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藤原种继横死与“废太子之狱”

一、藤原种继暗杀事件及藤原氏与伴伯二氏

前一节中提到，延历四年（785年）九月，长冈京还在建造之时，担任营造使长官的中纳言藤原种继遭贼人突袭而横死，随后便引发了“废太子之狱”事件。当时，桓武天皇行幸平城京，不在长冈京内。因为皇女朝原内亲王作为斋宫被送往伊势，所以桓武天皇移驾平城为皇女送行——凶案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续日本纪》记载：

（藤原）种继为贼射薨，车驾归自平城。捕获大伴继人、大伴竹良等党羽数十人，推鞠之，并皆承伏。依法推断，或斩，或流。其（藤原）种继，参议式部卿太宰帅（藤原）宇合之孙，（桓武）天皇甚委任之，中外之事皆取决焉。初首建议，迁都长冈，宫室草创，百官未就，匠手巧夫，日夜兼作。至（桓武天皇）行幸平城，太子（早良亲王）及右大臣藤原是公、（藤原）种继等，并为留守。照炬催捡，烛下被伤，明日薨于第，年四十九。（桓武）天皇悼惜之，诏赠正一位左大臣。

《续日本纪》后文中还记载：大同四年（809年），平城天皇下诏，追赠藤原种继为太政大臣。

《日本纪略》中，对于这件事的记载如下：

延历四年（785年）九月乙卯（廿三日），中纳言兼式部卿近江按察使藤原种继，贼袭射，两箭贯身。

延历四年（785年）九月丙辰（廿四日），车驾至自平城云云，（藤原）种继已薨，乃诏有司，搜捕其贼云云，仍获（大伴）竹良并近卫伯耆桴麻吕、中卫牡鹿木积麻吕。敕右大辨石川名足等推勘之。

（伯耆）桴麻吕欤云：主税头大伴真麻吕、大和大掾大伴夫子、春宫少进佐伯高成，及（大伴）竹良等同谋。遣（伯耆）桴麻吕、（牡鹿）木积麻吕，害（藤原）种继云云。

（大伴）继人、（佐伯）高成等并欤云：故中纳言大伴家持相谋云，宜昌大伴、佐伯两氏，以除（藤原）种继，因启皇太子，遂行其事。

穷问自余党，皆承伏。于是，首恶左少辨大伴继人、（佐伯）高成、（大伴）真麻吕、（大伴）竹良、（大伴）凑麻吕、春宫主书首多治比滨人，同诛斩。及射（藤原）种继者，（伯耆）桴麻吕、（牡鹿）木积麻吕二人，斩于山崎南河头。又右兵卫督五百枝王、大藏卿藤原雄依，同坐此事。五百枝王，降死流伊予国。（藤原）雄依及春宫亮纪白麻吕、（大伴）家持息右京亮（大伴）永主，流隐岐。东宫学士林稻麻吕，流伊豆。自余随罪亦流。

延历四年（785年）九月庚申（廿八日）诏曰云云：中纳言大伴家持、右兵卫督五百枝王、春宫亮纪白麻吕、左少辨大伴继人、主税头大伴真麻吕、右京亮同（大伴）永主、造东大寺次官林稻麻吕等，杀式部卿藤原朝臣（藤原种继），以谋倾覆朝廷，奉早良亲王为君。

（大意）延历四年（785年）九月二十三日夜亥时，因杀藤原朝臣（藤原种继）事，勘赐申：藤原朝臣（藤原种继）在则不安，为扫退此人，劝皇太子（早良亲王），皇太子（早良亲王）准许。于是，近卫伯耆桴麻吕、中卫牡鹿木积麻吕二人为杀。申云云。

是日，皇太子（早良亲王）自内里归于东宫，即日戌时，出置乙训寺。是后太子（早良亲王）不自饮食，积十余日，遣宫内卿石川恒守等，驾船移送淡路。比至高濑桥头，已绝。载尸至淡路云云。（中略）

