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向总体性和大历史敞开的散文

这几年，李敬泽的写作，日益流淌其对知识的惊人吞吐和天性中的不羁不拘，使得他的近作在文体上表现出跨界、“逾矩”的鲜明特征，呈现出了“万花筒”“招魂者”“一本书里跳舞和生活”的面貌，往往一个篇章中就交织着“博物、知识、考辨、对话、误读和他者的眼光”（杨庆祥语）等多重内容。面对其近作显而易见的博杂表述，也许更应该追问的是：在其杂陈交错的写作背后，是否有一种整体性的思考在统合着？如果有，这种整体性的思考又是怎样的？他通过对哪些问题的思考获得这一整体性认知？他的总体性思考又如何建构其创作的整体面貌？本文将以李敬泽《青鸟故事集》《会饮记》及《咏而归》为依据，围绕以上的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社会业已发生深刻转型，社会成员的思想分歧有所加大。对一个时代的写作者而言，如果没有既有的精神共同体及其背后的整体性、全局性思想意识图式的支持，他们会迷失在众语喧哗的热闹和纷繁杂乱的世相里，失去宏观、完整地把握这个世界的自信，只好选择从小处、个体、身边的局部，去理解和表达这个世界，也让这个时代的文学，丢掉了“宏大叙事”的能力。

李敬泽显然对整体性、共识性精神缺失的时代境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最近出版的几本作品集《青鸟故事集》《会饮记》《咏而归》里，他一直在强调“总体性”，“总体性”也成为其上述三部作品极具分量的关键词。在和李蔚超的一次对话中，李敬泽坦然承认，“我们上次曾谈过历史意识问题、总体性问题，我认为文学一定要向着总体性敞开、向大历史敞开、向中国1840年以来的现代进程敞开、向文明的未来命运敞开。一些朋友一谈这个总体性就花容失色，但同时，他们一直致力建构一个文学自身的总体性，搞出它自身的一小套宏大叙事”[26]。在理论上，他表达坚定、清晰，在创作实践中，他更是不遗余力坚持这点。在《会饮记》的《机场》中，李敬泽数次提到对“总体性”的理解，他先是借讨论卢卡契和布洛赫，说出自己的想法：“没有了对整体或总体的想象和信念，未来从何说起，希望从何而来？”[27]随后借《溪山行旅图》，说出内心的判断：“这里是有总体性的，是一种壮阔的联系，一种隐秘的结构，一种人世间默运的大力，它把蒋介石逐到了海的对岸，他还顺便带走了《溪山行旅图》”[28]。紧接着，在讨论人工智能的话题时，他再一次隐秘但坚定地强调：“问题不在于诗人、小说家或学者是否会失业，问题在于，我们竟如此愿意想象这样的未来，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那是必将来临的、很可能无法抗拒的总体性，只不过，在这个总体里没有我们的位置，没有主体的总体性”[29]。最后，在讨论书法和日常生活脱节的时候，他坚定地强调，“这是另一种总体性危机”[30]。在短短篇幅内，他从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等多重维度，透视了“总体性”这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所显示的本质性特征，凸显了他对个人化叙事泛滥所致的对宏大叙事漠视的当下语境中，创作实践在作品或文体探索上日渐孱弱的担忧，并表达了他对“总体性”想象，及信念对时代精神支撑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从李敬泽的以上思考也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深刻地认识到“总体性”的观察和思考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既有的、已经步入黄昏、不再被信赖的那一套“总体性”，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危机，因为这种“总体性”是“没有主体的总体性”。为什么中国目前这一套“总体性”的精神、思想资源和知识图谱是“没有主体”的呢？这一套主体性缺失的“总体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当下又该如何建立一整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总体性”呢？李敬泽在以上三部作品里给出了思考。

