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75·8”的悲悯情思

王　艳

我对“75·8”事件的了解很长时间只是停留在文字和数字上,只知道那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淮河流域的一次洪水灾难。第一次与“75·8”事件的近距离接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75·8”事件中溃坝的石漫滩水库正在复建中,我第一次见到了水毁前的土坝遗址。此次“走读淮河”带我又一次来到石漫滩水库,让我真切理解了我国唯一一座水毁大坝遗址和复建大坝并存的含义。眼前的纪念碑将日历永久地定格在1975年8月8日那一天,那是数十座水库垮坝的纪念日,如同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遗址那个醒目的时钟指针永远定格在14点28分,同是两座并不起眼的小建筑,却让人震惊和警醒。

最近一段时间,对“75·8”事件渐行渐近的了解欲望似乎强化于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我从这部电影想到了汶川大地震,由汶川想到了唐山,唐山大地震唤起了我孩提时代的一些记忆。那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年龄,依稀记得家乡在那一年夏秋之季来了许多避难的人,听大人们说他们老家唐山有了大地震。可在那之前一年发生的“75·8”事件我却没有丝毫记忆,周围的人都没有提及。

在某一个易让人消沉的黄昏,一九四二、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75·8”事件拥挤着钻进我的脑海。于是,我的思维开始游弋于20世纪的虚幻世界,寻求虚拟中的真实场景,似乎一个景象越来越清晰,那就是那次灾难(原谅我用“灾难”两个字来定义那次事件)似乎在尘封的记忆中挣脱着要向现代人们诉说什么,告诉我们那曾经是何样一段时日。

关于那场灾难,我们能了解和记住些什么?

特殊的事件总是给人留下深刻记忆。那一年夏季的暴雨毫无征兆地突然到来。8月之前的几个月,河南南部旱象显露,各地在紧张地抗旱保苗。谁知,表象的背后就是那场令人难忘的灾难,旱涝急转已无法形容那年气候的突变。那场大洪水中,创造了多少警人记录?

那场雨有多大?——气象专家统计的数字显示,1975年8月5日起,接连3天暴雨如注。最大的暴雨中心为河南泌阳林庄,8月7日一天降雨量达1005.4毫米,其中6小时降雨量为830.1毫米,最大24小时降雨量为1060毫米,那3天的降雨量为1606.1毫米,是当地正常年份两年的降雨量(当地年平均降雨量为800毫米)超过了世界纪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无论是1小时、3小时、6小时、12小时的暴雨量,还是1天、3天的暴雨量,那一年都创造了大陆气象站的最高纪录。当时最大的两个暴雨中心,正好位于溃坝的板桥、石漫滩水库上游。

那场灾难中有多少水库闸坝崩溃?——那次灾难中,洪汝河流域共有2座大型水库(板桥、石漫滩)、2座中型水库(竹沟、田岗)和58座小型水库失事。

那次突来的洪魔夺走了多少生命?——至今,这个数字似乎仍是一个谜。

由钱正英作序、河南省水利厅编著的《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一书给出的数据是:受灾人口1015.5万人,死亡2.6万人;板桥水库重新修建碑文中刻有“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内容;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记录,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2.6万人。可是,这个版本的数据似乎一直被公众质疑和诟病。

其他的数据从不足万人到24万人不等: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等披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有10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10万人。让人触目惊心的是,2005年美国电视Discovery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10 top technological catastrophe in the world”)专题片认为,溃坝造成的直接死亡,加上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共计24万多人。且不去考证各方数据究竟来自何处,也许那个特殊的年代无法在灾后作出精确的调查和准确的统计,只那一个个数字就足以让人震惊和悲凉。

还有多少数字在刺痛我们的眼?——板桥水库漫溢垮坝的一瞬间,6亿多立方洪水,五丈多高的洪峰咆哮而下。“河南省的驻马店、许昌、周口、南阳和舞阳工区5个地区的30个市县受灾……受灾面积1780.3万亩,倒塌房屋524.8万间,冲毁京广铁路102公里,中断交通16天,影响南北正常行车46天,河道堤防漫决810多公里,决口2100余处(长348公里),失事水库62座,水利工程损坏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特别是板桥、石漫滩水库溃坝洪水经过的地方遭到了毁灭性的灾害,不少村庄荡然无存。”——这是2005年,在这场灾难被遗忘30年之际,河南省水利厅编著的《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一书给出的数字。一位幸存者回忆:洪水涛涛,四处窜流,东西长200公里,南北宽130公里,深1~4米,致使沙河、颍河、洪河中下游平原区积水面积达12000平方公里,波涛汹涌,时间长达3~15天,最长的达21天。当这些平常的阿拉伯数字组合到一起,被用来印证一场水灾,还会有人无动于衷么?

