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阿尔伯特亲王与《摄政法案》

精彩看点

阿尔伯特亲王和妻子维多利亚女王——阿尔伯特亲王的性格和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阿尔伯特亲王不受英国人喜爱——阿尔伯特亲王最终获得的地位——难以扭转的偏见——白金汉宫发生的变化——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的隐退——路易丝·莱森的离去——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留在维多利亚女王身边——维多利亚女王首次遇刺——1840年6月12日白金汉宫举行音乐会——维多利亚女王怀孕——《摄政法案》——1840年11月21日长公主诞生——1841年2月10日的受洗仪式——1840年期间维多利亚女王面对的政治难题——阿尔伯特亲王和外交政策——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怠慢——穆罕默德·阿里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阁出现分化——1841年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取得的胜利——1841年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政府失利——1841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访问牛津——维多利亚女王对辉格党政府的同情——民调中失利的辉格党

婚后，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活和理政都进入新阶段。从个人角度讲，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结合体现了婚姻给人带来的最理想状态。维多利亚女王对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爱是纯粹的，她恨不得将世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也投桃报李，将维多利亚女王的幸福当作自己主要的人生目标。

从智慧层面和道德层面看，阿尔伯特亲王做维多利亚女王夫君是合适的。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兴趣广泛，热爱艺术、科学和文学，是一流的音乐家。他生活作风严谨，为人友善、勤勉、无私。在阿尔伯特亲王的影响下，维多利亚女王的性格和脾气变得更加沉稳、平和，知识和见识也愈加宽广。维多利亚女王一直将1837年6月到1840年2月，自己继位到结婚的两年零八个月视作“人生中最不理智、最糟糕的时候……那是一段有趣、虚荣又激动人心的时光，但单单一个政治博弈就足以令她身心俱疲，这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维多利亚女王还说过：“1840年，我结婚后，一切都变了。”后来，维多利亚女王曾告诉一位朋友：“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对我帮助很大，但我十分感谢上帝，让我最终步入婚姻殿堂。在婚姻中，我得到安宁和庇护，一直幸福地过了二十一年。”

事实上，阿尔伯特亲王的处境一点也不乐观。在王宫外，他一点也不受人爱戴。他待人冷淡，其德意志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令英国人难以接受。他的性格与英国贵族一贯的享乐和轻浮格格不入。他缺乏幽默感，不喜欢户外运动，没有沾染任何恶习，生活作息十分规律，痛恨不守时，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英国上流社会推崇许多消遣方式的鄙视。

其实，阿尔伯特亲王的地位十分尴尬。在国事中，虽然阿尔伯特亲王的地位悬而未决，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参与其中，并且发挥重要作用。但公众认为阿尔伯特亲王没有头衔，没有资格参与任何事务。或许是出于忌妒，英国国外也有人担心阿尔伯特亲王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担心阿尔伯特亲王的偏见会左右维多利亚女王的行为，损害本国利益。对阿尔伯特亲王会干涉朝政的不满情绪很快弥漫到整个英国。按照维多利亚女王的要求，在得到维多利亚女王批准后，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可以将一些文件呈给阿尔伯特亲王阅读。但这种特殊待遇的前提条件是阿尔伯特亲王不能干涉国家事务。1840年到1842年，婚后头两年，维多利亚女王会见大臣时，阿尔伯特亲王都必须回避，这令阿尔伯特亲王经常感觉受到了侮辱。1840年5月，在致好友勒文施泰因-韦尔特海姆-弗罗伊登贝格的威廉的信中，阿尔伯特亲王这样评价自己的地位：“贵为女王的丈夫，却不是白金汉宫的主人。”无力改变现状的阿尔伯特亲王一度心灰意冷。

