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奥·阿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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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歌剧典范:斯卡拉歌剧院
(1968—1986)

阿巴多重新演绎了我们那些伟大的歌剧:

特别是威尔第的作品!

——安提利亚·朱利安尼

传奇的斯卡拉歌剧院对米兰人克劳迪奥·阿巴多影响甚大。就在这里,七岁的他第一次萌生出要当指挥家的愿望。当时恰逢上演克劳德·德彪西的三首管弦乐曲《夜曲》。其中的喇叭吹鸣、舞蹈般的韵律和中间部分丰富的音乐色彩深深迷住了小阿巴多。也是在这个金碧辉煌、声名远扬的意大利歌剧圣殿,在这个1778年正式启用、内设可供2000人的红色高阔听众席的歌剧院,小阿巴多第一次听到了歌剧,那是朱塞佩·威尔第的《阿依达》。之后陆续听过的罗西尼、多尼采蒂和贝利尼的美声艺术以及莫扎特和威尔第的歌剧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小阿巴多常去听音乐会,有时还被允许观摩交响乐排练。他在那儿看到了举世闻名的高龄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也目睹了这位专横的音乐大师是如何痛斥那些不尊其意的音乐家的。这幅画面令他铭记终生,使得阿巴多在之后自己的指挥生涯中完全摒弃了大师的做法,对乐队十分尊重谦和,与乐手完全打成一片。在米兰时,阿巴多还体会了一把德国作曲家威廉·富特文格勒的创作欲,这位前辈曾于1950年与斯卡拉歌剧院乐队合作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并录制成唱片。实际上,不是托斯卡尼尼、反倒是富特文格勒为阿巴多树立了高雅歌剧艺术的典范。

到了自1945年就任剧院经理的安东尼奥·吉尔盖利在斯卡拉工作的尾声——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斯卡拉歌剧院的表演艺术已陷入传统化的僵局,这座二战后马上由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重新复业的歌剧院此时已仿佛一座大而无当的歌剧艺术博物馆。划时代的著名歌剧女演员玛利亚·卡拉斯曾在这里激情四射地塑造了许多意大利歌剧艺术的经典角色,如贝利尼的诺尔玛、威尔第的薇奥列塔、凯鲁比尼的美狄亚等,而指挥席上年轻的列奥纳德·伯恩斯坦则给了这位名伶极大灵感——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歌剧演员叱咤风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主角是指挥台上的托斯卡尼尼和德·萨巴塔、导演了《茶花女》的卢奇诺·维斯孔蒂、指挥了弗兰科·泽菲雷里制作的《艺术家生涯》的赫伯特·冯·卡拉扬和指挥了《唐乔瓦尼》的赫尔曼·舍尔欣,以及执棒斯卡拉歌剧院的迪米特里·米特洛普洛斯。而随之丧失的还有年轻一代的观赏兴趣,这里的音乐和舞台设计看不到任何向现代化转型的趋势。时代转折迫在眉睫,而且已近在眼前。希望之子就叫克劳迪奥·阿巴多。

阿巴多的职业生涯自赢得纽约米特罗普洛斯国际指挥比赛、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后就一路坦途。1966年,三个乐团都向他抛去了首演的橄榄枝,分别是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和琉森音乐节。这位年轻的指挥家在意大利顿时一炮而红。1968年,在萨尔茨堡音乐节安排下,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捷克爱乐乐团合作,首度上演歌剧作品。由法国人让·皮埃尔·彭奈尔执导、阿巴多指挥的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演出大获成功。他职业生涯的引火石现在已显得唾手可得,那就是执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

能走到这一步,阿巴多早已有所准备:1965年,他就将同龄作曲家贾科莫·曼佐尼的先锋派音乐剧《原子之死》搬上斯卡拉小歌剧院的舞台。1966年的乐季中,他在斯卡拉歌剧院指挥了文森佐·贝利尼的《凯普莱特与蒙泰古》,并到加拿大蒙特利尔进行巡回演出。1967年12月7日,他指挥了盖塔诺·多尼采蒂的《拉美莫尔的露琪亚》,这也是在纪念米兰城市守护神和主教圣·安布罗修斯的乐季开幕式演出中首次演出该剧。同年,他开始了与赫伯特·冯·卡拉扬的唱片出品方德国留声机公司的合作,与青年钢琴家玛尔塔·阿格里奇及柏林爱乐乐团共同录制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和拉威尔的G大调协奏曲,这也是阿巴多出版的第一张唱片。

