政经验的人，他们之中还有自封的美国战争英雄、野心勃勃的名流拉法耶特。此外还有12位高级行政官员、38位高等法院法官、12位税区代表以及25位大城市市长。当这群显贵共聚一堂听到财政总监的提议时，显然不会像卡隆预料的那样唯命是从。卡隆对于管理政治会议毫无经验，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也不知如何驾驭它。
在他备受争议的政治生涯中，卡隆树敌无数，而这些人都列席了显贵会议。高等法院早在18世纪60年代就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和当时针对高等法院中央集权的改革关系密切。和外省高等法院法官一样，巴黎高等法院的第一任法官也是卡隆的仇人。自1783年以来，卡隆就将带头的高级教士们强行离间拆解，以此威胁教士向王室交更多的钱。但在挑选教士代表团时，他却满足于听从图卢兹主教洛梅尼·德·布里耶纳的建议。布里耶纳掌控教士议会和朗格多克的三级会议多年，办事老到，而且善于隐藏自己的执政野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在卡隆的同僚中，只有韦尔热讷对他的计划了然于胸，而其他人觉得并无义务支持卡隆。有的人想利用显贵会议扳倒卡隆，剩下的人则是内克的拥趸。尽管这位来自瑞士的“奇迹先生”本人不在显贵会议中，但自从会议开始，他就成了议论焦点。在会议上，他有很多崇拜者，当卡隆在开场演讲中提到当前国家正经历一场严重赤字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疏》。如果内克能在三年战争之后仍能做到盈余而且不加税，那为什么在三年的和平之后会有赤字和廿一税呢？卡隆的挥霍无度和大举放债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完全有理由作出以下推论：且不说他尚未拿出数据证明危机的存在，如果当前有危机，那么理当由他负责。
假使提议不是由卡隆提出的，那么它在显贵会议上将会更受欢迎。正如塔列朗所言：这份计划“毕竟是众多聪明人研究了多年的结果”[10]。其实计划的大部分内容都得以顺利通过，批评主要集中在“领土税”、外省议会和强迫教士偿还团体债务的提案上。当时的显贵们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支持最基本的纳税平等以及按纳税额度、比例来确定代表的原则，但是基于其地主身份，他们质疑将一种永久的、可变的税金完全加诸他们身上是否公平，征收实物税是否可行。此外，显贵会议的所有成员都属于本国的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认为应当确保贵族和教士在外省议会中占有相当比例，而且如果要做到具有代表性的话，这类组织的决议不应屈从于督察的否决权。最后，主教们将偿还教士债务看作大臣们攻击教会行为的延伸。教士们很清楚，假如他们支援政府的债务被还清了，那么他们长期以来的自我征税权将得不到保证。他们表示，如果没有教士大会的允许，他们无法批准这些改革。与此类似，法官们也表示不能预先决定高级法庭的意见。实际上，绝大多数显贵也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说话。拉法耶特后来给华盛顿写信说，“我们并非这个国家的代表”，“我们声明，尽管无权阻止任何事，但如果我们认为某事不合时宜，我们有权建议不做此事，除非我们知道政府开支所产生的成效以及财政计划，否则新税对于我们就是不可想象的”[11]。这确实是显贵会议召开第一周时的代表性观点。卡隆在开始时主张，既然国王已看过账目，那么大家就应该相信国王。显贵们则针锋相对地说这和征求他们的意见是两码事。最后，在3月2日，卡隆极不情愿地公开了他的估算，并同时明确指责1781年的《上疏》是虚假和具有误导性的。内克一派因此勃然大怒，而其他心怀疑虑的人则要求看到更多详细的账目以便下定决心。3月3日第一次有人公开声称显贵会议无权批准新税。如艾克斯高等法院的检察长勒布朗·德·卡斯蒂隆所言，这项权利只属于三级会议。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公众非常渴望获知显贵会议的消息，一时间流言四起，好在大量还算可靠的消息泄露了出来。小册子被四处发散，其中大部分对卡隆怀有敌意。当时众人皆知的笔杆子——放纵的米拉波伯爵指责卡隆专制蛮横、奢侈挥霍、渎职无能，甚至还涉嫌倒卖股票的罪行。这种气氛刺激着显贵们进一步要求公布详细账目，并对卡隆的计划吹毛求疵。因此，当3月12日卡隆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国王很高兴看到显贵会议取得了一致时，显贵们对他的怨愤就更深了。面对激烈的抗议，卡隆还是发表了讲话，这预示着其策略的第一次重大改变。既然在私下里未能恫吓显贵，那就利用公众关注的压力来迫使他们就范。3月18日，卡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提议将显贵会议的议程完全公开。3月31日，基于前段时间的铺陈，他发表了整个改革提案的原稿，并且还附上了一个简介(即《通告》)。《通告》是单独印刷的，在教区教士手中自由传阅，并敦促他们在布道坛上诵读，其目的显然是引导公众质疑那些批评卡隆者的动机。文中暗示，显贵们的所谓疑虑，全都是借口：
