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争作为一种制度
尽管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处于和平状态，但战争仍是所有自由社会的永久性制度之一。正如议会亦是我们的永久性制度之一，尽管它并不总是开会。作为一种永久性制度的战争正是我希望考虑的：人类为什么容忍战争；人类为什么不应容忍战争；人类要怀有何种希望才能不再容忍战争；若人类愿意，如何废止它呢。
战争是两个群体间的冲突，每一方都试图尽可能杀死和残害另一方，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这个目的通常不是权力就是财富。对他人行使权力是一桩乐事，依靠别人的劳动成果生活也是一桩乐事。战胜者比战败者更能感受到这种种乐趣。但是，战争同其他所有自然活动一样，与其说是由它所看到的结果引发的，不如说是由对这种行为本身的一种冲动所致。人们常常渴望一个结果，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的天性要求采取能引向这种结果的行动。在此情况下也是如此：通过战争达成的目的，在未来远比在它们达成的时刻显得重要，因为战争本身是对我们天性的某方面的一种满足。若人类的行为源于对一些事实上会带来幸福的东西的渴望，那么反对战争的纯理性争论早就终结了战争。之所以难以压制战争，是因为战争发乎于冲动，而非对战争所能带来的好处的计算。
战争不同于警察使用武力，警察动用武力是执行中立当局的命令，而战争是起争端的各方自己动用武力。这一区别并非绝对，因为国家在内部争端中并不总是全然中立的。当罢工者被打压，国家便站在富人一方。当对现有国家不利的言论遭到惩罚，国家显然是争端的当事方之一。从压制个人观点到发动内战之间的一切阶段皆有可能出现。但广义上说，根据整个社会先前制定的法律所动用的武力，或许有别于一个共同体对另一个共同体所使用的武力，在后一种情况下，出手的那个是唯一的法官。我已解释了这一区别，因为我不认为警察使用武力这种事能被完全消除，但我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同样使用武力则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最大希望。目前，规范国际事务的原则是一国若非自身利益牵涉其中否则不得干预他国事务：外交惯例禁止只为维护国际法而进行的干预。当德国潜艇造成美国公民溺亡时，美国可能会抗议，但若不涉及美国公民，美国则无权抗议。如果类似的情况换成是内政的话，就是警察只在有警察遇害时才可介入谋杀案调查。只要这一原则在国家关系中占上风，中立方的力量就无法有效地用于防止战争。
在每个文明国家中，两股力量携手发动战争。而在平时，只有一些人——通常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是好战的：他们预测战争，显然对未来发生战争没有丝毫不快。只要战争还没有迫在眉睫，大多数人很少注意到这些人，也不会积极地支持或反对他们。但是，一旦战争开始变得越来越近，战争的热度就攫取了人们的心，而那些本来就好战的人发现得到了除少数无关紧要者之外的所有人的热情支持。激发战争热的冲动与让一些人在平时好勇斗狠的冲动大不相同。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有可能在平时好战，因为只有他们非常清楚其他国家或者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但是，使他们有别于他们那些更无知的同胞的仅仅是他们的知识，而非他们的天性。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战前几年的德国政策并不反对战争，对英国也不友好。因此，值得去尝试了解出台该政策的心态。
首先，指引德国政策的人的爱国程度几乎不为英国和法国人所知。在这些人看来，德国的利益无疑是他们唯一需要考虑的利益。在追求这些利益的过程中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怎样的伤害，对人口和城市造成何种破坏，对文明造成怎么无可挽回的损毁，这不是他们考虑的。如果他们能给德国带来他们所认为的好处，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政策中其国家福利的概念主要是竞争性的。德国统治者认为重要的不是本国的内在财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而是与其他文明国家竞争时的相比较而言的财富。因此，对他们而言，在国外破坏好东西几乎和在德国创造好东西一样令人满意。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法国人被认为是各民族中最文明的：他们的艺术、文学和生活方式对外国人的吸引力是德国人在这方面不具备的。英国已经发展了政治自由，也擅长用最少的胁迫来维系帝国，在这方面，德国迄今还没有展现出任何才能。这些都是嫉妒的理由，嫉妒心想摧毁别国的好东西。德国的军国主义者们非常正确地判断出，就算法英两国最终没有在真刀真枪的战斗中落败，它们最好的东西也很可能被一场大战毁掉。我看过一份法国青年作家阵亡者名单；也许德国当局也看到了，并欣喜地表示，这样的损失再来一年就会摧毁整整一代法国文学——或许，因为传统不再，就这样永久地消失了。我们国家更为好战的报纸上每一次爆发反对自由的声浪，每一次煽动迫害手无寸铁的德国人，每一个在我们的态度中显示出的越来越凶残的迹象，德国爱国者必定很高兴读到，以此确认他们成功地剥夺了我们最好的东西，迫使我们效仿普鲁士最糟的东西。