为了追溯当今我们作为思考基础的那一整套现代的“总体性”想象及起源，以及总体性意识如何主体缺位，李敬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他回到历史和故事，重构中西文明交流史，他知道，现代性的总体想象和信念，就是在这一进程中慢慢聚合而成。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李敬泽不喜欢摆开一副密不透风的论证姿势，也不喜欢毫无保留地绕过羁绊而缠绵的历史细节而直奔主题和结局，相反，在具体的文本的展开过程中，他对中国现代转型缘起的细枝末节，有着持久的兴趣和难得的笃定。他一次次从知识的梳理入手，从广东、澳门、甘州、肇庆、十三行、张掖、瓷器、香料、自鸣钟、丝绸、香料、鸬鹚、波斯、巴基斯坦、契丹、汗八里、木塔、古道，以及翻译官、同门师兄、利玛窦、鄂本笃、伯来拉、斯当东、《华英字典》、马礼逊、小德（袁德辉）、老汤姆、阿树等这些极为日常化的名词入手，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勘探古老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尴尬、挑战、偶然、无奈及必然。但他对细节的关注和兴趣，并不意味着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毫无头绪，在重构中西文明的交流史中，他提取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看与被看”“说与被说”。他对中西方交流历史的思考和叙述，也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立足点，在他看来，“谁看谁被看，谁说谁被说，这是每一篇可能的小说、每一个人类生活情境隐秘的要害”[31]。同样，“谁看谁被看，谁说谁被说”也是理解两种文明的交流历史的关键之所在。

在李敬泽的视野里，中西交流，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交流，并非一段温情脉脉的历史，而是充斥着野蛮的武力侵略和无情的文化侵入。李敬泽对西方施加于中国的文化侵入，有更多细致、耐心的梳理。在他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入侵，从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对方批判的目光下开始，比如，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妇女被裹缠的双脚、看到了中国人长长的辫子、中国人的服饰等等，在西方眼光的审视下，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身体和对身体的包装，变得古怪且愚昧。在论及外国人对中国缠足的反应时，李敬泽写道：“当然，这目光不仅属于斯当东和他的同行者，也是西方在用一种新的目光审视中国。”[32]说到底，“被看”背后，不是简单对等的呈现，而是随着1840年西方发射到中国的野蛮炮火，西方在中国构成一个新的价值空间，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正被西方所审视，一旦被强大的异族所审视，“被看”当然会让中国人不自在，甚至产生强烈的羞耻感，这样，李敬泽就抵达了他这三部作品的另一个关键词，“文明的耻辱感”。

“文明的耻辱感”的发现，最能显示李敬泽对主体性的敏感。“西方的入侵是从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对方批判的目光之下时开始的。这种目光剥夺了我们固有的价值世界，我们噩梦般站在废墟上，与周围突然呈现出来的一切格格不入。我们意识到我们正被审视，我们当然不自在，强烈的羞耻感刻骨铭心地袭来。”[33]在对历史细节的全新解读中，李敬泽毫不留情地袒露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隐秘，“文明的羞耻感是19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打下的持久难消的烙印，也许很少有哪个民族怀着如此的紧张、期待、喜悦和愤怒关注着外国人如何看我们：他们在看吗？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为什么看见了这些而看不见那些？”[34]李敬泽像一个身怀绝技的侦探，总喜欢躲在角落和暗处，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爬梳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李敬泽还发现，在与西方的碰撞中，中国人在压迫下所产生的“文明的耻辱感”，迫使中国也接受了西方“看”自己的目光，并把自己和自己的身体，也放进这种目光中去审视衡量，审视的结果，是让中国人对自身产生怀疑，自惭形秽，自己的身体，在“他者”的眼光中变成了陌生的“他者”。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和判断，逐渐被更多地表达出来，“现代性焦虑”由此产生：对中国人而言，在西方视野中，最迫切的心理需求是，如何说服自己变成真正的现代人，毕竟，进入“现代”，成为“现代人”，首先要取得“现代人”的身体。翻一翻清末民初的报纸，我们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竟像蝉蜕一样痛苦、专注，毫不妥协地改变自己的形象：剪辫子、剪长发（那时的长发也是封建落后的标志）、禁缠足、易衣冠，每一件事都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个人的身体与宏大的历史有确切的、不容置疑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清理，李敬泽发现了近现代中国人的身体叙事里面所隐藏的“文明的耻辱感”和“现代性焦虑”，也指明了在这两种感受中，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固有的价值世界，是如何在西方的入侵之下松动、失效乃至因为无以应对快速地步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终究被现实抛弃。