我们要付更多的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谁是“我们”？只是那些付得不够的人。他们要按照公正的比例缴纳税款，没有人会负担过多。
特权会被牺牲!是的，这是公正的需要，是当下境况的需要。难道将负担加诸无特权者的身上会更好吗？
将会出现强烈的抗议!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如果不牺牲少数个人的利益，怎么实现大众的利益呢？世上哪次改革不会招来怨言呢？[12]
但是这次针对批评卡隆者的大胆举措彻底失败了。显贵们向国王发出更加愤慨的抗议，而公众则对卡隆的呼吁无动于衷。大家将此举视为一个毫无信誉可言的政治投机家的最后一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即使是国王本人也开始感到气馁了，会议议程毫无进展，他的总监看起来也没有办法让他人信服自己的诚意和好意。廷臣、政敌和野心勃勃的人都想落井下石。路易十六为了改革坚持到了最后。4月8日早上，他将侍奉其时间最长的司法部门首长米罗梅尼尔革职，因为后者明显没有支持卡隆。但就在当天晚些时候，财政总监本人也被罢免了。国王已经表明，只有新人才能全力推进改革，而大家对卡隆下台的庆贺也预示着政治气氛会有所改善。
然而，找到接班人并非易事。米罗梅尼尔的后继者是显贵会议成员——拉穆瓦尼翁，他一直是巴黎高等法院较有能力的法官，也是司法改革的倡导者之一。这次任命受到普遍欢迎，但国家面对的问题是财政困难，一时间无法找到愿意担负前任免职总监的改革计划的人才。内克仍然是公众的首选，可是国王并不喜欢他。就在卡隆被罢免当周的周末，国王轻蔑地指示，内克的《上疏》遭到卡隆的抨击，王室不应替他说话。内克因其厚颜无耻而被逐出巴黎。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候选人是布里耶纳，他从一开始就想利用显贵会议作为自己升迁的垫脚石。国王也不喜欢他，但在将财政交给一个官僚气十足的庸才[13]打理了3周之后，他还是妥协了。国王获知王室股票正一路下跌，如果再不采取应对措施，信用度必会一落千丈，于是在5月1日任命布里耶纳为王室财政总管，信用度便立刻回升了。面对这场一错再错的改革试验，除了显贵中最有能力、最聪明也最灵活的布里耶纳，似乎没有其他人能够力挽狂澜。
布里耶纳自己也相当有信心。他认为领土税可以用现金缴纳，预先固定税额，在一定年限内征收，如果能保证教士和贵族在各省议会中占有席位，显贵们必然会心满意足。5月9日，他向会议的头面人物提交了修正方案。但在上个月官员更迭的时候，显贵会议除了检查账目什么也没干。随着过目的账目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困惑。他们没有批准卡隆计划的修正方案，首先要求毫无条件地公开国家财政状况。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要做到账目公开，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由审计员构成的常设委员会。布里耶纳并不反对这项提议，但国王认为这侵犯了他的权力，否决了此项建议。他的决定终结了显贵会议一切有建设性的行动。显贵们现在表示：他们不具备同意或者批准新税的权能。5月21日拉法耶特在会议上说：“在我看来，为了赋予国王各种必要的手段，以及确保其结果的良善，现在是我们恳请他召开一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时候了。”[14]“什么，先生？”国王的兄弟阿图瓦伯爵喊道，“你难道是说三级会议？”“是的，阁下，”这位年轻的荣誉追求者回答道，“甚至比那更好。”