然而，德国统治者最嫉妒的是我们的力量和财富。这种力量源于对海洋和海峡的控制权，而财富来自一个世纪以来的工业霸主地位。在这两方面，德国人觉得他们都应得到比我们更高的回报。他们将更多的心思和技能用于军事和工业组织。他们的智力和知识的平均水平要高出很多；他们团结一致、深思熟虑地追求可达到的目标的能力无穷大。然而，仅仅（正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在竞赛中我们开始得早，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比他们大得多的帝国，也控制了更多的资本。这一切都是无法忍受的，只有发动一场大战才能改变。
除了上述所有感觉，在许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最了解我们的——心中，还有一种一想到我们的骄傲就生出的强烈仇恨。法利纳塔·德里·乌贝尔蒂(1)审视了地狱，“仿佛他巨大的藐视可以贬低地狱”(2)。正因如此，据德国人描述：被俘的英国军官看周围俘虏他们的人的目光冷冷的，仿佛敌人是有毒的、不洁的生物，像癞蛤蟆、蛞蝓或蜈蚣，没人愿意碰触，如果谁不得已碰了一下，要赶紧嫌恶地甩掉。很容易想象魔鬼有多么憎恨法利纳塔，加诸他身上的痛苦远比他周围人的更大，他们希望通过他哪怕表现出一点轻微的畏缩来赢得认可，结果被他逼得发狂，因为他继续表现得好像他们不存在似的。同样，德国人也被我们精神上的一成不变气得发疯。实际上，我们把德国人看作大热天里的苍蝇：它们令人讨厌，人们得把它们打发走，但不曾料到会被它们赶出去。现在，胜利的最初确定性已经消退，我们的内心开始受德国人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军工企业继续失败，不久我们就会意识到他们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厌烦的状况。那么，或许我们会用一种他们没有理由厌恶的仇恨来恨他们。而从这样的仇恨到真正的和解只有一步之遥。
如果这个世界的未来不比现在可怕，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防止各国在战争爆发时陷入英德两国的情绪中。这两个国家在那一刻可能会被视为骄傲和嫉妒的神话般的代表，骄傲是冷漠的，而嫉妒是炽热的。德国激动地宣称：“你，英国，臃肿而衰老，你阻碍了我的生长。你腐烂的枝桠挡住了阳光对我的照射，妨碍了雨露对我的滋润。你伸展的枝叶必须被修剪，你对称的美必须被毁掉，我才可以自由生长，我年轻的活力也许才不再被你这一身的腐朽阻碍。”英国，既无趣又冷漠，不知道外部力量的要求，心不在焉地试图扫除打扰它冥想的暴发户；但暴发户人没有被扫除，而且至今仍有充分的机会实现它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和对它的抵抗都很愚蠢。德国没有嫉妒的好理由，我们也没有好理由去抵制德国提出的要求，无论这要求是什么都与我们的继续存在不矛盾。未来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种你来我往的愚蠢行为呢？
我认为，如果英国人或德国人能从个体利益而不是民族自豪感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就会看到，在战争期间的每一时刻，最明智之举就是立即以可能获得的最佳条件缔结和平。我坚信，这对每个国家和整个文明来说都是最明智的。敌人能通过一个令人不快的和平制造的最大的坏处，比起所有国家继续争斗而给它们自己带来的坏处不过是个零头。使我们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的是骄傲，这种骄傲使承认落败变得难以容忍，并且还通过暗示承认落败将导致的各种坏处给自己披上了理性的外衣。但是，落败的唯一真正的坏处是屈辱，而屈辱是主观的；如果我们渐渐被说服参战是个错误，最好去追求其他不依赖于称霸世界的目标，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屈辱了。如果英国人或德国人都能在内心承认这一点，那么任何不破坏民族独立的和平都可以被接受，还不用丢掉对美好生活至关重要的自尊。
德国发动战争的情绪是可憎的，但这种情绪是由英国惯有的情绪培养出来的。我们为自己的领土和财富而自豪，时刻准备以武力保卫我们在印度和非洲征服的东西。如果我们认识到帝国的徒劳，并表现出不等武力威胁上门便把殖民地交给德国的意愿，我们也许本可以劝告德国人说他们的野心是愚蠢的，全世界的尊重是不会靠帝国主义政策赢得的。但是，我们通过抵抗表明了我们共同的标准。我们变得沉醉于现状。德国人愿意用战争来破坏现状；我们则愿意用战争来防止现状被德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破坏。我们如此确信现状的神圣性，以至于我们从未认识到它对我们多有利，也没有认识到维持现状之举是怎么让我们也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在一个各国有盛有衰、力量会发生变化、人口日益拥挤的世界，永久地维持现状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若想维护和平，各国必须学会接受地图上令人不快的改动，但又不能觉得自己必然会在战争中第一个被打败或者觉得在让步时受到了折辱。