克劳迪奥·阿巴多被任命为斯卡拉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1968年12月7日的“就职典礼”上,他指挥了由朱塞佩·威尔第作曲、脚本取自席勒的伟大歌剧《唐卡洛》。这部剧之前在威尔第的歌剧作品中并不瞩目,但阿巴多通过此次演出证明了它的价值。日后创立了“阿巴多人漫游俱乐部”的米兰少女阿提利亚·茱莉亚尼此时正在观众席中,数十年后她仍能回忆起由这个新鲜的、之后因为“左派”政治态度而颇受争议的斯卡拉音乐总监指挥的威尔第歌剧演出,回忆起斯卡拉歌剧院即将展开的这个崭新的时代:“当然了,一开始米兰的听众还是颇受考验的。直到那时,歌剧演出中还是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传统。但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向听众展示了新音乐流派,他熟知阿多诺的哲学,他引进了勋伯格和施托克豪森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对部分人来说,在这个值得尊敬的大厅里演奏这些简直就是耻辱。但阿巴多重新演绎了我们这些伟大的歌剧,特别是威尔第的作品!”

阿巴多认为,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不应再以社会精英的歌剧神殿自处,作为歌剧院,必须向所有人提供全方位的文化“基本服务”——尤其是对所谓学生运动鼓舞下的民主社会中的年轻人。他在歌剧院的工作也十分明了:阿巴多作为音乐家的自我认知显然超越了纯音乐层面,升华到社会责任领域。

凭借广阔的视野和超强的韧性,阿巴多无论在米兰,还是后来在维也纳、柏林和琉森,都致力于改变旧习凡俗,达成两个目标:艺术革新和社会开化。这位年轻音乐家的意志力和干劲真是无穷的,其作为斯卡拉歌剧院首席指挥的计划也显得深思熟虑:翻新乐队的保留曲目和演出计划,引入现代音乐色彩,评估艺术人才,任命新的导演和指挥,复兴并深入与时代和社会的联系。借助阿巴多的艺术投入和为人直爽的性格,借助阿巴多取消了歌唱演员为中心的历史习惯,团结友爱的气氛得以在乐团中逐渐营造起来。

20世纪70年代初,米兰指挥家里卡多·夏伊见识到阿巴多这位年长20岁的大师所代表的“艺术灵感的缩影”。作为阿巴多极年轻的助理,夏伊极为称赞与阿巴多的同事之谊:“阿巴多的办公室永远对所有人敞开,在那里他展现了老师那般伟大的人格。”夏伊还感受到:“虽然私人交往中他常常妥协,但一旦想要做成什么事,他的意志可是无坚不摧的。他的表述清晰又干脆,并且拒绝争论。”夏伊2015年成为斯卡拉歌剧院音乐总监,并于阿巴多逝世后接掌了琉森节日乐团。此时,他更体会到阿巴多钢铁般意志的可贵:“如果他不是这么毫不妥协,他就永远不可能在斯卡拉这种歌剧院的交响乐节目单中加入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门德尔松、马勒、德彪西、巴托克和诺诺的音乐。”也正因如此,阿巴多1982年创建了斯卡拉爱乐管弦乐团,这个乐团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范,设置基本等同于一个歌剧交响乐团。在开幕式音乐会上,阿巴多指挥了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三交响曲。

在任音乐总监的近20年里,阿巴多为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营造了一种延续至今的“近乎神圣的光芒”,在艺术和文化政策上都进行了革新,这也招致了两极化的评价。为此,加强乐团领导势在必行,也正因此,保罗·格拉西于1972年上任剧院院长。格拉西这位信奉社会主义的剧院院长,是意大利剧院现代派改革的先锋,其到来对斯卡拉歌剧院和克劳迪奥·阿巴多都是幸事一件:他与乔治·斯特雷勒于1947年共同创办了米兰小剧场,并迅速成为意大利最进步、兼具宣传和政治冲击力的话剧院。阿巴多和格拉西治下的斯卡拉歌剧院也效仿了小剧场的这种“爆炸性”。剧院中旧有的特权被逐渐废除,家长制的管理习惯被民主所取代。为此,阿巴多和格拉西在艺术政策上进行了创新,歌剧和音乐会开始向学生、工人和工会成员等普罗大众开放。钢琴家毛里奇奥·波利尼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动。阿巴多之后回忆道:“所谓‘开放的斯卡拉’这个概念,指的是既对精英开放,也对其他受众开放”。而这一切正是由一首马勒的作品开启的。马勒第三交响曲在米兰举行了首演,为此阿巴多邀请了“当时举世最优秀的指挥家”,如乔治·赛尔、约翰·巴比罗利、拉斐尔·库贝利克和列奥纳德·伯恩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