这一呼吁变成了普遍的呼声。布里耶纳立刻意识到显贵会议不可能再有进展了，必须在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之前将其了结，于是，5月25日显贵会议被解散。在一场毫无争议的闭幕演讲中，布里耶纳宣布他将全力推行修正后的领土税、省级会议和卡隆原方案中的各种举措。由于已经高调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人，显贵会议也不得不随之解散。蒙托邦的市长解释道：“至少，没人能说我们投票赞成过任何税制。”[15]无论如何，显贵会议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一场只能靠革命解决的政治危机的开始。召开本次会议旨在解决一系列迄今尚未弄清的财政问题，而3个月的议程极为清晰地向全法国乃至全世界表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其结果就是使公众怀疑绝对王权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并鼓励人们反对王权的政策提案。布里耶纳把这一切看得很明白：
如果到显贵会议解散时还没有达成收支平衡(4月16日他需要向国王汇报)，那么在解散之后，就只能重回征税的老路，届时我们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召开本次会议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会上达成的意见能克服各种障碍，但若达不成意见，其效果和直接的反对无异。[16]
反对的声音已经存在，并且通过呼唤三级会议达到了顶点。在本来的策略中，卡隆认为三级会议是一项危险的举措，未将其考虑在内，但对于日后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而言，呼吁三级会议却构成了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且广受群众欢迎。显贵会议史无前例的政治场面将公共舆论推向了1771年以来的又一个高潮，而这一次的高潮再没退去。由于判断失误，卡隆向显贵施压的《通告》最终为公众舆论的发酵推波助澜。在公众眼中，他的离职使其信誉扫地，又反过来为显贵会议做了绝佳的辩护。高等法院很清楚，公众正期待他们态度坚决地对即将在高等法院注册卡隆计划的修正版表示反对。
布里耶纳内阁(他在8月份被任命为首相，该头衔自1726年以来从未被启用)也觉得改革迫在眉睫。毕竟，最初迫使卡隆制订改革方案的难题——第三次廿一税即将终止，巨额债款即将到期——仍然存在。5月上旬枢机主教的就任又使王室恢复了一点信誉，借到了一笔新债，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另外，国际环境在当年春天急转直下。荷兰共和国已经在内战边缘风雨飘摇了4年之久，因为国内自称“爱国者”的人意图剥夺奥兰治总督威廉五世的政治地位。韦尔热讷时期法国的政策一直是支持爱国者的，英国和普鲁士则正在煽动威廉五世展开猛烈的反扑。进一步支持爱国者可能意味着军事干预，也就意味着庞大的开销，因此，想办法解决预算危机的任务愈加迫在眉睫了。
6月底，政府内阁将改革计划送往高等法院注册，其中一些政策得以通过，例如谷物的自由贸易、以税代役，甚至建立省议会的法令都在巴黎高等法院轻松通过了。只有自1779年以来一直倡导吉耶纳省三级会议的波尔多高等法院在省议会权能不清的问题上持保留意见，它拒绝注册该法令，除非议会的具体权能得以厘清。但公众的目光聚焦在巴黎高等法院上，因为它具有贵族法院的地位，有不少于21位前任显贵会议成员在其中列席发言。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斗争集中在税收问题上，这是政府计划的核心所在。首先是7月2日的印花税增加，高等法院对此的基本态度非常明确，它拒绝注册，除非政府先拿出账目说明增税的必要性。国王回应道，有足够多的前任显贵是知道具体情况的，高等法院无论如何都无权干预王室财政。他下令立刻注册。但与此相悖的是，高等法院决定提出进一步的抗议，声称无权批准永久税，这项权力只属于三级会议。政府没有在这个议题上纠缠，进而要求注册领土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高等法院依然拒绝注册，虽然并非全体否决，但大多数人都采取否决的态度。7月30日，三级会议呼声再起，法官们的立场深得民心。每逢高等法院开会，就会有大量人群聚集，上流社会的沙龙几乎一致要求法官们坚守立场。巴黎的政治俱乐部和讨论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在一起阅读报刊，有时甚至会引发小册子和大字报的风潮，这些团体以每天一个的速度迅速出现。8月6日，政府决定启用御临法庭，强行注册税令。注册仪式在凡尔赛举行，避开了首都巴黎的忤逆气氛。在仪式上，政府宣布了全面缩减开支的计划，希望能够缓解强行注册带来的冲击。而全场出奇地安静，以至于路易十六的鼾声都清晰可闻。然而在第二天回到巴黎后，当高等法院在盘算如何应对时，大量人群涌入了司法厅，其声势之大，令人难忘。高等法院宣称强行注册是无效的，也是不合法的，三天之后，法官们投票决定着手处置卡隆，因为后者对公共资金管理不善。8月13日，法官们再次谴责强行注册的法令，博得了民众的阵阵欢呼。大臣们开始警觉，即便是那些怀疑过如此之快就动用御临法庭是否明智的人，也觉得国王必须马上重新掌握主动权，使沸腾的首都冷静下来，因此，他们接下来全都支持采取针对高等法院的一贯手段。8月15日，高等法院法官被放逐到特鲁瓦。
