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立皇后
在后宫，年轻漂亮不逊于武则天者当不乏其人。然而，在唐高宗看来，她们或为王皇后、萧淑妃一类成天只知争风吃醋、互相谮毁之人，或为唯诺献媚、百般邀宠于己者，这些都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人。“情人眼里出西施”，只有情方浓厚而久别于感业寺，风韵十足却又隐而未露，集机敏干练与百般温柔于一身的武则天，才是高宗眼里的“西施”和理想的皇后。
高宗一心想立武则天为皇后，却不知道朝臣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永徽六年（655年）六月，他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准备立当时的武昭仪为宸妃，将其身份由正二品的九嫔升为正一品的夫人。中书侍郎、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来济上表规谏道：“宸妃古无此号，事将不可。”既然有人反对，此事也就作罢。高宗决定先做通大家的工作再说。挑来选去，高宗首先选中太宗时凌烟阁第一功臣、父皇临终时选定的顾命大臣，同时又是自己舅舅的太尉长孙无忌为说服对象，打算先争取到他的支持，再请他帮助一同去做别人的工作。
一天，高宗和武则天一道，载着十车珠宝和名贵的缯锦乘辇来到长孙无忌府第。长孙无忌见皇上和武则天亲临，准备了丰盛的家宴款待他们。酒过三巡，高宗当场授长孙无忌三个宠姬的儿子为朝散大夫，又让人将带来的礼物一一送上。长孙无忌接受赏赐后，高宗将谈话逐渐引向正题，他几次提到王皇后没有儿子，没有儿子的人不适合当皇后，暗示舅舅支持自己废后另立。长孙无忌装作没有听明白高宗的话，顾左右而言他，老是将话题引向其他地方去，最终君臣不欢而散。后来，武则天又让母亲几次到长孙无忌家里活动，请其支持她当皇后，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高宗为皇储时曾任太子右庶子的杭州新城（今浙江桐庐以北一带）人、礼部尚书许敬宗受皇上和武则天的委派，也多次来找长孙无忌，劝他支持高宗立武则天为后，亦遭到长孙无忌的断然拒绝。
按照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说法，由于相似律（对于甲乙两个相似或有象征关系的事物，只要对甲施加了影响，就可以影响到乙）和接触律（对于有过接触的甲乙二物，或者甲是乙的组成部分，只要对甲施加影响，就可以影响乙）这两个观念的作用，原始人类幻想通过一定的仪式把自己的主体意志强加给客体，这种活动就叫巫术。唐初，还保留着通过对仇人的毛发、指甲、衣裤之类进行诅咒，以求咒倒仇人一类的巫术活动。因扼婴事件惹怒了高宗的王皇后，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按照当时流行的迷信做法，让母亲请来方士为武则天做厌胜，企图借助这种巫术力量搞垮武则天，以恢复皇上曾经给过她的宠爱。很快就有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将此事禀报高宗，并一口咬定王皇后诅咒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皇上本人。“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中。”
急于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高宗，苦于朝中无人支持，正感到孤掌难鸣。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宗终于发现，朝臣中原来也有不少支持自己废立皇后的人。
李义府是李治为皇储时的太子舍人，时为中书舍人。此人“以文翰见知”，却不为其顶头上司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所容，长孙无忌不久前上奏准备将其降职到远离京城长安的壁州（治今四川通江）去任司马。高宗准奏的诏书已经来到中书省，只待宰相副署程序后就要颁布。有人暗中把这个消息透给李义府，李义府急得坐卧不安，急忙来找被人称为“智囊”的同事王德俭求助。洞悉宫廷内情的王德俭告诉他：“武昭仪目前最受恩宠，皇上早就有心立她为皇后，因为顾忌朝臣们反对，事情拖到现在还没有结果。你如果带头拥戴武昭仪立后，皇上还愿意让你到壁州去吗？此事一旦成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就等着你呢！”
据《大唐新语》卷一二载，李义府按照王德俭的指点，很快就草拟了一份请立武昭仪为皇后的奏章，并利用替王德俭值班之机，以最快的速度奏报给高宗。高宗看完奏章后，非常高兴，单独召见了李义府，接着又派人送来一斗珠宝，作为对他的酬谢。几天后，中书省正式接到高宗的手敕，让李义府留居内廷，仍任中书舍人。武则天听说后，又派人来慰勉李义府。没过几天，李义府即从正五品上的中书舍人升为正四品上的中书侍郎。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由于王德俭的关系，李义府又认识了许敬宗，进而与御史大夫崔玄义、中丞袁公瑜等有了交往。他们都出身于寒门庶族，均为朝廷内的中下层官员，平时常常受到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门阀权臣们的压抑。眼见高宗与长孙无忌等元老派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发生矛盾，他们“观时变而布腹心”，决定支持出身、经历更接近自己一些的武则天当皇后，借机煞一煞长孙无忌等门阀权贵们的威风，以出几口长期憋在心底的忧郁之气。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里的一天，退朝之后，高宗派人单独召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太子太师于志宁、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到内殿议事。