又传，遣近卫伯耆桴麻吕等，就柩前，告其状，然后斩绝。

延历四年（785年）十月，庚午（八日），告山科（天智天皇）、田原（光仁天皇）、佐保山（圣武天皇）陵，以废太子之状。

《水镜》中也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

延历四年（785年）八月，桓武天皇行幸奈良旧都，（中略）中纳言藤原种继留守长冈新都。皇太子桓武天皇御弟早良亲王派人暗杀了藤原种继。

事件的起因是：桓武天皇时常四处行幸，便将政事委托给皇太子早良亲王。天应二年，即延历元年（782年），早良亲王任命佐伯今毛人为宰相（即参议）。然而，桓武天皇巡幸归京后，藤原种继上奏道：“佐伯今毛人担任参议之事不合旧例。”于是，桓武天皇撤销了佐伯今毛人参议的职位，并赐予了三位的官阶作为补偿。早良亲王为此深感遗憾，便对桓武天皇说：“请把藤原种继交给我吧！”桓武天皇没有答应。从那以后，桓武天皇也不再将政务委托给早良亲王了。于是，早良亲王对藤原种继心怀怨恨，一直寻找时机，想要除掉此人。终于等到这次桓武天皇离京，早良亲王便找人暗杀了藤原种继。（中略）

事发之后，桓武天皇将早良亲王幽禁在乙训寺。延历四年（785年）十月十八日之前，早良亲王还没有去世。后来，桓武天皇将早良亲王流放至淡路国，早良亲王在流放途中死于山崎附近。

根据以上记载，皇太子早良亲王对藤原种继心怀怨恨的原因是“藤原种继阻挠早良亲王提拔佐伯今毛人担任参议”一事。早良亲王作为皇太子，自己对臣子的恩典，却因权臣的阻挠而被取消，算得上奇耻大辱了。不仅如此，桓武天皇此前曾将政务委托早良亲王处理，从那以后也不再有了。可见藤原种继的影响力非同一般。所以《续日本纪》用了“中外之事，皆取决焉”来形容藤原种继。藤原种继权势日盛，恐怕暗中也在筹谋废太子之事。

话说早在称德天皇晏驾之时，藤原种继的叔父藤原百川力排众议，迎立光仁天皇即位，也因拥立之功而数次升迁，最终官居参议中卫大将式部卿（掌管政事、近卫兵权以及朝堂礼式），权势盛极一时。在藤原百川的谋划之下，光仁天皇的皇后井上内亲王被废。废后一事的内情，虽然已经无从知晓，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因为她不是出自藤原氏。然而，她所生的皇子早良亲王，却被桓武天皇依照光仁天皇的命令册立为皇太子。藤原百川对此无可奈何，心知自己对井上内亲王的所作所为，如果有朝一日早良亲王即位，必然会祸及藤原家子孙，心中因而忧虑不已。（可参考《水镜》）

光仁天皇宝龟十年（779年）七月，藤原百川薨逝，但他的担忧却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藤原家的后人们也默默担心着这件事，心中暗暗盘算着伺机废掉早良亲王的太子之位。

既然双方心有嫌隙，那么遇到事情就更容易起冲突。早良亲王也担心自己重蹈井上内亲王的覆辙，遭受藤原家的算计，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特别是藤原氏得势专权，早良亲王有心压制，其间必然冲突不断。

而大伴、佐伯两家，自古以来就是担任朝廷内外守卫的重臣，却因藤原氏的崛起而失势。他们必然也希望能有一个机会，立下功勋，获得与藤原氏相同的地位。从史书中也能看出，每当国有战事，这两族之人必然挺身而出，为国效力，以振家威。

所以，无论是大伴一族看来，还是在大伴家持本人看来，藤原氏庶出的藤原种继与自己同为中纳言，对方却有着执掌国中大事的权力，大伴家持心中愤懑不平，也是人之常情。

大伴家持身为春宫大夫，自天应年间以来，一直侍奉于皇太子早良亲王身侧，情谊自然不浅。不管是出于君臣之谊，还是出于自己的家世地位，对于大伴家持来说，借鉴古例，筹谋未来，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佐伯氏一方，将皇太子早良亲王与藤原氏之间的嫌隙看在眼中，自然也会主动迎合早良亲王的心意。就这样，大伴、佐伯二氏与早良亲王之间，不知不觉达成了某种默契。这一点，从早良亲王破格提升佐伯今毛人为参议一事就能看出端倪。

然而，藤原种继何其机敏，马上就看出大伴、佐伯二氏针对藤原氏，尤其是针对自己的意图，便向桓武天皇奏报了此事（此次奏报并非谗言，而是直言）。这样一来，不仅破坏了早良亲王的计划，更让早良亲王失去了掌管政事的权力（虽然藤原种继并没有上奏削夺早良亲王的权力）。