尽管高等法院的领导者们富有挑战精神，但从没有人想过和国王命令相抗衡。历史表明，类似的放逐从来都不是永久的，而且大多数是以王室方面的妥协甚至屈从告终。年长且相对犹豫的法官遵从了王室意愿，期望能给政治气氛降温。然而开始时巴黎还是出现了抗议骚乱，这主要是由因司法活动移交外省而丢掉饭碗的法官助理带头发起的。国王的兄弟到巴黎其他高级法庭强制注册税令，引来了阵阵嘘声和推搡，人们还和亲王的贴身护卫发生了冲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公开蔑视巴黎的治安管理人员，并扬言要游行示威，进军凡尔赛。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对国王、王后以及图卢兹主教[17]的谩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8]但政府依旧干劲十足，关闭了所有俱乐部，严禁书商经销未经授权批准的出版物。部队清理了司法厅，在街道上昼夜巡逻。同时，处置卡隆之事也被压了下来(尽管他已逃往了英国)，波尔多高等法院也被放逐到远离其原址的小城利布尔讷。截至9月的第一周，尽管巴黎高等法院不允许下属法庭注册或发布税令，外省高等法院对整个王室政策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政府似乎还是重新控制了一切。然而政府未能控制荷兰共和国的局势。6月底，由于奥兰治的霍亨索伦公爵夫人和爱国者之间的对峙，普鲁士下了最后通牒。9月13日，在英国的纵容之下，普鲁士军队跨过了荷兰边境，10月初他们就攻占了整个共和国。大家都认为法国会支援爱国者。阿瑟·杨9月16日写道：“在和每一个友人的政治谈话中，我们都更多地谈论荷兰事务，而非法国。”[19]但到了9月28日，当时的法国外交大臣蒙穆兰承认法国不可能干涉荷兰事务，财政危机意味着整个夏天法国都没能为之做好准备。这和韦尔热讷时期法国说一不二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又一次打击了政府威望。对国内问题的持续争论只是向人们揭示了解决问题暗淡的前景。
拉穆瓦尼翁志在深入改革法国的法律体制，他准备像当年的莫普一样，大举镇压高等法院的抵抗，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布里耶纳想要和特鲁瓦的流放者们谈判，他感到很多法官受到了首都激进政治氛围的裹挟，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种气氛是不理智的。另外，在9月中旬布里耶纳拿出了一个新方案。自从王室的头号批评者——显贵会议将公开账目和厉行节俭作为批准新税的前提条件以来，他就一直在酝酿这套方案。现在，布里耶纳试图在一个五年计划中做到显贵会议的这两点要求，该计划预计在1792年恢复财政秩序。他表示既不征收印花税，也不收领土税，只要延长现存的两个廿一税，并能更加公平地征收，那么这项计划就能成功。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是终止放逐高等法院，撤回两项新税的注册，延长旧税期限。大部分法官都被说服了，于是，9月20日放逐被取消，高等法院即刻进入了正常的秋季休庭期。在11月重新召集之时，高等法院会收到一份新的国债法令，用于保证政府顺利度过五年的财政紧缩期。
公众对此既怀疑，又厌恶。尽管高等法院在注册廿一税延期的同时再次声明，只有三级会议能够批准新税，但这次注册在事实上背弃了该原则。曾经团结起来支持被放逐同僚的外省高等法院也觉得受到了背叛，特别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们仍在放逐之中。巴黎的法官助理在焚烧卡隆塑像的地方燃放烟花，生起篝火，庆祝了三天三夜。但是各种小册子并没有这些阿谀奉承，其对政府的敌意丝毫不减。
阿瑟·杨10月13日在巴黎写道：
似乎每个人都觉得大主教无法解除国家当前负担。有人觉得他不想这么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没有能力；有人觉得他只顾一己私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财政秩序过于紊乱，任何体制都无力回天，现在就缺一个王国的全国议会，但如果下一届政府不进行一场革命，这样的议会是不可能召开的。[20]