在去内殿的路上，褚遂良对长孙无忌和李勣说：“今天皇上召见我们，估计就是为废立中宫这件事。看来皇上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的主意已定，违反他的意志必然惹来杀身之祸。你们一个是太尉元舅，一个是司空功臣，为了不使皇上蒙受屠杀元舅及功臣的恶名，那就让我出来说话吧。遂良出身微贱，没有为皇室立过汗马功劳，却接受先帝顾托，如今身居尊位，在这件事情上如不以死抗争，如何对得起黄泉下的太宗文皇帝呢？”
李勣听完褚遂良这番慷慨激昂的陈词后，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对高宗派来的人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就先回家去了。
长孙无忌一行来到内殿，高宗说：“对于皇后来说，再大的罪也没有超过断子绝嗣这件事的了。皇后王氏不会生育，武昭仪已经为我生了儿子，现在我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你们看怎么样？”
长孙无忌说：“先帝驾崩前，曾将陛下托付给遂良，请陛下问问他的意见吧。”
褚遂良抢先一步说：“王皇后出身于名门著姓之家，是先帝亲自为陛下择定的。太宗文皇帝临崩前，握着臣下的手说：‘朕佳儿佳妇，今天就托付给你了。’这是陛下也在场的事，先帝的话犹在耳畔。未闻皇后有什么过失，怎么能够轻易废除呢？为臣实在不敢曲意顺从陛下而违背先帝的托付。”这哪里是“辅政”，完全是在“训政”！高宗内心多有不快，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听下去。
第二天，继续讨论废立皇后的事。褚遂良依然抢先发言：“陛下如果一定要另立皇后，那就请到名门望族中去挑选一个各方面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立武昭仪？武昭仪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普天下众所周知的事，怎么掩得过人们的耳目呢？如果陛下一定要立武昭仪为皇后，千百年后，人们将会怎样议论陛下的德行呢？愿陛下三思而行。”褚遂良越说越激动，后来竟呜咽着将手里的象牙笏丢到台阶上，解下束发的头巾边叩头边号啕大哭：“还陛下的笏，请放我归田躬耕去吧！”开始时，高宗因褚遂良当着朝臣的面数落自己与武则天的不是，又羞又恼，碍于其顾命大臣的身份，竭力压住胸中的火气。后见他倚老卖老，竟以辞官来要挟自己，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怒火，喝令来人将他带出朝堂去。当来人将泪流满面的褚遂良推出去的时候，武则天隔帘大声说：“何不扑杀此獠！”虽经长孙无忌出来圆场：“遂良是受先帝顾命的功臣，即使有罪也不得对他加刑。”褚遂良被逐出朝堂一事，仍然向在场的朝臣们传递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勋贵遗老、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褚遂良被逐后不久，相当于宰相的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瑗，又到朝堂来哭闹过一次。他以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王的故事讽谏高宗不能废立皇后，同样遭到被赶出朝堂的下场。
从此以后，门阀士族的嚣张气焰有了一些收敛，无论当廷应对还是私下议论，人们再也不敢随意往武则天身上泼脏水了。
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一天，李勣入朝，高宗问：“朕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遂良等人却激烈反对，他们又是顾命大臣，这件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你看是不是应该到此止步了？”
“这不过是陛下的家庭私事，何必去问外人！”
李勣一句话如醍醐灌顶，高宗茅塞顿开：是啊，臣下（包括反对废立皇后最激烈的那些人）娶妻纳妾之“家事”，谁抬出来征求过别人的意见了？至此，高宗最终下定了废后另立的决心。许敬宗也到处对人说：“多收了十斛麦子的庄稼汉还想换个老婆呢，堂堂天子另立皇后，这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大家何必自寻烦恼地去瞎议论呢！”
在最终决定废立皇后这个问题上，应该说高宗是十分理智的。
就个人而言，他希望废王立武，但朝臣们总是从自身私利的角度来发表意见。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伙竭力维护王皇后，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名门著姓、勋贵士族自贞观晚期以来就在朝廷中形成的集团利益。李义府、许敬宗一伙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则是为了抗衡士族集团而壮大清寒庶族在朝中的势力。通过废立皇后这件事，高宗看到了门阀士族与新兴庶族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他明确地奖赏并鼓励李义府一伙，但又不能完全依李义府一伙人的意见办，这不仅仅是因为李义府等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过重的私心，更重要的是对统治“全局”不利。他怕因废立皇后引起朝臣分裂，出现如裴行俭所说“国家之祸必自此始”的局面。
