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乐园追忆(6)
世代之间差异不小，需要进一步论争的东西也有许多，他们不愿放弃的世界观和所崇尚的原则，随着美国时代几个世纪的流逝，我们一无所获，只是变得老态龙钟。他们反复无常的性格与我们无缘。我们内部正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敢于离他们多远，这确实令人烦恼、矛盾重重。我们有些人敢于对他们那些令人窒息的观点加以反击，但两代人的冲突从未像二十年后那样剧烈，社区不再因误解成为相互伤害的战场。有的是批评指责让人臣服，年轻人的求变能力被无数种要求、规定和戒律所束缚，这些限制终究无法突破。一条是因我们自己的现实利益所在而高度推崇，另一条则被时代普遍认为公正，这类禁忌还在我们孩提时候就完全接受，父辈根深蒂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荒唐的反抗意识消解，几乎将所有不当的欲望泯灭。
我们大多数人还需聚集更多的勇气——或者说更多的愚昧——方能挫伤他们要求我们达到尽善尽美的热情，远离许可的范围去自由翱翔。他们要求我们做到既遵纪守法又高人一等的理由是我们良心上无法承受的，因而那些近乎绝对的控制完全落入他们成人之手，通过我们这一代，他们也尽力完善了自己。命运的这种安排留下无关痛痒的斑斑疤痕，却很少听说有人精神失常，至少当时如此。感谢上帝！那些期望的重负并不一定都具有多大的杀伤力。当然，在有的家庭里父母若将控制闸松动一点会好得多，但大多数情况下，几代人之间的摩擦正好使我们向前迈进。
我这种认为我们乐于生活在此的想法错了吗？没有哪种错觉比得上长辈们的乡愁所引发的幻象，但在塔巴奇尼克泡菜桶的芳香里成长，不可能与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贵族少年相提并论，我这种想法全错了吗？我是否真错了，居然认为就在活生生的现实里，生活的丰富已将我们的情感搅动到某种特殊的程度。哪里还有这浩如烟海的细节将你团团包围？细节，细节的无边无际，细节的威力和细节的沉重——如同你死后坟墓上高达六英尺的尘土一样，这无穷无尽的细节在你年轻的生命里将你环绕。
所谓社区，也许就是一个孩子自然会全神贯注的地方，是孩子们透过表象、了解事物本质的畅通渠道。那些街道里，每一个街区、每一座后院、每一幢房子、每一层楼、每一位朋友家里的墙壁、天花板和门窗，都是如此富有个性，即使五十年后你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种渗透更彻底？我们如此敏锐地记录下身边的事物，并用油毯油布、仪式蜡烛、烧饭气味、兰尚台灯和百叶窗标示出社会等级的细微差别。相互之间，我们知道谁的柜子里有什么样的午饭、谁在塞德店里订下哪种热狗；我们了解对方的身体，知道谁走内八字、谁胸部发育了、谁带有发油气味、谁讲话时老吐唾沫；知道谁好斗、谁友好、谁聪明、谁愚笨；知道谁的母亲口音重、谁的父亲蓄胡须、谁的母亲在干活、谁的父亲已去世；我们也多少了解每个家庭因不同情况而面临的人生难题。
当然，还有因贫穷、欲望、幻想和对耻辱的恐惧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强烈动荡。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绝望的思春意念中，孤独而隐秘，尽力约束自己，全靠青春期的不断反省，年轻的旅途才被照亮。好在那个年代，贞洁观念仍居上风，年轻人还热衷于自由和民主一类的国家大事。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在脑海里时常显现，就像当年的同班同学一样还记得真真切切。今天当我们再次相见时，那份强烈的情感也令人惊奇。最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正接近祖父辈当年那把年纪。那是一九四六年二月我们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现在却了如指掌。一九五〇年一月的那个班级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归属——当年不能回答的问题全有了答案，未来的谜底已被揭开——这还不令人惊奇吗？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像我们这么生活过，真令人惊奇。
