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南水乡文化

在江南，河的概念和北方不同，江南的河都用“运河”canal一词，而非“河流”river，即都是人工开凿的。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伍子胥开胥溪、夫差开凿邗沟与江南运河。伍子胥在造苏州城时曾用过八个字，“象天法地，相土尝水”而后立水陆八门，造大城。这种尊重自然、利用良好生态的态度和实践形成了江南水乡环境。在江南，水产、灌溉、水上运输，形成了一套自我调节的水生态系统；市河、水埠、拱桥、建筑、园林等水乡景观及市井生活造就了水乡文化。

（一）水神崇拜文化

中国凡是江河湖泊、水利工程都有供奉的水神。江南的水神崇拜有：大禹、张渤、龙王。大禹是官方的祀典，多由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主祭，张渤是官民共同祭祀的水神，龙王在宋以后已经演化为民间百姓的节日。下面介绍江南水乡主要的水神崇拜，大禹和张渤。

（1）大禹陵。关于大禹的传说，《史记》《越绝书》等古籍书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说大禹治水成功，得到人民的拥戴，舜就把帝位“禅让”给他。禹接天子位，国号夏。任间，他四出巡守，到晚年出行会稽时病死了，葬在会稽石帆山的北坡，即现在禹陵的地方。禹会诸侯于会稽，以及死葬会稽的故事虽然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但不是没有一点依据的。

本世纪初始，绍兴市政府每年举行公祭大禹典礼，以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治水先贤。在太湖周边江南水乡，民间祭祀大禹的程度远远不及张渤，可能与张渤出生在江南太湖边，其治水发生地也在江南有关。

（2）张渤庙（祠山庙）。张渤是江南地区民间有影响力的水神。据《说郛》记载，张渤是东汉吴兴郡乌程人，始于吴兴郡长兴县太湖以南发迹，渤化身猪形役阴兵，疏导河流，并兴行洪灌溉之利。后为夫人觇破，变形未及，因羞愧而耻之，其工遂辍，河渎之功遂息。后张渤遁于广德县城西北五里横山修炼得道，治水江南，誉“禹后第一人”。张渤死后葬于横山。后横山建张公祠（又名祠山庙），其夫人至县亦化为仙，时人立“娘娘庙”，与张公祠遥相呼应，长相厮守。

张渤奉为水神，与上自皇帝、下自黎民的推动有关。《历代神仙通鉴》记唐天宝七年（748年），长安及江淮大旱，唐玄宗李隆基立坛设张渤神位祈雨而得应，遂封张渤为“水部员外郎”。明朝朱元璋因战争与横山结下不解之缘，曾两次驻跸祠山，得梦知他贵为天子，必得天下。登基后，两次派钦差朝觐祠山，拨款对祠山庙修复扩建。在南京鸡鸣山建广惠祠山王庙，遂为各地效仿，特别是苏南、皖南、太湖周边各州县建起许多祠山庙供人们祭祀张渤。

二月初八，张渤的生日这一天成为民间节日。人们为纪念这位治水英雄，来自苏南、皖南、浙北的数十万百姓聚集祠山，簇拥着祠山爷神像绕广德城游街，到东门娘娘庙与娘娘一年一度会合，跳起“跳五猖”（指跟随张渤治水的五员战神）舞蹈，再沿途接受祭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跳五猖”的祭祀活动仍在江南民间流传。但现在，唯独苏皖交界的分属江苏高淳县、安徽郎溪县的两个定埠镇（隔胥溪河相望）保留下来了。现在，每年二月初八，“跳五猖”舞蹈成为定埠镇独具地方特色和水乡气息的亮点。

（二）水乡建筑文化

水乡市镇内部，水街相依，水巷相邻，是整个空间系统的骨架。众多的建筑刻意亲水，沿河的房屋挤挤挨挨，每隔一段总有一条水弄，穿过水弄，就有一个河埠，那些不临河的商家，装货卸物全仗就近水弄这个平台。有的住宅内部也有水巷，当地民谚云：“轿从门前进，船从家中过。”

江南水乡最常见的是“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融商业、居住、生产为一体的建筑形式，街面沿河的店铺，为了吸引行人逗留，纷纷架起了廊棚，形成一道道长廊。考究一点的，在河一侧做上一排“美人靠”中间再搭建几处亭廊。美人靠上，三三两两的行人闲坐歇脚，亭廊中，老人们围坐喝茶聊天，真是惬意。廊棚，造型轻巧简洁，轮廓柔和美观，水乡凭此增添了几许古韵雅意，体现了人与水和谐的关系。