这件事表面上是藤原种继对早良亲王一党出手，但当时废立太子的形势已经初露端倪。早良亲王被废之后，继任太子便是桓武天皇第一皇子安殿亲王。安殿亲王的生母是皇后藤原乙牟漏——内大臣藤原良继之女。藤原良继是藤原种继的伯父，安殿亲王妃又是藤原百川的女儿藤原带子，后来藤原种继的女儿藤原药子也得到安殿亲王的宠幸（后来引起“药子之乱”，详见第二章第三节），所以册立安殿亲王为皇太子，是完全符合藤原家族的期待的。

所以，迁都长冈，恐怕也有对废太子一事的考量。《续日本纪》载“首建议迁都长冈”——日本历代迁移皇居，必然事出有因，参看前朝史书及后来的“药子之乱”便可知晓。况且史书记载“日夜兼作云云，照炬催捡”——藤原种继既是迁都的建议者，也是建都的负责人，时至寒冬依然“日夜兼作”，尚且还能看作出自“希望早日竣工”的热忱，但“宫室未就”，就让桓武天皇移驾新都——事出突然，必有内情。恐怕是因为一旦竣工，就要宣布废立太子之事，这在一部分人心中，已经是心知肚明的事情。恐怕连皇太子早良亲王都有所感知，更别说大伴、佐伯二氏了。这事在大伴、佐伯二氏眼中，仿佛已经是必成的事实一般，与其被废，不如先发制人，以清君侧。所谓走投无路，以命相搏，所以才会出现暗杀一事。

《续日本纪》《日本纪略》等书记载，大伴家持在事发前二十多天薨逝，去世二十多天还未下葬——可见当时情势之紧急。不过，曾得到早良亲王赏识的佐伯今毛人，当时却与藤原种继一起在长冈担任新都营造使，与暗杀之事毫无牵连，非常不可思议；曾经因藤原种继的一句话而失去参议之职，现在还能一同担任新都营造使，则更加不可思议。虽说官员的任免不管内情如何，表面上都是出自桓武天皇的圣裁，但这次任免或许是藤原种继担心自己迁都的主张受到非议，所以故意推荐了佐伯今毛人一同担任新宫营造使也未可知。这位佐伯今毛人，在延历三年（784年）十二月，被破格提升为参议，可见深受桓武天皇信任。

暗杀事件的执行者伯耆桴麻吕等，先在藤原种继灵前告罪后，才伏法受诛，可见桓武天皇对藤原种继哀悼之深。即便是藤原种继去世之后，无论是他在藤原氏一族之中的地位，还是桓武天皇对他的恩宠，依然余威犹存。《后日本纪》“和气清麻吕传”中记载：

长冈新都，经十载，未成功，费不可胜计。（和气）清麻吕潜奏，令上（桓武天皇）托游猎，相葛野地，更迁上都。

即便是和气清麻吕这样的当世名臣，在提到与藤原种继生前主张相关的事宜时，都要避人耳目，私下奏报，可见藤原种继余威犹存。

二、册立新皇储与废太子的“怨灵”

如前一小节所述，早良亲王被废，同年，即延历四年（78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桓武天皇第一皇子安殿亲王被册立为皇太子，时年十二岁。延历七年（788年）正月十五日，皇太子（安殿亲王）加元服，由大纳言民部卿藤原继绳为他加冠，中纳言式部卿近卫大将纪船守为他理发。然而，不久之后，皇太子（安殿亲王）罹患脑病，数年未愈。《日本纪略》记载：

延历十年（791年）十月甲寅，二十七日，先是皇太子（安殿亲王）枕席不安，久不平复。是日，向伊势太神宫，缘宿祷也。

延历十一年（792年）六月戊子，五日，奉币于畿内名神，以皇太子（安殿亲王）病也。

延历十一年（792年）六月癸巳，十日，皇太子（安殿亲王）久病。卜之，崇道天皇（早良亲王）为祟。遣诸陵头调使王等于淡路国，奉谢其灵。

延历十一年（792年）六月庚子，十七日，敕去延历九年（790年），令淡路国，宛某亲王（崇道天皇）守冢一烟，兼随近郡司，专当其事。而不存警卫，致令有祟。自今以后，冢下置隍，勿使滥秽。