李敬泽从身体“被看”的角度，揭示了西方入侵对中国文明的巨大打击及“改写”，他从中国“被说”的视角，揭开了西方对中国的界定和想象。对这一宏观问题的探讨，李敬泽同样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高谈阔论，而是选取一个极易被忽略的角度——“翻译”来进入。在他看来，翻译的基础是双语词典编撰，只有在词典的基础上，不同语种文明之间的阻隔，才有可能被跨越和交流，来自世界的声音和意义，才有可能被大面积地听到和传播。不过，词典编撰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赤裸裸的话语权力霸凌和被界定的意义迷途。李敬泽目光敏锐，在清理中西交流史的过程中，一眼望穿了英汉词典的编撰背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强势而系统的知识整理本质：“一部英汉双语字典将有助于打破对华贸易的语言壁垒，同时也是对这个想象中的巨大市场的系统的知识整理，一次最初的全面‘格式化’论述。这是辉煌的人文主义事业，但人文主义事业从一开始也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事业。”[35]不能否认，正是因为词典的编撰，中国置于“被说”的境地，整个中华文明被西方话语和知识系统的解释、言说才真正成为可能。在沉浸中西交流史的过程中，李敬泽钩沉出一些冷僻的史实，甚至发现林则徐的首席翻译“小德”，和敌方翻译亨特，居然来自同门。这种历史的偶然，注定西方对中国的整理，一定会进入一种同一性的西方知识谱系里。这是属于李敬泽的表达：

亨特晚年的散漫回忆使我们走近了这个失落于历史的重重暗影中的人物：袁德辉。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名字，但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悄悄改写了我们的基因密码，改写了我们的语言。通过他的眼睛，林则徐看到了“世界”，后来林则徐将所有的翻译资料转送给一位名叫魏源的文人，魏源据此写出了《海国图志》，中国人开始寻求和接受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的“意义”。

——这真是一株神秘的谱系之树。也许你还记得，最初的那粒种子竟是那位姓“李”的翻译，从他那里开始，根须和枝叶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地暗自生长。

直到1917年，一位名叫胡适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发起了“白话文运动”，这棵谱系之树蓦然间变得遮天蔽日。这场运动从来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要人们按照自己的所说去书写，它隐秘的真正目的是使汉语彻底地成为一种可以翻译和被翻译的语言，直到我们能准确无误地听清来自世界的声音和意义。[36]

短短的几段文字，如刀刻、如烙印，尖锐、冷静、节制，却让人在密集的知识轰炸中，感知到一种来自审美感性的震撼，感知到古老国度现代转型中经历的残酷、曲折和历史布景中不易觉察的神秘狞笑，这样，李敬泽就清晰地勾勒了以下历史轮廓：西方如何通过双语词典的编撰、翻译等方式，用自己的知识谱系重新定义和改写中华文明，并把“他者”的眼光和视角植入到中华文明的肌体，使得这样一种充满意义迷途的知识谱系，被中国的文化精英领受、传播，以致最终形成国人普遍接受并深信不疑的“总体性”信念和想象方式。

更重要的是，李敬泽也用自己跳荡而感性的叙事，明确地揭示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中国置于“被看”“被说”的从属地位后，在总体性建构过程中，一直缺乏也没有机会实现自我的主动参与，从而导致1840年以来，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建立起的总体性，实质是一种缺乏主体性的结论。这个充满危机的结论深刻地昭示，在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汉语虽然没死，但那个能被汉语清晰而完整表述的文明，实际上已处于沉默状态，并逐渐失去自己的声音。西方对中国的观看、试探、误解、排斥、强势介入，很难在一部叙事性极强的作品中呈现出来，但在《青鸟故事集》《会饮记》和《咏而归》里，李敬泽却能以貌似信马由缰，背后却始终有一团聚精会神气息的宏大叙事，举重若轻地打理得清清爽爽。很难想象，如此宏阔而严肃的命题之下，李敬泽却能将自己的思考包裹在《青鸟故事集》《会饮记》和《咏而归》这样慵懒的书名中。