维多利亚女王十分理解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志向，并且一直认为，阿尔伯特亲王在家庭和国家中的地位应该与自己是平等的。在1841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维多利亚女王写道：“在各个方面，他真的是，也应该是比我好。因此，我希望在地位上他能与我相当。”幸运的是，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阿尔伯特亲王的才能和谨慎一点点获得大臣们的认可，大臣们也慢慢地接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劝说，开始听取阿尔伯特亲王的意见，因为永远将阿尔伯特亲王排除在国事之外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主动将维多利亚女王私人秘书一职让给阿尔伯特亲王，这为阿尔伯特亲王全面参与议政铺平了道路。不久，维多利亚女王因为怀孕无法专注于朝政。因此，在各个方面，她对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越来越依赖。在名义上，虽然阿尔伯特亲王不能代表维多利亚女王，但在现实中，阿尔伯特亲王其实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言人。1840年到1861年，在二十一年婚姻的大部分时间中，两人是在共同治理英国。

适应了新生活后，阿尔伯特亲王立即将辅佐维多利亚女王视作自己的责任。1850年，他写信给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时称：“在履行君主职责时，身为女性的维多利亚女王会忽视一些问题，自己将帮助维多利亚女王认识到这些问题。自己会一直关注所有国家事务，以便在维多利亚女王面临各种各样棘手的国际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者个人问题时，能随时帮助维多利亚女王。”他称自己是维多利亚女王“家庭的天然家长、宫廷的监督者、私人事务经理人、唯一的政治机要顾问、维多利亚女王与内阁成员间唯一的交流协调人”。与此同时，阿尔伯特亲王指出，自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孩子们的导师、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和维多利亚女王永远的臣子”。阿尔伯特亲王如此定位自己的身份意味着，他认为自己是不受议会制约的。但依据英国宪法，这种认识是错误、危险的。此外，他将自己描述成维多利亚女王“永远的臣子”也是不准确的。但总的来说，阿尔伯特亲王的这番评论真实地反映了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配偶而担负的职责和发挥的作用。

尽管这样，大量英国人仍然没放下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戒备之心，从未心甘情愿地认可阿尔伯特亲王逐渐获得的权力。直到去世，阿尔伯特亲王一直都受到公众无休止的攻击。对维多利亚女王来说，尽管家庭生活幸福，但她知道自己的臣民不喜欢甚至怀疑自己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这令维多利亚女王一直深感痛苦和焦虑。不过，从1841年直到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去世，阿尔伯特亲王与维多利亚女王共同治理英国，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婚后，维多利亚女王身边和宫廷中的人员发生了巨大变化。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很快搬出了白金汉宫。其实，在英国王室的影响力，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早已大不如从前。此时，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终于退出了政治舞台。不久，路易丝·莱森退休，也告别了维多利亚女王。王室中的人员变化为阿尔伯特亲王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维多利亚和路易丝·莱森的离开没有引起任何波澜。脾气暴躁的汉诺威国王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拒绝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要求，不愿将自己在圣詹姆斯宫的寓所让给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即使他从来都没在那里住过。无奈之下，维多利亚女王只好以每年两千英镑的价格，为母亲租下了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英格斯特别墅。1840年9月，奥古斯塔·索菲亚公主去世后，克拉伦斯别墅、圣詹姆斯宫及温莎城堡的弗罗格莫尔庄园都归维多利亚女王所有。因此，维多利亚女王与母亲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几乎天天见面。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通常会与女儿维多利亚女王共进午餐和晚餐。

1842年，路易丝·莱森离开英国，回到祖国汉诺威王国，并且在比克堡定居。维多利亚女王一直保持每星期给路易丝·莱森写一封信的习惯。后来，体贴的路易丝·莱森请求维多利亚女王每月给自己来一封信就很好了。因此，两人通信的频率延长到每月一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70年路易丝·莱森去世。

维多利亚女王婚后，在她众多早期亲密的随从中，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是唯一一个仍保持原职位的人。1857年前的每个秋天、冬天和春天，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都与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待在一起。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所有寝宫中，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都有自己的房间。关于英国国内所有问题，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都会咨询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的意见。