不管怎样，布里耶纳的乐观心态似乎很难动摇，即便是三级会议的想法也没办法给他敲响警钟。确实，他在五年计划中消解了这个问题。他设想，到了1792年，该计划的成功会极大地提升政府实力，届时召开三级会议只会是为了庆祝财政复苏。尽管计划尚未付诸实践，但现在就承诺这一点，能促使高等法院大开绿灯，保证借债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大主教布里耶纳仍想尽量保证万无一失。在将国债交给高等法院注册之前，他仔细地确证了高等法院中的大部分人对其会持欢迎态度，为了赋予高等法院注册更高的权威，他决定要让国王亲临现场，组织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这不同于一般的御临法庭，因为在场者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在这种场合下达成的一致意见会具备显贵会议般的意义。这场会议于11月19日召开，有大量的贵族出席。会议以一条酝酿已久的法令开始，该法令给予了法国新教徒公民权利，目的在于创造和谐的氛围。因为奥兰治地区的报复行为，荷兰新教难民大量流入法国北部，为这条法令创造了极佳的宣传时机。但这次集会的真正目的是确保政府在1788—1792年之间筹集不少于4.2亿里弗的资金，借款将逐年递减，从第一年的1.2亿里弗到第五年的0.6亿里弗。这些资金将用于偿还将在五年内到期的短期国债，减少财政预支。同样会在未来五年施行的还有厉行节俭计划，包括王室家族消费、军队和财政官吏的理性化改革。布里耶纳表示他是在恢复曾被卡隆抛弃的泰雷、杜尔哥和内克的政策，抹杀私人金融家在预算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将整个操作集中到单一的、官僚化的王室财政体系之中。高等法院的成员们花了8小时15分钟来阐述他们的意见，即使是公认的法官中较年轻的激进派领袖杜瓦尔·德普雷梅尼也支持举债。尽管他要求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而其他人更倾向于在1788年召开。有人反对举债，但似乎绝大多数人持赞成态度。可是这一共识还是没能成为现实。在会议的最后，国王重申将于1792年召开三级会议，并以御临法庭的方式宣布通过了国债注册。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老一辈王室家族成员的领袖、继承了悠久的反抗传统的奥尔良公爵突然起身抗议，认为此乃非法之举。就在这个国家最和睦的一刻，国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不在乎……”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要看你了……是的……这是合法的，因为这是我的意愿。”
在一个如此担忧专制主义的威胁与罪恶的国家里，这个回答糟糕透顶。人们认为，就是在这个朝令夕改的政府才会出现诸如卡隆渎职的恶果，只有三级会议才是解决之道。因此，国王的话把政府本已在握的胜券变成了一场灾难。国债通过了注册，但是当国王(在沉默人群的注视中)离开后，高等法院继续辩论了3个半小时，奥尔良公爵也参与其中，他正式和本次注册划清了界限。翌日，一道密札颁下，奥尔良公爵和另外两个反对派代表——弗雷度和萨巴蒂埃都被流放到了乡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贵族不能到高等法院履职。宫廷和高等法院之间已经公然交火。国王宣布19日在他离开之后的会议议程无效。法官们要求取消放逐，却被搁置一边。与此相应的，法官们以搪塞注册新教法令作为回应。之前御前会议没有讨论该法令，一直等到1788年1月29日，该法令才得以通过。而此时高等法院已经想出了对付专制主义的新策略。1788年1月4日，他们宣布所有的密札均为非法，有悖于公意和自然法。国王亲自抨击了这些注册员，但3月13日他的抨击本身又遭到了抗议。外省高等法院也加入了声援行列，仍流放于利布尔讷的波尔多高等法院也强烈控诉密札，并拒绝处理任何事务或注册任何法令。其他高等法院则推迟注册延长廿一税的法令，有些干脆拒绝注册，有些法院发出了诤谏书，而所有法院都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此外，虽然除了波尔多，所有高等法院都已通过了省议会的注册，但不少法院都追随加斯科尼法院，表达了对省三级会议的偏好，因为它的选民覆盖面更广、权力更大。去年夏天之后，省议会的运作情况加深了人们的疑虑，因为议会议员多是提名产生，而没有进行选举。其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延长廿一税，而拒绝妥协的人都须进行严格的资产评估，以示惩戒。这些都说明了波尔多高等法院的疑惧，而其他高等法院虽然是半信半疑，也认为这不无道理。毫无疑问，在每个抗议者心目中，只有三级会议才能使地区有能力和政府讨价还价。