这是一篇我没有在第四十五次高中同学聚会时发表的演讲词，与其说是讲给大家听，不如说是留给自己。只是在聚会之后我才开始构思这篇演讲，黑暗中我躺在床上费力琢磨到底是什么触动了自己。演讲的口吻对于一家乡村俱乐部的舞厅来说太书生气，也不是这类春风得意的人们到此想听的。从凌晨三点到六点，我冥思苦想，觉得构思还不错，万分激动之中尽量去理解这种重逢内在的凝聚力和将我们像孩童一般联系到一起的共同经历。尽管有贫穷与特权的等级差异，尽管有许多因家庭的争吵留下深刻印象的焦虑——幸运的是，人们后来发现这些争吵并未带来预料的那么多烦恼——还是有某种强有力的东西将大家团结起来。它不只在我们的出生之地将大家连在一起，而且在要去的地方把大家维系，并指导大家如何到达那里。我们有了新的方法、新的目标、新的效忠对象、新的内在——一种新的悠闲状态，面对异教徒仍想坚持的反犹太主义也没有那么激动反感。这些转变来自何处？在哪出历史剧里，在丝毫不像伟大的生活舞台的教室里和厨房内，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粉墨登场？究竟是什么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我们心中的火花？
我从新泽西开车回来八小时后，这些模糊的、让人无法入睡的问题和答案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我辗转难眠、烦躁不安，躺在床上不停地琢磨。在新泽西十月下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大家远离那些曾是孩童时代的家园、现在却到处充斥着罪恶、弥漫着毒品的街道，来到犹太郊区的一家乡村俱乐部，这次聚会从早上十一点开始，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持续了整个下午。那是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边上的舞厅里，这群老人都是三四十年代威克瓦西的小伙子，他们原以为铁头球杆（那时被叫做九号球杆）是一块肥鲱鱼。现在我不能入睡——只能记起当泊车员将我的车开到门廊的阶梯前时，这次聚会的总指挥，瑟尔玛·布拉斯洛佛友好地问我是否玩得开心，我告诉她：“就像硫磺岛战役后回到故里一样。”
凌晨三点左右，我下床来到桌前，理不清的思绪在头脑里嗡嗡作响。我伏案工作到六点钟，终于把聚会演讲词写得像前面这样。只是当我用“令人惊奇”这句话把演讲推向感情的高潮后，才使自己不再被感情的力量震惊，并能重新入睡几个小时，或者说多少近似入睡，因为有一半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记叙，回忆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情。
是啊，从高中聚会这么美好的庆典上回来，很难立刻就躲进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我才三四十岁，也许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这三个小时里聚会时的甜蜜感觉就已淡忘。但人到六十二岁，对这类事情就难以把握了，况且刚动过癌症手术一年。不是我想抓住过去的时光不放，而是我现已被它套牢，我看似正远离时光的世界，实际上却在穿越它神秘的核心。