李敬泽通过散文所营构的文体张力，仿佛有一种魔力：读者一旦进入其文字世界，立刻会获得一种奇妙的阅读快感，他不动声色，但又旁逸斜出，惊心动魄，但又依傍细小，他纵横捭阖地运用历史和故事，在中西方的双重镜像中再现互相依存的交流史，并目光如炬地洞悉，交流背后所形成的“总体性”实质匮乏主体的真相，也恰恰是在这种发现中，作为写作者的李敬泽，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并从根本上保证了他散文叙事整体性的达成。

确实，叙事主题上“总体性”的凸显对李敬泽散文整体性叙事起到了支撑，作为创作主体“主体性”的确立，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李敬泽没有把清理历史作为精神飞翔的终点，他对历史的清理，只是为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找到一个扎实的起点，并以此出发，去重新解释世界，特别是重新解释中国，并在重新界定历史的基础上来展开可能的未来。因为要重新整理世界，他特别关注中国与世界关联的各类细节，“必须感谢拉铁摩尔，给他发一吨丝绸。他赠予我们一个好词，这个词让我们以另外一种全球视野看待我们的历史，重新发现和整理我们的记忆和经验。边塞和穷荒本是天下尽头，是边缘和界线，现在，由于这个词，界线被越过，你必须重新想象中国，在北方之北，在南方之南，想象它的另一种历史面目，并由此思考未来”[37]。毕竟，要重新解释中国和世界，重新想象中国，必须要有一种总体性的知识、信念作为认识的依据和起点。如前所叙，李敬泽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中西交流史上所形成的那一套整体性知识谱系和精神信念，已不足依恃。那么，该以一种怎样的路径进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能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解释呢？李敬泽用他的这三部作品，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和其他写作者比较起来，李敬泽最大的辨识度，来源其文本中密度极大的知识叙事。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在《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出版16年后，李敬泽在2016年5月为《青鸟故事集》所做的《跋》中，袒露了自己的写作观念，对研究者而言，这篇短短的文字是打开他文字迷宫的钥匙。“布罗代尔使我确信，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贪婪和愚蠢。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和事不过是水上浮沫。”[38]李敬泽狡黠地将自己写作《青鸟故事集》的缘起归结到布罗代尔，以他广博的阅读而言，这种归因显然是一种偷懒的解释。真正的原因是，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布罗代尔对“现代源头”的关注，叩响了李敬泽最隐秘的心弦，一种心心相印的默契，让他突然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以及重新理解世界的方式。这是个人阅读经验中不可强求的唤醒和激活，是一种基于知识理性所带来的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激情和想要探求的好奇。李敬泽以布罗代尔的口吻说出“历史就在这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并放下戒备，畅游于自己知识的海洋，随时召唤记忆中的人、物、事，随时将镜头对准当下的生活，但无论他的切换怎样令人眼花缭乱，无论他的思维怎样信马由缰，无论他的文字怎样率性，以至于他忍不住在《跋》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过程，“穿行于博杂的文本，收集起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遗忘的荒漠，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在他广博的阅读基础和汪洋恣意的表达背后，他始终都围绕“历史的秘密在最微小的基因中编订”这一精神原则，也在此原则上建构起他对历史和世界的理解。可以看到，他从布罗代尔那里确立的与世界接触的精神方式，是如何左右着他的写作观念、立场和世界观，布罗代尔对他的唤醒是多么重要的精神事件。