11月19日，注册的借债获得了成功，更助长了这种观念。第一波债券很快被抢购一空，主要是因为还款周期相当短。此次政府有了偿还债务的信心，便开始一门心思处理高等法院问题。有谣言称，自1月份起，政府就在酝酿一场比1771年还要彻底的全面改革。到了4月，谣言已经传播到最偏远的省区，所有人都信以为真。因此，整个4月，巴黎高等法院都在毫不含糊地强调自身的宪政地位以及它为之饱受折磨的正义事业是不容置疑的。4月13日，高等法院递上了谏诤书，指出去年11月的御前会议操作不当，29日又开始禁止纳税人为廿一税呈交新的资产评估表，30日投票决定对国王就13日谏诤作出的回应再次抗议。国王当时的回应是一套老论调，他指责法院的刚愎自用使王国陷于一种法官贵族制。高等法院则反驳道，他们对三级会议的长期呼吁足以反驳国王的指责：“不，陛下，法国并没有贵族制，但也没有专制主义，有的只是宪政。”然后他们开始列举宪政担保的各种权利：
王位继承人是由法律任命的，国民有其权利，贵族亦然。不可革去法官职务。各省有其风俗以及与政府的协议。每个臣民皆有其天然判断力，每个公民皆有其财产，如果他贫困潦倒，至少还享有自由。在此，我们斗胆发问：这些权利中的哪一条，这些法律中的哪一款，能够和大臣们以国王陛下名义下达的旨意抗衡？[21]
这些抗议于5月4日被呈交，前一天在德普雷梅尼的倡议下，高等法院公布了一项严正声明，提出了它眼中的王国根本法，这包括：“通过定期召开且有定制的三级会议，国民得以拥有自由批准财政津贴的权利”、高等法院享有注册新法律的权利、所有法国臣民拥有免于因莫须有罪名而被非法逮捕的权利。由此，法院成员勠力同心，对抗所有试图对其不利的措施。即便是在1771年，如此激进的语调也是闻所未闻。5月4日国王下令逮捕声明的发起人古瓦拉·德·蒙萨贝和德普雷梅尼。此二人在高等法院找到庇护，后者投票决定法院将一直开庭到危机解除。5月5—6日夜间，法院拒绝将两人交给前来执行逮捕任务的军官，双方僵持了11个小时。法官们喊道：“逮捕我们所有人吧!”直到第二天早晨，当武装部队包围司法厅的时候，古瓦拉和德普雷梅尼才出来自首。不安的人们再次拥堵在高等法院的门口，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被押往南边的国家监狱。由此可见，凡尔赛蓄谋对付高等法院已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5月8日，法官们被召集到凡尔赛，出席御临法庭。
这次宣布的司法改革成为法国王朝试图保持“绝对性”的最后一次尝试。高等法院一直利用注册权和谏诤权阻碍政策实施，改革意在一劳永逸地解除其权力，这些权力现在被移交给了全权法庭，该法庭由一群选拔出来的名人组成，有点像显贵会议。高等法院被降级为单纯的上诉法庭。与此同时，47个低级法庭被升为“大法庭”，高等法院的司法权也随之被削弱。权能的削弱必然导致法官人员的冗余，因此大量职务遭到废止。然而，就像前年11月19日一样，在极具争议的政策之前，会有一项意在赢得民心的政策打头阵。这次是一系列的改革，旨在消除滥用和误用刑法问题。自1785年以来，由于几起特别的司法误判，此类问题异常突出。此外，政府还承诺了进一步的改革。而在这之前的几天，经过高调宣传，政府发布了新的《上疏》，旨在告知公众财政改革一切顺利。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很清楚，他们的政策若要成功，必须赢得民意。
一时间，他们似乎十分成功。巴黎似乎被改革搞蒙了，就像英国大使在汇报中提到的：巴黎保持着“彻底的安静”[22]。在国王兄弟的管辖下，巴黎高等法院以及首都其他高级法庭即刻休庭，等待进一步通知。在外省，5月8日总督们也靠着军事委员会执行了相同的法律，其中包括很多自去年以来没有通过注册的法律，军队的在场则保证了秩序。但几天过后，再次出现了小声的抗议，到了6月初，它已经变成了全国上下震耳欲聋的咆哮。
在巴黎，低级法庭迫于压力不得不注册新法律。律师界则投票表示，拒绝与新的司法架构合作。数月前由拉穆瓦尼翁成立并建议进行刑法改革的委员会此时也集体辞职了。外省所有的高等法院都无视休庭命令，继续集会，作出挑战中央的决议。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放逐于5月8日结束，当地组织起盛大的群众游行和烟火表演，人们张灯结彩，迎接从利布尔讷归来的法官。其他高等法院重新开始呼唤三级会议，在图卢兹、贝桑松、第戎、梅斯、鲁昂等地，必须靠大举颁发密札将高等法院法官流放出城，当地才能消停下来。6月7日，多菲内省的军事长官到格勒诺布尔试图执行同样的命令，造成了4死40伤的民众暴动，军队遭到来自屋顶的投击，因此这一天被称为“抛瓦日”。6月29日，愤怒的波城群众推开了高等法院的大门，让法官们重新归位。在雷恩，当局不敌由法官助理、学生和议长们组成的民众，对城内街道失去控制，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7月9日，这些民众将总督赶出了城。