维多利亚女王结婚庆典活动期间，有人企图袭击维多利亚女王，这次袭击事件没有任何政治因素。1840年6月10日，维多利亚女王乘车从白金汉宫前往海德公园，途经格林公园时，鲁莽的酒馆侍者爱德华·牛津持枪向维多利亚女王连开两枪。维多利亚女王并未受伤，并且表现得极其镇定。她只是前往母亲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的府上稍做休息，压了压惊，便若无其事地按计划前往海德公园。行刺的小伙子当场被捕，随后被认定为精神失常。对维多利亚女王遇刺，议会两院都发表了官方声明。

遇刺事件不但令维多利亚女王更受人们爱戴，而且没有影响到维多利亚女王的健康和精神状态。遇刺事件发生两天后，1840年6月12日，白金汉宫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的指挥是科斯塔先生。音乐会上，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参加演唱的歌曲不少于五支，其中包括与阿尔伯特亲王的二重唱、与乔瓦尼·鲁比尼和路易吉·拉布拉什先生的三重唱及其他三个合唱节目。一两星期后，在阿斯科特赛马场，人们为维多利亚女王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招待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即1840年7月，一个关乎君主制未来和维多利亚女王幸福的消息从白金汉宫传出。维多利亚女王怀孕了。于是，大臣们对维多利亚女王提出的任何要求都百依百顺。遵照维多利亚女王的意思，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法案，该法案规定万一维多利亚女王遭遇不测，就任命阿尔伯特亲王为摄政王。不过，前提是，阿尔伯特亲王如果再婚，绝对不能娶天主教教徒，并且婚后必须住在英国。

很快，对于公众可能会反对该法案的担心消散了。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最近展示出的明智谨慎也令保守党人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们没什么好说的。经斯托克马男爵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建议，并且征得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同意，阿尔伯特亲王着手缓和王室和保守党原本紧张的关系。维多利亚女王出面款待了保守党的重要人物，并且对他们以礼相待。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努力维持这种友好关系，十分愿意回报维多利亚女王的好意。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腓特烈很不给维多利亚女王面子，无论维多利亚女王如何向他表达孝心，他都一副不满的样子。直到1840年4月10日，维多利亚女王授予其第二任平民妻子塞西莉亚·安德伍德“因佛内斯公爵夫人”的头衔，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腓特烈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当月，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在兰斯道恩府参加舞会时，因佛内斯公爵夫人塞西莉亚·安德伍德受邀与维多利亚女王共进晚餐。

由此产生的平和气氛有助于阿尔伯特亲王预备摄政的提名获得两院议员的认可。对这一提名，只有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腓特烈提出异议。在议会上议院，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腓特烈反对《摄政法案》，其理由是忽视了“家庭成员”的权利。不过，在普遍的支持下，《摄政法案》还是获得通过了。1840年8月11日，维多利亚女王照例宣布议会休会。当时，阿尔伯特亲王首次坐在维多利亚女王旁边的扶椅上。其实，对这一安排，大臣们是有顾虑的，但所幸担心是多余的。人们认为阿尔伯特亲王处于支配地位是必然的，就欣然接受了这一结果。1840年8月28日，阿尔伯特亲王获得“伦敦荣誉市民”称号。1840年9月11日，阿尔伯特亲王进入枢密院，成为其中一员。1841年2月5日，维多利亚女王命人将阿尔伯特亲王的名字增加到礼拜仪式中。从此，阿尔伯特亲王便和维多利亚女王同享“一国之君”的待遇。对此，没有人再公开提出异议。

1840年11月21日，在白金汉宫，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孩。一切都十分顺利，维多利亚女王也迅速从生产中恢复过来，《摄政法案》似乎注定要被束之高阁。维多利亚女王移居到温莎城堡过圣诞节。