由此可见藤原氏一族对早良亲王冤魂的畏惧，以及当时的墓地制度。

不仅皇太子安殿亲王患病，延历十三年（794年）五月二十七日，太子妃藤原带子患急病，骤然逝世，当时人们也认为是早良亲王的冤魂作祟，因而对其越发崇敬。

《日本纪略》记载：

延历十六年（797年）五月甲辰，十九日，于禁中并东宫，转读《金刚般若经》，以有怪异也。

延历十六年（797年）五月乙巳，二十日，遣僧二人于淡路国，转读悔过，谢崇道天皇灵也。

早良亲王“冤魂作祟”的说法，最开始是“卜之”得到的，应该是出自阴阳道。到此处记载为“怪异”，可见此时已有僧人参与。《元亨释书》记载：

延历十六年（797年）,（中略）初早良太子，与黄门侍郎藤原种继有隙。（中略）太子党人，射（藤原）种继于烛下毙。事觉，延历十六年（797年）十月，太子（早良亲王）废，将更弑。太子（早良亲王）使使诸寺，预修白业，诸寺恐而拒之，独善珠（东大寺）纳焉。谒使者曰：“太子夙殃不尽，今受严遣，此度回债焉，又幸也，乞勿结怨矣。”委屈示谕，词旨激切。

使者复命，太子（早良亲王）喜曰：“我闻师言，披忍辱衣，以故，不怕逆鳞之怒耳。”

太子（早良亲王）途死，其灵恼逼皇太子（安殿亲王），医巫不效。敕（善）珠持念，（善）珠语太子（安殿亲王）曰：昔闻贫道言，“曰已披忍辱衣，今何有之乎？”乃广说法要，言未毕，太子（安殿亲王）病愈。

可见这位善珠就是最初参与传播早良亲王“冤魂作祟”的僧人。

延历十六年（797年）四月二十一日，善珠圆寂，年七十五。《日本纪略》等记载，因为皇太子（安殿亲王）的缘故，善珠的画像被供奉在秋筱寺中。不过，善珠奉皇命念经，应该是之前的事情。此外，前皇太子（早良亲王）笃信佛法，也可以从上文中得到印证。从此之后，早良亲王的冤魂更受敬畏了。

《日本纪略》记载：

延历十九年（800年）七月己未，二十三日，诏曰云云，宜故皇太子早良亲王，追称崇道天皇，故废皇后井上内亲王，追复称皇后，其墓并称山陵，令近卫少将大伴是成，率阴阳师众僧，镇谢在淡路国崇道天皇陵。

桓武天皇下旨为井上内亲王及早良亲王母子恢复了尊号。

《日本后纪》《日本纪略》等记载，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为了替桓武天皇祈祷病愈，正月十四日：

奉为崇道天皇，建寺于淡路国。

后又在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四月五日，

令诸国，奉为崇道天皇，建小仓，纳正税三十束，并预国忌及奉币之列，谢怨灵也。

这完全是将早良亲王与历代先皇同等对待。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四月十一日，朝廷还设置了崇道天皇改葬司。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七月，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等返回日本，向桓武天皇献上大唐的国书及赠礼。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七月二十七日，桓武天皇将大唐的国书及赠礼供奉给山科（天智天皇）、后田原（光仁天皇）、崇道天皇（早良亲王）三座皇陵。

《日本后纪》等书还记载：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十月二十五日，奉为崇道天皇，写一切经，其书生随功叙位。云云。

可见朝廷对早良亲王的亡魂愈加崇敬。

延历二十五年，即大同元年（806年）三月，桓武天皇病重时下旨：

敕，缘延历四年（785年）事，配流之者，先已放还，今有所思，不论存亡，宜叙本位，奉为崇道天皇，令诸国国分寺僧，春秋二仲月别七日，读《金刚般若经》。

就这样，朝廷对早良亲王的亡灵越来越尊崇，这也是藤原种继的反对者对他的非议之声逐渐占据上风的结果。虽然在现代人看来，“怨灵”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惧怕而希望通过“祈祷”来“镇慰”怨灵则更是可笑，但在当时却不是这样。当时的人们笃信天灾人祸都是“怨灵作祟”，也相信通过祈祷能够获得神佛的庇佑，朝廷上下，莫不如此。一旦流出“怨灵作祟”的传言，马上就风靡一时，其中必然有人借此博取世人关注，为死者鸣冤。同时不乏僧祝之辈，为了显示自己道法灵验，为“怨灵”之说推波助澜，不仅自己深信不疑，也不容他人置疑。

所以，在这样的世风之中，朝廷上下对早良亲王“怨灵”的敬惧也就不难理解了。后来，在延历四年（785年）藤原种继暗杀事件中受到牵连的人，都先后获得赦免，也是同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