正是律法主义者与和平之友坚持维持现状，把德国赶到了军国主义道路上。德国虽然和其他大国一样有权建立帝国，但这一帝国只能靠战争获得。对和平的热爱与静态的国际关系概念之间已然有太多关联。在经济纠纷中，我们都知道工薪阶层中任何有活力的东西都反对所谓的“产业和平”，因为现有的财富分配被认为是不公的。那些享有特权的人竭力以掀起对和平的渴望并谴责助长阶级冲突的人来巩固自己的主张。他们从没想过，资本家光反对变革而不思考变革是否公正，对阶级斗争亦负有责任。同样，英国也要为德国的战争承担责任。如果真枪实弹的战争要停止，就得有政治手段，凭此获得现在只能通过战场上的胜利取得的结果，并且各国将不得不主动承认中立者的裁决中出现的不利主张（adverse claims）。
只有通过这样的承认，并将它体现在一个各国参加的、完全有权改变领土分配的会议中，军国主义才能被永久地战胜。目前的战争可能会给西方国家带来精神和见解上的一种变化，足以使这样一种制度成为可能。在大多数文明人反抗现代战争的残暴和徒劳的破坏之前，可能需要更多的战争和更多的破坏。但是，除非我们的文明标准和建设性思想的力量被永久地降低，否则我不能怀疑理性迟早会战胜现在导致各国参战的盲目冲动。如果绝大多数大国都有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那么就不难设计解决争端的外交机制，也不难建立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将在年轻人思想中植入对现在教他们去钦佩的屠杀的一种难以磨灭的恐惧。
除了引发战争的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力量外，还有普通民众难以言状的情绪，在大多数文明国家，这些情绪随时准备在政治家的蛊惑下爆发战争的狂热。若想确保和平，染上战争热的苗头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节制。无论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战争热，以及为什么会发病。
这个世界上有重大影响之人，不论善恶，通常受三重欲望支配：第一，他们渴望一种能充分发挥他们自认为擅长的才能的活动；第二，成功克服阻力的感觉；第三，别人对其成就的尊重。第三种欲望有时不存在：有些已功成名就、没有“最后的弱点”的人，满足于自己的成就感，或者仅仅满足于付出艰难努力的喜悦。但是，通常这三种欲望都在场。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有才华，因此他们对活动的选择由其能力的性质而定；另一些人在年轻时有着广泛的可能，因此他们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公共舆论对于不同类型的成功给予的不同程度尊重。
同样的欲望，通常在不那么明显的程度上，也存在于没有特殊才能的人身上。但是，这些人不可能凭个人努力办成任何非常困难的事；对他们来说，作为一个个单位，不可能有出人头地之感，也不可能取得战胜强大阻力的胜利。他们各自的生活平淡无奇、枯燥乏味。早上他们去上班或下地，晚上拖着疲惫回到家，一言不发地重复跟妻儿沉闷单调的生活。他们相信安全是头等大事，早已保了疾病和死亡险，并找到了一份几乎不用担心被解雇、同时不会大有起色的工作。但是，安稳一旦实现，就带来倦怠的报应。冒险、想象、风险，都有自己的要求，但普通工薪阶层怎能满足这些要求呢？即使有可能，也首先必须满足妻儿的要求，而且绝不可忽视。
对于这种秩序和良好组织的牺牲品来说，在突然到来的危机时刻意识到他属于一个国家，意识到他的国家也许会冒风险，也许会投身艰难的事业，享受可疑的战斗掀起的狂热激情，通过军事远征西奈山(3)和伊甸园来激发冒险精神和想象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国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的国家遭受什么，他也感同身受。多年的个人谨慎要用一种放肆投入大众的疯狂来宣泄。他在私下里学会履行的所有节俭、守秩序和关爱他人的可怕职责，都被认为不适用于公共事务：为了国家而不惜一切是爱国的、高尚的，但为了自己而不惜一切则是缺德的。被文明所否定的古老原始激情因压抑而愈发强烈。某一瞬间，想象和本能穿越回数百年前，丛林中的野人从他被囚禁的精神监狱中走了出来。这便是战争狂热更深邃的心理层面。