这位总督抱怨自己蒙受奇耻大辱，全是地方指挥官的失误。他向布里耶纳抗议道：“我从未抱怨过我们军力不足。我们最需要的是有魄力的命令。”[23]然而，不单是布列塔尼司令官，其他的指挥官也不愿意下令朝民众开枪。谣言蔓延全国，军官们开始公开对政府表示敌意。毕竟，布里耶纳的改革和节俭政策没有惠及军方，不少王牌部队要么被撤销，要么被遣散，军旅之途由此中断。最后，没有军官违抗任何有决断性的命令。但在很多地方，平民贵族组织起未经批准的议会，通过决议支持高等法院，呼吁召开省级和全国三级会议。骚动的布列塔尼贵族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凡尔赛，宣布国王的大臣们是罪犯。代表们在半路上就被逮捕了，关进了巴士底狱。这次的贵族反叛使路易十六龙颜大怒，但参加反叛的不仅仅是贵族，布里耶纳自己所属的教士等级也加入了反对行列。教士代表们在5月上旬召开会议，商讨自显贵会议以来悬而未决的教会问题，最后他们决定提供所谓“无条件馈赠”，向国王呈上请愿书，要求即刻召开三级会议，并且以后也须定期召开。吵闹的局面尚未平息，司法方面的改革却又陷入停滞，因为大多数低级法庭拒绝承认新制度。多年来被高等法院呼来唤去的少数低级法庭即将升为大法庭，认为可以伺机报仇雪恨，于是暂时保持顺从。但大多数法庭即使受到这一方针的吸引，也觉得冒犯上司可能得不偿失，因为高等法院完全有可能像1774年那样凯旋。
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觉得只要有足够的魄力，就能挺过这场风雨，在1771年的莫普时代这招极为有效。这位大臣已被放逐了14年，人们对他还记忆犹新，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像幽灵一般萦绕着当前的危机，挥之不去。莫普在1771年的诀窍之一便是分化反对阵营，这似乎也是布里耶纳的下一步棋。7月5日他宣称国王欢迎人们讨论未来三级会议的组成形式，其表面目的是要以最优方式来确立国家的政治团体，暗地里却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司法改革的注意力，分化出新的意见派别，在王国中的不同利益集团和等级之间播撒不和的种子，甚至催生出使会议更易于控制的新主意。他最终向公众保证，尽管最近权能部门有些调整，三级会议还是会如期举行。各省的市镇官员开始梳理会议先例，但在5—9月之间，有534种小册子集中在外省出版，这些充满敌意的小册子依旧大量发行，丝毫不受影响。直到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下台，公众的目光才真正转向了三级会议的改革问题。
二人下台的原因，正是18个月以来前赴后继的每任大臣用尽手段想要避免的事情——破产。尽管在5月的政变中专制主义猛然出击，让人们回想起当年莫普改革带来的部分破产，市场也随之发生波动，但由于1787年11月筹到了贷款，政府的经济基础还算稳固。1788年公布的预算中有一个瑕疵：政府尚有2.4亿的债务需要从来年收入中预支，以弥补当年的收支平衡。多月的改革以及政策的不稳定导致了财政混乱和债台高筑，布里耶纳在他胸有成竹的《上疏》中并没有提及这些问题。如果5、6月那种抗议政府的风潮持续下去，那么政府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预期的税收也可能无法兑现，而7月13日发生的事情使税收达到预期值的可能化为乌有。一场巨大的冰雹使巴黎盆地的收成锐减。这场天灾以及全国各地普遍的恶劣天气，意味着农民们难以缴齐1789年的税金。因此，即便是在那些通常会借钱给政府的金融家眼里，以税收担保的预借款也毫无吸引力。而且，既然布里耶纳明确想要恢复泰雷、杜尔哥和内克的政策，并逐步取消私人金融家的传统角色，那么他们自然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帮助他了。不幸的打击在8月初发生了，布里耶纳被告知国库已空，而且预借款也再难筹措。为了恢复国家信誉，他决定孤注一掷。8月8日，他宣布召开特别会议，将三级会议的时间定在1789年5月1日，然而，这一次市场毫无反应。与此相应的，8月16日国库停止了支付，债主被迫接受附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是一种变相的强制贷款。一直令人忧心忡忡的破产终于发生了，政府公债直线下滑，整个市场顿时陷入恐慌，在最重要的银行发生了挤兑现象。布里耶纳黔驴技穷了，现在只有一个人享有足够的信誉、声望和看似无瑕的公众记录，能使国家恢复稳定，他就是内克。布里耶纳作为首辅大臣的最后一招，就是说服犹豫不定的国王召回这位人民偶像。王室花了一周时间，死乞白赖地讨价还价，终于，内克在8月24日同意为国王服务，第二天，布里耶纳宣布辞职。