假如,当时不是这样,历史或许不会这么沉重?

那个特殊的年代或许注定会发生一些原本平常但却演绎成特殊的事情。“75·8”事件和其后接蹱而至的唐山大地震,相信在很多人记忆中都是一场不愿回忆的痛苦。没有战争和瘟疫,没有血腥和硝烟,却是华夏儿女永久的噩梦。所不同的是,有很多人认为“75·8”事件不仅是天灾,而且更多地源于人祸。

我追寻了一些历史的痕迹,顽强地遐想着,如果当时不是那样,历史的脚步肯定不会这么沉重:

两座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建成的大型水库是淮河人民的骄傲和自豪。那个暴雨倾盆的时刻,板桥水库水位直逼坝顶,石漫滩水库洪水暴涨,几辈子没见过这么来势凶猛的如注大雨,人们只盼着老天爷快快息怒,谁也不曾怀疑过它们会溃决,板桥水库大坝是一座质量优良的土坝,号称铁壳坝。可是,没料到的事情偏偏发生了。

当板桥水库水位迅速上升已接近最高蓄水位时,水库管理局电话总机室坍塌,通讯线路中断,管理局与上游各雨量站全部失去联系,公路交通也中断,脆弱的管理设施和交通通讯设备不堪一击。面对文字,我一直只有靠想象去猜测那时的设施有多简陋,至今没有清晰的概念。

在情景十分危急时,当地革委会负责人慌忙中想组织防汛时,没有麻袋和草袋、没有炸药、没有铅丝、没有木材、没有防汛石料……防汛仓库里只有几根木棍和几只木柄手榴弹。1975年的驻马店,深陷在“文革”的浩劫之中,山头林立,各派力量忙于内斗,防汛事务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据事后调查,暴雨前的3号台风在中央气象台的雷达里消失,但当时的河南省气象局却因种种原因未开启雷达,而南阳气象局虽然监测到了台风的动向,却由于没有传输设备,台风预警信息不能及时发布。那时,我国正处于“文革”后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好像一切都是混乱的。

防汛指挥又是怎样的状况?无法听到天气预报,没有人对突来大水指示该如何处理,技术人员也不知该向谁请示,没有人向上级及时报告随时发生的险情,下游数百万百姓也对即将到来的险情一无所知,没有采取任何撤离和转移措施……

一切一切,怎一个乱字了得。乱象堆积到最后,有什么能承受排山倒海的重压?终于,板桥“铁壳坝”在8日凌晨1时崩溃,6亿立方米的库水令人惊恐地滚滚下泄,随后,石漫滩水库也坍塌了。水,狂奔着;人,崩溃了;生命,绝望了。

如果说面对干旱千里和暴雨如注的天灾我们只能无助兴叹,可在那次灾难中,3天暴雨后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已不能完全归罪于老天爷的无理与暴虐了。于是,现在有很多人在反思,那场灾难究竟该归罪于天灾还是人祸?我不忍心在众多诘问中再去添一分发难,只是不止一次地遐想:假如,那时防汛准备能像现在这样充分,防汛指挥能运筹帷幄,百姓能及时安全转移,历史肯定会改写。现在,我只想用假设当做寄托和逃避的借口。

自豪还是反思:关于水库闸坝爱与哀愁的交织

作为一名治淮人,我更多地体会到的还是自豪与骄傲。在1950年10月那个伟大的号召发出后,治淮人经历了引以为自豪的60多年历史。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治淮大潮中,“75·8”事件溃坝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就是建国初期的治淮成果。可当与那次灾难联系在一起时,我不明白我们到底该自豪还是反思,两种感觉纠缠在一起。

建设时的先天不足似乎已埋下灾难的隐患。有人说,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垮坝原因是洪水设计标准太低。由于缺乏经验和技术水文资料,建国初期我国的大坝工程师们主要是按照规范、教科书和参考外国类似工程做设计,往往采取外推、内插、估算、假定等方法来确定设计洪水,大坝建成后的监视、维护、运行维修和出现险情时的应急措施,都不是重点,而且设计者和建设者们都对土坝不能抗御漫坝洪水这一特点认识不足。据已故的原河南省水利专家陈惺介绍,当时记载的最高洪水水位117.94米,坝高却只有116.3米。溃坝时,洪水水位不仅超过坝顶1.6米,而且超过了防浪墙0.3米。水流漫过坝顶,强力冲刷着土坝下游的沙土,很快形成了垮坝。