但是，除了战争狂热中的非理性和本能因素外，也总有——如果只是作为原始冲动的解放者——一定数量的准理性考量和被委婉地称为“思想”的东西。战争狂热很少会席卷一个国家，除非它相信自己将会获胜。无疑，受激动情绪的影响，人们会高估他们成功的几率；但是，在希望和一个理性人的预期之间是有一定比例的。荷兰虽然和英国一样十分仁慈，却没有为比利时而战的冲动，因为带来灾难的可能性人们明显心知肚明。伦敦民众如果知道战争将如何发展，就不会像很久以前的8月公共假日那样兴高采烈了。一个最近经历过战争并且已经知道战争几乎总是比开战之初预期的更痛苦的国家，在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前不太容易染上战争热。渴望战争的各国政府和记者认识到了战争热之中的理性要素，这一点从他们总是尽量弱化他们想挑起的战争的危险可以看出。南非战争伊始，威廉·巴特勒爵士被解职，原因很明显，因为他暗示6万人、3个月可能不足以征服布尔共和国。当战争被证明是漫长而艰难的时候，这个国家转而讨伐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在人类事务中没有太多要归因于理性的，我想，我们或可假定，一个国家不会在每个理智的人都能看到失败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患上战争热。
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如果胜算非常小，就不大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足够强大，明显能打败那些愿意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那么爱好和平的国家就可以结成联盟，同意共同打击任何拒绝服从国际理事会的要求的国家。在当前战争发生前，我们原本有理由希望以某种这样的方式确保世界和平。但是，德国的军事实力表明，这样的计划目前没有太大的成功机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政策的发展可能会使之更具可行性。
如果所有文明国家都有强烈的和平意愿，那么发动战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很容易受到遏制。但是，只要人民染上战争热，为和平而做的所有工作必然变得岌岌可危；而如果不能激起战争热，政治和经济力量就无力发动任何长期的或者极具破坏性的战争。和平主义者的根本问题是要防止发动战争的冲动不时地席卷整个社会。而这只能通过教育、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公共舆论控制男女生活而形成的道德准则的一些深远变化来实现。(4)
现在使国家参战的诸多冲动本身对于任何朝气蓬勃或进步的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缺少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社会，很快将停滞不前并开始衰退。为了刺激人们的活动，为了确保鲜活的东西战胜僵死的或仅仅是传统的东西，冲突——只要不是破坏性的和残酷的——也是必要的。一个聪明人不会想去摧毁一个人对事业成功的渴望或与一大群人的团结感。只有死亡、毁灭和仇恨的结果才是邪恶的。但问题是，如何既维持这些冲动又不让战争成为其出口。
迄今建成的所有乌托邦都是令人难以忍受地乏味。任何孔武有力的人都宁愿生活在这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也不愿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斯威夫特的慧骃国(5)。那些建造乌托邦的人，对于是什么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相信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即想象某种社会状态和某种生活方式，它们应该被一劳永逸地认为是好的，然后应该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动出击，只有极少部分来自被动的享受。即使是真正包含在享受中的那些愉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只是在所采取行动的间隔时才会令人满意。像乌托邦的发明者一样，社会改革家们容易忘记这一显而易见的人性事实。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获得更多的闲暇，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去享受它，还不如说是让工作本身更令人满意、更符合冲动，并有一个更好的释放创造力和利用自己能力的途径。在现代世界，对于几乎所有依赖收入为生的人来说，工作仅仅是工作，而不是从事活动的欲望的体现。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当它可以防止时，一些措施将会实施，以此为导致战争的某些冲动提供一个走向和平的出口。