正是在明确的对世界的“总体性”基本信念的指引下，李敬泽开始了重新整理、定义世界和中国的发现之旅。在更多关注中西交流历史细节的《青鸟故事集》和《会饮记》中，李敬泽通过对纷纭的历史细节的钩沉，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历史来说，一艘商船上的无名商人把玉米、番薯的种子带入中国，无数农民在漫长的时间里把它们撒遍大地，这沉默的过程使任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显得卑微，因为它所带动的生存条件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增长构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39]也正是基于对卑微然而浩大、又被历史书写所遮蔽的底层力量的坚信，他坚定地认为一个普通的参与出海贸易的账房先生记下的船上那些事情，“比朝廷帝王将相经略天下的伟业重要得多”[40]。同时，李敬泽也抛开了对历史的必然铁律的信仰，敞开了偶然性、巧合和各类可能的“意外”对历史走向的潜在作用，“有些日子不为人知，但绝对重要。它们是小日子，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哪一年哪一天。那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一刻，人们感受着莽荡的风，但谁知道这风最初的游丝般、鼻息般的律动起于何时？”正是基于这样玄远幽深的沉思，他相信，“我们的面目，可能最终是由那些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物所塑造的”[41]。他不相信抽象的结论，只盯住历史的缝隙，坚信“根须和枝叶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地暗自生长”[42]。

从李敬泽以上的思考可以看到，他没有崇尚英雄、精英“创造的”光明煊赫的历史，而是凸显了庞大的基层、沉默的大多数那涌动不息的力量，恢复了他们对历史的承载和担负，彰显着由他们人生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巨流对历史的决定性意义，闪现着“民本主义”的思想光芒，并以此实现自我对历史、对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解释，李敬泽对民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重视，也延伸到了他对现实的判断中。在《会饮记》的《机场》一节中，李敬泽在谈论书法的真实处境时认为，书法已“被切断了与日常书写的联系”“失去了与这个时代新鲜的、活着的文化经验的联系”，更多的时候类似于一种“招魂的仪式”。这样的判断，立场清晰地表明他对现实热腾腾日常生活的重视。说到底，他骨子里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而现实的日常生活，也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生命的活力和能量，他毫不掩饰自己“是多么喜欢这简单的阳光、这热腾腾的人群”[43]。李敬泽全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基于此而做出的判断，的确颠覆了既有的历史认知：历史为英雄或精英所主宰的历史观被破除，历来被认为是历史主角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李敬泽替换为名不见经传的凡夫俗子、芸芸众生，和光同尘、凡尘万丈的当下性现实，亦被李敬泽所肯定。李敬泽对世界的重新界定显然既来自对知识的梳理，也来自生活对他的滋养，来自生活常识给予他的洞见。在他对文明形式、艺术载体的细心勘探和判断背后，跳动着的是一颗活泼的现世的心，是他试图沟通知识和日常生活关联的热情。由此可见，李敬泽对世界的新认知和对艺术的体察，始终和生活的肌理密切相关，就算是履行批评家的职责，他也总是能别出心裁地从生活的细处发现另类的秘密。而在他最基本的发现里，在炫目知识的包裹背后，他内心深处对众生的体恤和悲悯，他目光向下的、紧贴人民的热切和执着分明可见。这种生命态度，这种理解世界的独特精神方式，是李敬泽作为独一无二写作个体的最大秘密，也是构成其总体性考察和整体性写作的最大支撑。

杨庆祥曾提到，“他（李敬泽）牢牢地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用一种中国的智慧来理解西方，而且真正地转化成了生活——过去的生活和当下的生活，皇帝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最终是，最日常的中国生活”[44]。确实，“最日常的中国生活”构成了李敬泽所有写作和观照世界的根本立足点，孕育了他写作与现实的血肉关联，换言之，从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出发，李敬泽接通了日常生活历史观和宏大叙事的血脉联系，凸显了其问题背后最为强大的方法论根基，“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用中国的智慧来理解西方，并形成全球化视野下的“本土化”指向，事实上构成了李敬泽历史观最为明晰的思想路径。程文超在《“两个西方”与“本土化”问题》中特意强调，“我们进行‘全球化’的讨论，首先要关注的是中国的需要、中国的问题，要把‘两个西方’放在中国本土需要与问题的维度上进行探讨”[45]，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有着比之更早的思考和实践。