布里耶纳的政策是拯救旧制度的最后努力，他失败了，全部计划和他本人一起消失了。拉穆瓦尼翁也是一样。内克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他只将自己看成一个临时看守者。因此，王朝的破产不仅仅是财政上的，还是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它的崩溃是全方位的，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1] 七年战争发生在1756—1763年，这场战争由欧洲列强之间的对抗所驱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贸易与殖民地上相互竞争。同时，普鲁士——这个日益崛起的强国与奥地利正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争夺霸权。——编者注
[2] Orville T. Murphy, Charles Gravier, Comte de Vergennes, Albany, 1982, p. 235.
[3] D. Dakin, Turgot and the Ancient Régime in France, London, 1939, p. 131.
[4] 儒里·德·弗勒里(Joly de Fleury， 1718—1802)，莫赫巴任命的财政总监，1781年5月就任，1783年3月离任。——译者注
[5] 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译者注
[6] 1749年法国政府确立的税收项目，征收地产收入的5%税金。国家曾在1749年和1756年征收过两次廿一税，于1782年开征第三次廿一税。——译者注
[7] O. Browning, Despatches from Paris 1784-1790, Volume 2, London, 1909-1910, i. p. 134.
[8] 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1988, p. 51.
[9] 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1988, p. 97.
[10] 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1988, p. 98.
[11] L. Gottschalk, The Letters of Lafayette to Washington 1777-1799, Philadelphia, 1976, p. 322.
[12] Avertissement, in Calonne, De l’ état de la France, présent et à venir, London, 1790, p. 439.
[13] 此人是卡隆的合作者富尔科(Fourqueux)。——译者注
[14] J.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7-1788, Paris, 1962, p. 59.
[15] J.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7-1788, Paris, 1962, p. 60.
[16] Journal de l’ Assemblée des Notables de 1787, ed. P. Chevallier, Paris, 1960, p. 79.
[17] 即布里耶纳。——译者注
[18] H. Swinburne, The Courts of Europe at the Close of the Last Century, Volume 2, London, 1895, ii. p. 22.
[19] Travels, p. 75.
[20] Travels, p. 80.
[21] Edited by J. Flammermont, Les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Volume 3, Paris, 1888-1908, iii, pp. 738-739.
[22]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p. 44.
[23] A. F. Bertrand de Molleville, Private Memoirs Relative to the Last Years of Lewis the Sixteenth,Late King of France, Vol. 3, London, 1797, i.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