当然，如果世界上没了活力，将很容易实现和平。罗马帝国爱好和平且生产效率低下；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则是历史上最富有生产力也最穷兵黩武的共同体。我们这个时代唯一擅长的生产形式是科学，而在科学上，德国这个最穷兵黩武的大国是遥遥领先的。例子多举无益，但很明显，同样的生命能量，若能制造出一切最好的事物，便也能制造出战争和对战争的热爱。这就是许多人反对和平主义的基本原因，而这些人的目的和行为绝不是残忍的。在实践中，和平主义往往给人的感觉只是武力不足，而不是拒绝以武力挫败他人。若和平主义既想取胜，又想显得仁慈，它就必须找到一个符合人道情怀的出路来释放现在导致各国陷入战争和毁灭的旺盛精力。
这个问题，威廉·詹姆斯在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的一次和平主义者大会上谈到了，当时他做了一篇关于“战争的道德对应物”的令人钦佩的演讲。他对这个问题的陈述再好不过了；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个充分正视该问题的作家。但他的解决方案不够完备，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完备。然而，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人类的能量每多一个和平的出口，都会削弱促使各国走向战争的力量，让战争变得不那么频繁和激烈。作为一个程度问题，它可以或多或少地得到局部的解决。(6)
每个精力充沛的人都需要某种竞赛，某种克服阻力的感觉，从而感觉他在锻炼自己的能力。在经济学的影响下，一种理论发展了起来，它认为人所渴望的是财富；这一理论倾向于自证，因为人的行为更多是取决于他们认为自己想要的，而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太积极主动的成员实际上往往真的渴望财富，因为财富能满足他们消极享受的爱好，并且能让他们在不费力的情况下获得尊重。但那些能赚大钱的精力充沛之人很少渴望真金白银：他们想要的是通过竞赛得来权力的感觉，还有成功的活动带来的快乐。正因如此，那些在挣钱方面越是不讲情面的人，往往也是最愿意放弃金钱的人；美国的百万富翁中有很多这方面臭名昭著的例子。认为这些人是受对金钱的欲望驱使的这条经济理论中，唯一的真理就是：由于金钱被认为是人们所向往的，因此赚钱被公认为成功的标尺。人们渴望的是看得见的、不容置疑的成功，但这只能通过成为达成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的凤毛麟角者之一来实现。因此，公共舆论对引导精力旺盛者的行动影响颇大。在美国，一个百万富翁比一个大艺术家更受尊敬，这使得原本想要做这个工作或者那个工作的人，最后选择以成为百万富翁为目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大艺术家们比百万富翁更受尊敬，其结果与美国的正好相反。
一些和平主义者和所有军国主义者都抨击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在这一点上，以军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正确的；但和平主义者在我看来似乎错了。政党政治的冲突，劳动与资本的冲突以及所有不涉及战争的一般原则性冲突，都有许多有益的作用，危害却很小。它们增加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为热衷竞争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单纯的发泄渠道，并帮助修正法律和制度，以顺应不断变化的条件或更多知识所引发的改变的愿望。每一个强化政治生活之物都会带来对和平的兴趣，一如导致对战争的渴望的兴趣。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问题给每位选民一种主动意识以及力量和责任感，使其生活摆脱某种狭隘的不愿尝试新事物的东西。和平主义者的目标应该是让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上有越来越多的政治控制权，尤其像工团主义者倡导的那样，将民主引入产业管理。
善于反省的和平主义者面临的问题在于两方面：怎样维护自己国家的和平安定，怎样维护世界和平。当各国对德国参战一事比较情绪敏感时，维护世界和平不啻为天方夜谭，除非某个国家确实明显比所有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还要强大，以至于发动战争对这个国家而言没必要，对所有其他国家来说无望。由于这场战争的旷日持久，很多人一定会问自己，民族独立是否值得不得不为此付出的这番代价。由一个超级大国来确保世界和平或许不是更好吗？“通过一个世界联合会来维护和平”——一个顺从的和平主义者可能在战争的头两年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需要统治者和人民都具备一些微弱的理性，因此这是不可能的；但鉴于德国惊人的军事成就，通过允许德国向欧洲发号施令来确保和平，就容易得多。既然并无其他方法结束战争”——那么我们提倡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和平的人就会争辩说——“让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它此刻正好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在思考这个观点时，值得比通常考虑问题时更加认真专注。