李勣的态度，在高宗看来是最不夹杂个人私心的了，“这不过是陛下的家庭私事，何必去问外人”，一句很平淡的话，最终促使他在废立皇后这个问题上拿定了自己的主张。
九月庚午日，褚遂良被贬到距京城二千余里的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任都督。
十月己酉日，高宗下诏：“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
李勣对武则天的态度，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大相径庭，这是由他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经历的差异而决定的。长孙无忌主要是因在玄武门之变中支持李世民，后来又与褚遂良一道“引义固争”立李治为皇储而深受太宗信任的，这也是太宗将高宗托付给他的根本原因。李勣则是直接为巩固李唐王朝立过赫赫战功的，只是因为与李唐宗室和士族集团关系不深，太宗表面上也委以他一些重任，内心却又对他严加防范。太宗去世前与太子李治的一席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贞观后期他在朝中的处境：“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深谙太宗用心的李勣，受诏后连家都未回去看一眼，即往叠州（治今甘肃迭部）赴任去了。李勣以自己的机警躲过了杀身之祸。高宗登基后的第四天，即授李勣为正二品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半个月以后，又让李勣担任了相当于宰相的职务。如果说，李勣的第一次升迁是高宗执行太宗遗命的话，那么，第二次升迁则是高宗要用李勣来制约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一伙了。
李勣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在瓦岗军时的首领李密归唐复叛，兵败受诛后，他曾冒着风险上表请求收葬，经高祖同意，“勣服衰绖，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朝野义之”。李勣曾经说过：“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隋唐嘉话》上）这种不隐讳自己早年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并敢以“贼”自居的话，门阀士族一般是不愿讲也不敢讲的。正是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才使李勣对武则天的态度有别于长孙无忌、褚遂良那一伙人。此外，李勣还先后在武则天的家乡并州任职长达十六年，武士彟的丧事就是经他一手操持料理的。应该说，他对少年时代的武则天及其家事都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这就是他在废立皇后问题上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伙持不同态度的原因。
十月乙卯日，百官上表请速立中宫，于是，高宗下诏：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徳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丁巳日，为庆贺高宗新立皇后，大赦天下。
同一天，武则天向高宗上表：“陛下从前准备封妾为宸妃时，韩瑗、来济敢于当面反对抗争，这种极其可贵的精神，除了那些深情为国的人，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妾以为应当对他们加以奖赏。”高宗将这个奏表拿给韩瑗、来济传看，二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再三提出辞官，却一直得不到批准。
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丁卯日，高宗在皇宫正殿前的平台上接见朝臣及少数民族首领，随即命令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出面主持为武则天行册皇后礼的仪式。立后是大事，要豪华、壮观，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武则天是皇后。
当身穿皇后袆服，头戴饰十二枝花的凤冠，周身以深青色为主，在黼领、罗谷褾、襈、蔽膝、大带处分别间以十二种五彩图案，腰缠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的武则天由侍女们簇拥着出现在朝臣面前的时候，人们简直被她的美貌惊呆了。武则天似乎天生就是一副皇后相，她端庄、平静，举手投足，正正派派，落落大方。在整个加冕过程中，处处表现得端庄镇静、怡然自得，傲视群伦。当仪式随着祭天祭地、叩拜列祖列宗完成之后，就连当初反对武则天为后的那些人，内心里也不得不承认，皇上确实找到了一位仪表、气质、才华都是王氏所不及的皇后。仪式结束后，文武百官及少数民族首领们又来到肃义门，破天荒地朝拜了新皇后武则天。
从李渊算起，武则天为唐初三帝中的第四位皇后。