1841年2月10日，正好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结婚一周年纪念日，英国的长公主在白金汉宫受洗，教名定为“维多利亚·阿德莱德·玛丽·路易莎”。长公主维多利亚·阿德莱德·玛丽·路易莎的教父母有阿尔伯特亲王的父亲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欧内斯特一世、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一世、维多利亚女王的姑姑们、阿德莱德王太后、格洛斯特公爵兼爱丁堡公爵的夫人玛丽公主及维多利亚女王刻薄的、不领情的叔叔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腓特烈。洗礼当天，由于阿尔伯特亲王的父亲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欧内斯特一世无法亲自参加受洗仪式，维多利亚女王邀请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代为出席。此前，由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公开反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婚事导致的不愉快总算烟消云散。在自己的日记中，维多利亚女王这样写道：“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与此同时，政治的阴云正笼罩在维多利亚女王美满的家庭生活上空。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格外关注亲戚们在海外财富积累的情况，所以与其他部门相比，英国外交部的事务范畴更加广泛。这时，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体会到内心的挣扎，努力在对亲戚的私心和对国家的责任之间寻找平衡点。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多次面临这样的利益冲突。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心里厌恶外交圈中毫无意义的让步，但像这样的冲突自然会令她与大臣们产生摩擦。

对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阿尔伯特亲王相当感兴趣，并且仔细、深入地研究过这些问题。出于对维多利亚女王的爱护，而不是从国家角度考虑，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赞成维多利亚女王对阿尔伯特亲王应该毫无限制地阅读所有外交部公文的主张。但仅仅默许阅读公文根本不能满足阿尔伯特亲王的需求。不久，阿尔伯特亲王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义要求政府在海外采取任何行动前，都必须询问自己的意见。就这样，在阿尔伯特亲王的指点下，维多利亚女王逐步认识到，监管外交事务是自己作为君主的特殊责任。

宪法规定议会是管理政府各部门唯一的最高权威。在处理外交事务的紧要关头，维多利亚女王坚持让阿尔伯特亲王参与其中的做法势必会导致王权和议会的摩擦。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政府的成员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担任外交大臣长达十年。其间，因为1835年在罗伯特·皮尔的领导下，保守党曾执政四个月，所以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任期中间有过中断。1830年年末，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出任查尔斯·格雷伯爵政府的外交大臣。在这段时间里，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变得雄心勃勃。其实，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从没有真正摆脱早期托利党人的政治烙印。在国内事务上，他并不是那么坚定地持有自由主义立场，态度暧昧，但一旦涉及外交事务，他又完全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受到乔治·坎宁的影响，发自内心地渴望人民自由，憎恨政治独裁，并且对英国的影响力充满自信。他坚信，英国能令其他国家采纳与英国一样的君主政体和政治原则，同时认为这是英国的权利。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为人专横，常常奚落给自己提建议的人。言辞上的鲁莽让他很不得人心。由于不愿退让的秉性，他很不受两位先王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的喜爱。他经常无视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的君主会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对国外君主产生同情心。

从个人角度讲，在执政初期，维多利亚女王觉得比自己年长三十五岁的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是个不错的人。1839年，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迎娶了彼得·克拉弗林-考珀的遗孀、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妹妹埃米莉·兰姆。这桩政治联姻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力支持。不过，总的来说，阿尔伯特亲王，或者准确地讲，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希望参与管理外交事务，这对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事。阿尔伯特亲王首次参与外交事务时，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公开表达了不满，这种表态立即招致王室的愤怒。尽管如此，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也没有让步。这样一来，双方对彼此的不满越来越深。最终，这导致王室与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公开决裂。当然，维多利亚女王与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最早导致维多利亚女王与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产生分歧的直接原因与发生在东欧的事件有关。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严重地影响到英国和法兰西王国的友好关系。臣服维多利亚女王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图谋背叛，转而与接受英国和其他强国庇护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结盟。

维多利亚女王及阿尔伯特亲王都极不希望与路易·腓力一世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开战，毕竟多年来两国的王室通过不断联姻已经建立起亲密的亲戚关系。此外，作为英国政治盟友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其领土受到英国的保护。因此，一旦英国与法兰西王国爆发战争，法军入侵比利时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对此，维多利亚女王充满了担忧。