在相聚的几小时里，我们拥抱、亲吻、闲聊、相互招呼和回忆那些长远看来其实并无大碍的令人难堪的往事。“看！谁来了？”、“啊，好长时间了”、“你还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之类的叫喊声此起彼伏。“我们是不是曾经……”、“你是不是那个孩子……”相互间所用的这几个词在整个下午任人们不断重复，大家被同时拉进好些个闲聊的圈子，嘴上喊道“别走开，我马上回来！”。当然，也跳舞了。脸贴着脸，迈着过时的舞步，和着“单人乐队”的伴奏，那个伴奏的小伙子留着胡须，身穿晚礼服，额头上扎条红色手巾（他至少是在我们和着《埃欧兰斯》[9]充满激情的乐曲从礼堂列队出来后，晚了整整二十年才出生的）。他用合成器伴奏，模仿纳京高、弗兰基·莱恩和辛纳屈的风格。在那几个小时里，人们对时间长链，对被称为时间的每一件事情该死的消失过程的理解，像对早上就着咖啡毫不费力咽下甜甜圈一样容易。头扎手巾的单人乐队奏起《骡马车队》，我陷入沉思，时间天使正从头顶掠过，我们生活过的所有时刻都随她的一次次呼吸完结。时间天使当时肯定在场，和我们一起就在雪松山乡村俱乐部的舞厅里听那小伙子模仿弗兰基·莱恩演奏《骡马车队》。有时我看看大家，似乎觉得仍在一九五〇年，似乎“一九九五年”不过是高年级舞会的未来主题，我们都戴着可笑的纸壳面具，装作已接近世纪末的样子。那天下午的时光只是为了给我们自己某种神秘感而人为制造出来的。
分手时瑟尔玛送给我们每个人一只纪念马克杯，里面橘黄色的薄纸袋装着六个卢吉拉奇甜饼，用橘黄色玻璃纸包好，再扎上橙褐（校园色彩）相间条纹的卷曲绸带。这甜饼是来自我们班的学生，一个来自提尼克的面包师的礼物，就像我放学回家吃上的那么新鲜，那时则由我母亲打麻将的俱乐部里的一个菜谱销售商烘烤。离开聚会不到五分钟，我就剥掉双层包装，将六个甜饼全吃下，每个蜗形面团沾满糖粉，缝里夹着细小的葡萄干和核桃片。我一口接一口吞下这些小东西，感受到面粉与黄油、酸奶酪、香草、奶油、蛋黄和蔗糖混合的多种滋味，这是我从小就喜爱的东西。此时我或许也能体会到某种东西从我内森身上消失，如同普鲁斯特所说的，当他辨别出“玛德琳蛋糕的味道”：对死亡的焦虑，从他马瑟尔身上消失一样。普鲁斯特写道：“只需一尝，‘死亡’这词……就对他毫无意义。”我于是狼吞虎咽，不停地将这种渗透油脂的东西塞进嘴里，但到最后也没有类似马瑟尔那样的运气。
再谈谈死亡和欲望，这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种可以理解的极端要求，预防死亡，抵制它，不惜一切可能的方法，随便怎样观察死亡，无论什么，除了清晰透明以外：
按照我们进门时拿到的小册子上所说，毕业班的一百七十六人中有二十六人现住在佛罗里达……兆头不错，这意味着我们在佛罗里达现有的人还是比死去的多一点（多六个）。另外，整个下午不只我一人，大家在心里都将这些男人戏称为男孩，女人戏称为女孩。有个从佛罗里达赶来的男孩告诉我，在下飞机后从纽瓦克机场到利文斯敦的那一段路程中，他租了一部车急忙赶路，却两次被迫到加油站找厕所，只因受不了身体颤抖。这人叫门蒂·格里克，一九五〇年被选为班上最帅的小伙子。在一九五〇年，他是个身材魁梧、睫毛长长的美男子，是我们最重要的吉特巴舞者，喜欢四处对人叫喊：“帅呆了！”他有一次被他哥请到奥古斯塔街的一家妓女院去玩，那里到处是拉皮条的，实际上也就在离他父亲开的布兰夫德酒馆不远的街角。他后来承认自己连衣服都没脱，只是坐在外面走道上翻翻桌上的一本《机械插图》杂志，而他哥哥才真的在“干事”——门蒂算得上是班里最像少年犯的一个了。正是这个门蒂·格里克（现在叫伽哈）带我去亚当斯剧院听伊利诺斯·贾奎特、巴迪·约翰逊和“纽瓦克本地的”莎拉·沃恩唱歌。他曾买票请我去听比利·厄克斯汀（B先生）在清真寺的音乐会。他在一九四九年还搞到票，和我一起到桂园观看美国黑人选美大赛。门蒂曾三四次带我到泽西电台（WAAT）看午夜黑人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比尔·库克的现场播音。星期六晚上我常在自己卧室的黑暗之中聆听比尔·库克的“音乐大篷车”节目。开场曲为艾灵顿的《大篷车》，那极富异国情调，饱经沧桑，兼有非洲与东方的节奏，肚皮舞的鼓点，这一切本身就值得收听。就是紧裹在母亲刚刚洗过的被单里，公爵亲自演奏的《大篷车》还能令我冲动不已。先是“咚！咚！”的开场鼓，开士巴声中传出悠扬婉转的长号声，再就是舞蛇的长笛徐徐吹起。门蒂把它叫做“勃起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