高祖皇后窦氏，京兆始平（今陕西兴平）人，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后“工篇章，而好存规戒”。李渊担任隋扶风（治今陕西凤翔）太守时，得到几匹好马，窦氏多次劝李渊：“当今皇上是个爱好鹰马的人，你留着这几匹马，恐伯将来要为它们所累。不如将马献给皇上，也许对你今后的升迁会有好处。”李渊开始时舍不得那几匹马，果然由此而受到隋炀帝的谴责。后来李渊将马献给了炀帝，没多久就擢为将军。在迎逢讨好昏君炀帝方面，李渊只有当窦后学生的资格。太宗皇后长孙氏，亦为名门出身，“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当太宗准备听听她对处理某些朝政的意见时，长孙皇后回答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与太宗相处时，“每言必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窦氏、长孙氏皇后。更确切地说，这才是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勋贵重臣、名门士族所需要的那种出身高贵、自小接受过传统儒学洗礼、对权贵们逆来顺受的皇后。出自寒门新贵的武则天，其知识则主要来自自学和实际生活的磨炼，来自后宫十多年间唐太宗对其的言传身教。这种特殊的学习经历，使她对传统儒学有着不拘束缚的独特理解，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敢于冲决的勇气。
在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伙看来，像武则天这种“事经先帝”，再入后宫的女人，作为玩物供皇帝取乐是可以的，但本人必须有一种负罪感，夹着尾巴低头做人。然而，武则天却不甘寂寞，也不愿低着头做人，她当了昭仪还想当宸妃，当了宸妃还想当皇后。
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无论从虚荣心的满足还是从贪图富贵尊荣方面来说，对于一般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女性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了。然而，武则天面对文武百官的朝贺，心里却有一种既满足又不完全满足的感觉：第二次入宫四年多来，涤尽萧淑妃、王皇后迎面泼来的无数脏水和勋贵权臣们的鄙视白眼后，自己终于依靠皇上的宠爱和支持，赢得了皇后的凤冠。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似乎有些满足了。但是，四年多的经历同时证明，她一天也没有支配过自己的命运，如果不是皇上的理解和支持，皇后的凤冠怎么也戴不到她的头上。为了这顶凤冠，她做了多少违心的事，甚至牺牲了女儿的小生命。现在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伙人还在一旁冷眼旁观打量着自己呢！想到这些，她似乎又感到内心很空虚：皇后，不就是地位最高的那个嫔妃吗？还不是照样得迎奉皇帝，有时甚至还要去巴结权贵！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并未感到满足，也不准备就此止步，武则天决心用向门阀士族的不断进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起源于东汉的门阀士族，几经消长，隋唐之际演变为山东、代北、江左、关陇等士族集团。他们或以人物，或以贵戚，或以冠冕，通过不同形式，保留着各自的社会地位，李渊即出自关陇门阀集团。隋唐时期的社会风气是：政治地位凭借由功勋得到的官爵来决定，社会地位则仰仗世袭门第（门阀）的高低来确立。建唐之初，为了稳定政权的需要，除依靠追随自己从太原首义而封官晋爵的人马外，唐高祖不得不让出部分皇权收买关陇集团以外的其他门阀士族，笼络以为己用。贞观五年（631年），因厌恶山东门阀“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唐太宗让司空、上柱国高士廉组织修撰《氏族志》，以“刊正姓氏”。门阀士族出身的高士廉，用六年时间修成的《氏族志》，仍然将出自山东士族大家“崔卢李郑”的崔干列为第一等，而崔干仅任唐贞观朝四品官员黄门侍郎。太宗见后很不满意地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只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接受太宗批评后，经过修改的《氏族志》将皇族列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卢、李、郑”紧随其后为第三等，门阀观念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针对立后时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伙多次用王皇后出身门阀士族来鄙视自己的情况，武则天授意同为寒门庶族出身的许敬宗、李义府上表高宗，请求重修《氏族志》。显庆四年（659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新修的《姓氏录》，皇后列为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因位及宰相，入列第二等，当朝五品以上官员全部录入。传统的“崔卢李郑王谢”等一概不论。只要稍加对比，即不难发现，在清除门阀士族社会影响力方面，武则天促成修撰的《姓氏录》，比唐太宗时期的《氏族志》做得更彻底。此举用官方规范的形式确定了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进一步压缩了门阀士族的生存空间。就事论事而言，武则天授意编撰的《姓氏录》，似乎仅仅是为了提高自身门第，以达到抑制士族的目的而已。如果将此事放到宏观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则不难得出它是继承了唐太宗贞观年间撰《氏族志》的思想，通过修撰《姓氏录》，抑制腐朽的门阀士族集团，提升凭借科举军功入仕的寒门庶族的地位，其进步的社会意义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