政府内阁中出现的分歧加快了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干涉外交事务的步伐。约翰·拉塞尔伯爵不赞同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对外交冲突的看法，大声疾呼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相反，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坚决主张防止法兰西王国控制埃及的最好办法是立即出兵打击穆罕默德·阿里的势力。维多利亚女王全力呼吁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调解内阁成员的分歧，利用其影响力遏制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努力与法兰西王国和平解决争端。对此，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也毫不退缩，向英国海军舰队下达命令，武力打击穆罕默德·阿里的势力。这迫使1840年11月穆罕默德·阿里再次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结盟。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被迫对英国展开报复，从军事上援助穆罕默德·阿里，并且为其提供物资。英国和法兰西王国之战似乎一触即发。整个事件对维多利亚女王精神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维多利亚女王自己的言语中一窥全豹。当时，身处这场外交危机中的维多利亚女王正在考虑给新出生的孩子起名字。在写给舅舅利奥波德一世的信中，她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天天都在考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埃及的问题。我觉得，我的孩子必须有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式的名字或埃及式的名字”。

最终，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取得胜利，而且时间之快、胜利之彻底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令人吃惊的是，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实在有些怯懦，没胆量为埃及的朋友出头。不久，穆罕默德·阿里向英国屈服了。1841年，欧洲列强签订条约，一致同意维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埃及的现状。这次外交事件令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法兰西王国的官员，以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对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产生了很深的成见。虽然欧洲的和平得到了维护，但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对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好感荡然无存。

此时，维多利亚女王面临的政治问题不仅是外交危机，还有国内近在咫尺的内患。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领导的政府正慢慢失去对议会下议院的控制，显然，其内阁倒台只是时间问题。长久以来，这也是维多利亚女王最担心的事情。一想到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这位鞠躬尽瘁的谋臣不久将离自己而去，维多利亚女王就很苦恼。在这种形势下，应阿尔伯特亲王的要求，宫廷中的大臣向保守党领导人传达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态度：当新旧政府交替时，维多利亚女王绝不会制造任何障碍，也绝不会抵制任何对王室职位必要的调整。1841年5月，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政府倒台。在理查德·科布登的推动下，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在英国国内一浪高过一浪。辉格党大臣提出了一份预算。这份预算稍微照顾到大众的利益。议会根本没有准备好对国家财政体系做出实质性的巨大变革。在英国议会，政府提出的降低白糖关税的提案以三十六票之差被否决。接着，罗伯特·皮尔对政府进行了一场一票否决式的信任投票。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完全可以主动辞职，然后建议维多利亚女王授权罗伯特·皮尔组建新政府。但由于被维多利亚女王的盛情感动，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没有辞职，而是建议维多利亚女王呼吁民众挽留政府。1841年6月29日，议会解散。

维多利亚女王把挽留老朋友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众身上，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并不容易。1841年6月，处于政治漩涡中的维多利亚女王前往纽纳姆，访问了约克大主教威廉·维纳布尔斯-弗农-哈考特。随后，她又和阿尔伯特亲王一起前往牛津，参加了一个纪念仪式。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和牛津大学校长主持了纪念仪式。仪式上，阿尔伯特亲王被授予牛津大学荣誉学位。但令维多利亚女王不高兴的是，参加仪式的辉格党大臣受到观众的一片嘘声。

虽然辉格党失去了民心，但维多利亚女王更加同情辉格党。维多利亚女王接连访问了多名辉格党贵族。维多利亚女王前往查茨沃思与德沃恩舍尔公爵威廉·卡文迪什共度了一两天。1841年7月，她又访问了正在沃本修道院的贝德福德公爵弗朗西斯·拉塞尔和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侄子——潘尚格庄园的威廉·考珀-坦普尔男爵。离开潘尚格庄园后，维多利亚女王一行又奔赴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在布罗克公园的乡间别墅，并与他共进午餐。

与此同时，议会大选正在进行。辉格党充分利用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同情和对保守党的反感，但令维多利亚女王失望的是，选举中，保守党作为多数党胜出，取得了对议会下议院的控制权。这一结果令维多利亚女王意识到即使自己以前多么不喜欢、不信任保守党，在处理国事时，也必须要与其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