堵与疏的博弈,延续了几千年,在那场灾难中,谁胜谁负?新中国治淮伊始提出的“蓄泄兼筹”方针到大跃进时期已经被彻底抛弃,“以蓄为主”迅速成了水利建设之“纲”。那时,越重视“蓄”,就代表着越“革命”,“以蓄为主”的建坝的思路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后患。在“大跃进”期间,中原地区遍地大筑水坝,仅1957—1959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了水库100多座。由于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改变河流自然规律,导致隐患四伏。当滔滔洪水汹涌而下时,原来修建的一些水利工程反倒成了洪水外泄的障碍。

森林植被的正能量那时往往被忽视,但在那场水灾中悄悄地得到印证。当时的现象是:在降雨量集中地区的板桥、东风、薄山、石漫滩四座大型水库同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相距不过200里,降雨量差不多,板桥和石漫滩垮了,东风、薄山却安然度过。当时的实情是:板桥和石漫滩两个垮坝的水库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植被覆盖率仅为20%左右,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而薄山和东风两大水库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的森林植被率达90%以上,不用深入分析已能看出端倪。在那个特殊时期,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等举措使灾难发生地区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

历史的眼光不会挑剔和苛求无法倒流的时光,爱与哀愁的交织只能是我们对那次灾难永远的伤痛怜惜。

是否该钩起史海的沉淀?因为沉淀会随着岁月流逝

1993年和1997年,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坝复建竣工,复建后的坝型采用碾压混凝土坝,足可抗御千年一遇洪水,库区和下游又恢复了繁荣太平景象。“75·8”事件的噩梦逝去了,但是,遗留在心头的创伤是永远抹不去的。除了警示,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还有多少人能记得那场灾难?在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很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于这场灾害全然不知。曾有记者在驻马店街头随便询问一位年轻人:“你知道 ‘75·8’暴雨洪水吗?”年轻人羞怯地摇摇头。有这样表示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可能他们只是听长辈们茶余饭后零星提起过。

时隔30年后,很多中国人对于此次事故仍然所知不多。2005年5月,美国电视Discovery频道编排的“10 top technological catastrophe in the world”专题节目将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的名次进行排序,居于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之前,排名第一的竟然是“75·8”事件,而且统计的死亡人数令人惊心。不少网友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求证:“板桥水库事件是真实的吗?是不是国外媒体的恶意杜撰?”

2012年8月,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播放了《七五八警示录》,使用2005年的资料,用了将近30分钟的时间来回忆,没有尖锐的诘难和结论。节目里,幸存下来的人们在回忆,看上去已不再惊悸,似乎在平静地讲着别人的故事。从镜头中可以看出,讲述者身边的人们在过着安闲的日子。

至今,有人还在拷问和追究这次灾难的历史责任。历史毕竟不能重走,时光不能倒流,我们应该做的是吸取教训。当时三天三夜的降雨量超过1600毫米,而近年北京夏季一场不足200毫米的降雨就能造成很大损失。因此,我们不必以不同时代、不同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天灾或人祸,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敬畏而疼惜地回顾过去。

那年灾后,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在主持全国防汛和水库安全会议时说:“责任在水电部,首先我应负主要责任。”随后对产生了麻痹思想、建国初期水库安全标准不符合国情、水库无汛期准备和防汛指挥不力四个方面客观地进行了反省。

2012年7月,温家宝总理在黄河检查防汛时指出,正在逼近的10号台风“达维”的路径、强度和速度和1975年8月时的非常相似,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我国水利专家、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其所著的《千秋功罪话水坝》中理性、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建坝思想、设计标准和预期不足等隐患,对功与罪、对与错剖析得中肯而诚恳。

从不多的言语、记录以及民众那些尖锐的追问思考中,我们能感觉到那次灾难并没有被人完全忘记。

随着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关于灾难的沉重话题又被引入人们的生活。冯导说自己这么多年贼心不死一定要拍这部片是因为:“通过看这个电影,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知道了从哪来,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冯导的话语使人觉得沉重。看过电影《一九四二》后,我脑海里老东家那沧桑的苦脸很快被一个画面挤走,就是石滩漫水库溃坝纪念碑,那是一页翻开的日历,更像一本发黄的史书,永久定格在那一页,那一页似乎也在问我们,这本书多么厚重,你们谁会来翻一翻呢?会有人再来看看这段历史么?

我是在“走读淮河”主题实践活动结束后写下的这些感慨。这一路走来,有感动、有兴奋、有感慨,想到“75·8”时,更多的则是悲悯。我在春风拂面的季节走读在石漫滩水库复建大坝上,感受着凄风苦雨的历史。或许,有一天,会有人来好好翻一翻这段历史,还她一个真实而平静的面貌,因为淮河是一部读不完的书,必定也应在人们的记录中留下这段回忆。我真心希望这一天早些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