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例子便是以这种方式维持了长期的和平；我指的是罗马帝国。我们英国人为我们将大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强加于印度交战的种族和宗教而自鸣得意。如果我们这样的自得是对的，如果我们确实通过强制和平给印度带去了好处，那么如果德国人能把德意志治世强加于欧洲，他们为此自吹自擂便也是对的。战前，人们可能会说印度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因为印度的文明程度不如欧洲；但是现在我希望没有人会厚颜无耻地维护如此荒谬的想法。现代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一个单一国家以霸权实现欧洲统一的机会，但是遵奉“大国均势”（Balance of Power）学说的英国，总是阻止此事发生，并维持我们的政治家所称的“欧洲自由”之原状。我们现在从事的正是这一任务。但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政治家或者我们之中的任何其他人已经非常努力去考虑这个任务是否值得付出代价。
在一个例子上我们显然是错的，那就是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抵制。如果革命大潮中的法国能征服欧洲大陆和大英帝国，那么现今世界会更幸福、更文明、更自由、更和平。但是，掀起革命的法国是一个特例，因为它早期的征服打的是自由的旗号，反对的是暴君而非人民；所到之处，法国军队都被视为解放者，受到了除统治者和顽固分子之外的所有人的欢迎。就腓力二世而言，我们显然做对了，就跟1793年我们明显做错了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都不应以“欧洲自由”的某些抽象的外交概念来评判，而应以谋求霸权的大国理想以及对全欧洲普通人的福祉可能造成的影响来判断。
“霸权”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词，一切都取决于它对自由的干涉程度。有一种干涉程度对于国家生活的许多形式都是要命的；比如，17、18世纪的意大利处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霸权统治下。如果德国人真的像1871年那样吞并法国诸省，他们很可能会对这些省份造成严重的伤害，使它们对文明的总体贡献减少。正因如此，国家自由意义重大，一个实际上由德国统治的欧洲可能会非常死气沉沉、效率低下。但是，如果“霸权”只是意味着在外交问题上增加分量，在非洲建更多的装煤站（coaling stations）、占有更多的财富，更有权确保有利的商业条款，那么就很难想象它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何种重大损害；当然，霸权不会像当前的战争那样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我不能怀疑，在战前，这样的霸权会让德国人非常满意。但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的影响是，它旨在避免的所有危险都将不可估量地增加。我们现在只能在以下两者间做出选择：要么眼睁睁地看着欧洲在与德国之战中消耗殆尽，要么坐视德国的暴政对法国国家生活可能造成的破坏。从文明和人类福祉的角度而非国家威望的角度来讲，这实际上就是眼下的问题所在。
假设战争不是以一国征服其他所有国家而结束的，那么唯一能永久结束战争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联合会。只要有诸多主权国家存在，并且每个国家拥有军队，就不可能有息兵罢战的安全。只有当世界只有一支海军和一支陆军时，我们才有理由认为战争已经停止了。这意味着，就国家的军事职能而言，只有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世界国家。
这个国家的民事职能——如立法、行政和司法——与军事职能没有非常本质的联系，让这两方面职能都由同一个国家行使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行使民事职能的国家与行使军事职能的国家之所以不同，是有各种原因的。对于绝大多数民用方面的目的而言，一些较大的现代国家已经太过庞大，但对于军事方面的目的而言，又不够大，因为它们不是世界国家。当没有意识到这两个功能几乎没有必要的联系时，这两种状态在关于其理想地域上的差异会带来某种困惑和犹豫：一方是奔着小国来考虑，另一方则是针对不断扩大的大国来考虑。当然，若有一支国际陆军和海军，就必须有某个国际机构来调动。但是，该机构无需让自己关心任何一国的内政：它只需宣布规范各国关系的规则，并在这些规则被违反、需要国际部队干预时做出司法裁决。诸多实例都可以看出，这种国际机构的局限性是多么轻易可以解决。