（三）水乡园林文化

水乡市镇方便的生活条件，幽雅的居住环境，自古以来就成为官宦隐退、富贾置产、文人雅居的首选之地。历史上许多官员、学者、诗人仰慕水乡恬静的居住环境而寓居下来，在此安度晚年。

人是自然之子，总离不开山水草木，阳光空气。比如游山玩水很累人，那就把自然搬到家里来，于是就有了江南水乡园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江南水乡是最好不过的隐居之地。这些隐居者由两个特点，一是有钱，二是有文化，从官场带来的种种文化，使得江南文化不闭塞不排外，众采百家之长。因此，江南水乡园林门类齐全，样样精细，家具、陈设、雕刻、古玩、字画都是艺术作品。

江南水乡园林的建造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园林主人先造了一山一水，一亭一轩，请自己的朋友（文人雅士）来饮酒赋诗，题写匾额、楹联，提提意见。主人采众家之言进行一番调整。于是乎，江南水乡园林在平地上造出了山林沟壑，曲桥流水，将大自然浓缩于小小的园林之中，尽管是假山假水，却真实而自然，住宅里融入了园林。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的集中表现，世界上独一无二。

（四）圩田水利文化

长江流域历史上的三次水利大开发［都江堰水利枢纽的兴建、江南水乡圩田水利开发、两湖（湖南、湖北）圩垸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稻作农业的发展，江南水乡圩田水利开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自汉至隋、唐两次大统一之间，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00余年以分裂为主的历史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水利技术，既把水乡圩田治水与造田融为一体，又把水利中的蓄水、引水和排水结合起来，把一块沉睡千年的土地唤醒，将它创造成一个人间天堂。杨万里的诗反映了当时水乡圩区兴旺的景象：“圩田岁岁续逢秋，圩户家家不识愁。夹路垂杨一千里，风流国是太平洲。”

江南水乡圩田体系把浚河、筑堤、建闸等水利工程措施统一于圩田建设过程中，是农田水利发展的一种新形式。

（1）根据水网及可耕土地情况进行规划、设计。低田区以筑堤作圩、防洪排水为主；高田区则以浚深塘浦、引水灌溉为主；高田区与低田区的塘浦既相互贯通，又高低分治，其交界处设堰闸控制。雨多时控制高地的径流，以减轻低区洪涝压力；遇旱时则导引圩外江水，以供高田灌溉。

（2）注重施工质量。注重圩堤基础施工，分层夯实后，要求达到“锥子不入”。取土方法一般是深挖塘浦与高筑圩岸相结合。

（3）水车的使用。圩田外水水位高于圩内水位，干旱时又可能低于圩内地面，因此，不能自流排灌。水车则应运而生，自唐代水车推广应用以后，水车就成为圩田最重要的提排、提灌的工具。圩内设置的水车往往多得惊人。

江南水乡圩田建设是低洼区农业开发的最佳方式。圩田作为水利工程和耕地的综合体，它既宏大，又细小；既具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又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既可以由政府组织大规模开发，又适合百姓小型经营。历史上对于圩田建设、管理的丰富经验，有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成为圩田独特的水文化内容。但是，水乡圩田建设引发肆意围湖造田，导致洪涝灾害频发。太湖圩田开发所产生的效益，促进了人口的大发展，人口的大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圩田的开发，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水乡圩田建设的过程中，一些豪门巨室从强占濒湖滩地、发展到围垦江湖水道，河流泄洪不畅，水灾频发。据记载，宋元两代，浙东平原有18个湖泊在围垦中消失，其中面积约206平方千米的绍兴鉴湖，于南宋时期被围垦。据统计，北宋147年中，太湖地区共发生较大水灾32次，远远超过吴越时21年1次的频率。

（五）桑基鱼塘文化

农业专家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生态农业模式“桑基鱼塘”起源于中国江南地区太湖周边。唐宋以来，江南太湖周边人民在低洼的地方，把土地挖深为塘，将泥土复于四周抬高地面成基。这样，既可减轻水患，又可收到地尽其用、有利生产的效果。结果便形成了四分水（鱼塘面积）和六分基（塘基面积）的基、塘生产模式。塘里养鱼，塘泥肥基，基上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的良性循环，同时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前一环的废物成为后一环的营养（如蚕沙饲鱼），减少了环境污染。

“桑基鱼塘”的生产模式一直到20世纪80 年代初，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后才逐渐消失。桑农不再从事种桑养蚕业，而从事收入更高的其他行业，如进工厂、做生意等。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大面积环境污染，使江南桑基鱼塘几乎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