也正是立足于被历史叙述遮蔽、数量庞大的“卑微者”所隐藏的巨大力量，李敬泽穿透了历史尘埃，对“中国精神”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咏而归》用一种回复到经典的重读，再现了传统中国的人、物、事，触及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回望和审视，这构成了李敬泽创作的精神基点。在《咏而归》中，那些早已在历史烟尘中隐匿的人物——北宫黝、孟施舍、孔子、刘歆、宋襄公、邓析、阖闾、要离、伍子胥、申包胥，被他重新擦亮、点燃，被他命名为勇者、英雄、义士和血气之人。而鲁迅、丁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北的革命者等这些现代人也被李敬泽请了过来，他们在《咏而归》构成了一幅中国历史流转的巨幅画卷，将中国何以是中国，中国人何以是中国人，中国何以构造成这样的现实呈现出来。

在李敬泽那里，“中国精神”既体现在伍子胥和申包胥这样的“血气之人”的身上——“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春秋之后不复见。他们把圣人、唐僧、知识分子都逼上了绝境，对这样的人，我们无从判断，无话可说，怎么说都只是露出了小人之心。他们凭着血气冲出了我们的边界，任我们的智慧、我们精致的啰唆兀自空转”[46]；也在孔子这样的文化圣贤的生命中闪耀——“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胜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47]；同时也树立于杜甫那沉郁宽阔的诗歌中——“此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诗人如此真切、如此深情和诚挚地注视着人群，注视着一个一个的百姓，注视吾土吾民，在杜甫的笔下，大地不再仅仅是精神的大地，大地回到人间，恢复了、获得了它的人间性”[48]。

要强调的是，李敬泽对杜甫有着特别的喜爱与推崇，在他看来，杜甫的“心与身就在苍生之中，就在受难的黎民中间。当他被历史与生活放逐到最低处，与那些卑贱者和劳力者承受着共同命运的时候，这个人在底部和低处获得了根植于大地的力量，他站着书写，无畏地见证真实，由此抵达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伦理的巅峰”[49]。杜甫那立足于苍生黎民的现实、对吾土吾民深广的悲悯和义无反顾的担当，被李敬泽一次次激活，并被他视为“中国精神”的载体。而杜甫站在人民中间、为黎民百姓写作的精神执守，与李敬泽在历史的重读中感受到草芥般的芸芸众生所承载的无声力量，有着内在的共鸣，这是属于李敬泽的对“中国精神”的重新点亮和价值宣言。

至此，基本可以对李敬泽近几年出版的三部作品《青鸟故事集》《会饮记》《咏而归》做一个小结。

通过对这三部作品的解读，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李敬泽的宽阔。面对现实嘈杂而不确定的“碎片化”图景，面对世界“包罗万象”却凌虚蹈空的零散状态，李敬泽拾捡起历史的吉光片羽，用自己心灵和情怀去将它们补缀起来，赋予它们以“壮阔的结构”，又让如草芥一样卑微的生命在其中发光，“从碎片中为生活、意义、世界想象和探索某种整全感、某种普遍联系”[50]。在久远的时光流转中，李敬泽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在历经现代转型的真实人生经验后，悄然穿越时空，和这些远去的人、事对话。他以高度的敏感和共情能力、宏阔的视野以及对时间阻隔的重新接通，在与当下的精神图景的对照中，感受到了中国精神结构的巨大变化，悄然激活了古老传统中闪亮的精神碎片，并以此作为修复当下破碎的重要依凭。这种动人、动情而让人深思的表达，展现了一种来自批评主体探究、理解的态度：能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方看得见具体人的脆弱；看得见历史尘埃中个体的脆弱，方懂得悲悯并愿意付出共情心。而他对“没有主体的总体性”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和知识谱系的清理，对中国的重新整理和想象，以及“对中国传统精神的擦亮”，成了他写作观念中极为重要的基石，也注定了他的视野和观照方式的特别，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将这些观念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批评以外的随笔文字中，以“敬泽体”廓大的容量和大气的文风，进行了具体的实践和“子部复活”的尝试，这些都构成了李敬泽文体极强的辨识度和整体性叙事的重要前提，也为他承载宏大命题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