在实践中，以民事职能为主的国家和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往往是不同的。南美洲诸共和国在所有方面都享有主权，只有它们与欧洲的关系除外，这方面它们听美国的：在与欧洲打交道时，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就等于它们的陆军和海军。我们的自治领以防御为主，但靠的不是它们自己的部队，而是我们的海军。如今，大多数政府都不打算正式吞并它们希望合并的国家，而是只打算吞并受保护国，即受军事控制的公民自治国家。这样的自治在实践中当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受保护”国不能实行那些被实施军事控制的大国否决的措施。但这样的自治可能非常接近完全自治，就像我们的自治领一样。而另一个极端，可能变成一出纯粹的闹剧，就像在埃及那样。在结盟方面，参加结盟的各国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实际上是将其军事力量合并为一支单一部队。
一个军事大国的大优势在于它增加了除非被革命席卷否则不可能爆发内战的地区。如果英国和加拿大意见不合，则理所当然应通过讨论而不是以武力来形成解决方案。如果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发生分歧，情况更是如此，且不说事实上它们在很多地方事务上都是自治的。没有人会认为利物浦为阻止曼彻斯特运河的修建而发动战争是合理的，尽管几乎任何两个大国都会因为同样重要的问题开战。若英国和俄国不是盟友，它们很可能会因为波斯问题开战；实际上，它们通过外交达成的结果，与它们要是开战达成的结果几乎一样极不公正。方式不同，结果相似。如果澳大利亚和日本都完全独立的话，两国可能会开战；但他们都把自己的自由寄托在英国海军身上，因此它们不得不和平地调整它们的分歧。
一个军事大国的主要不利之处是，当外部战争发生时，受影响的范围更大。四个协约国目前形成了一个军事大国，其结果是，因为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比利时被重创，澳大利亚人在达达尼尔海峡遭到杀害。另一不利之处是助长了压迫。一个军事大国在对付一个小国时是无所不能的，它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正如一直以来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所做的那样。任何纯粹机械的保证都无法确保避免压迫；只有自由和人道的精神才能提供真正的保护。英国完全可能压迫爱尔兰，尽管英国有民主制度、威斯敏斯特(7)有爱尔兰议员。同理，德国国会里也有波兰人，但也没能阻止对普鲁士波兰的压迫。不过，民主和代议制政府无疑使压迫的可能性变小了：它们提供了一种手段，以此让那些可能被压迫的人能将他们的愿望与冤屈公诸于众，它们使人们确信只有少数人可以被压迫，而且只有当多数人几乎一致希望压迫他们时这种事才会发生。而且，压迫这件事给实际执行的统治阶级带来的快乐，远大于给普通大众带来的快乐。因此，拥有权力的广大民众可能不如寡头政治或官僚政治专横。
为了在防止战争的同时也维护自由，全世界应该只有一个军事国家。当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这个军事国家应该按照一个中立机构的决定行事。若果真如此，这自然就是一个世界联合会产生的结果。但这番前景颇为遥远，并且值得考虑一下为何会如此遥远。
一个国家的统一，是由相似的习惯、本能的爱好、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自豪感促成的。一个国家的统一，部分是因为其公民之间的内在亲和性，部分是因为外界的压力和反差：如果一个国家被孤立，它就不会有同样的凝聚力或同样的爱国热情。当我们结成国家联盟时，除了外部压力，很少有别的什么能让我们产生团结。在某种程度上，常常使英国和美国团结起来的原因也同样把它们吸引到一起：一种（或多或少）共同的语言、相似的政治制度以及国际政治中相似的目标。但是英、法、俄三国之所以团结起来，完全是因为对德国的恐惧；如果德国被一场自然灾难所灭，它们就会立即开始互相仇恨，就像在德国强大之前那样。因此，并不能因为在目前的反德联盟中进行合作的这种可能性，就以为可以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在一个和平联盟中永久合作。形成凝聚力的当前动机，即一种是共同的恐惧，早晚会不复存在，并且不能被任何其他动机取代，除非人们的思想和目的与现在大不相同。
战争所产生的最终事实不是经济或政治上的，也不取决于创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任何机制性困难。战争所产生的最终事实是：相当一部分人有与人冲突而不是和平共处的冲动，只有在抵抗或打击共同敌人时才可能与他人合作。私人生活如此，国家关系亦是如此。大多数人在觉得自己足够强大时就努力让自己被人害怕而不是被爱；想要获得别人好感的愿望，通常只限于那些没有获得稳固权力的人。大部分人生来就有吵架、坚持己见的冲动，尽管被人反对，也乐在其中。正是这种冲动而非任何刻意谋取私利的动机引发了战争，导致了一个世界国家的建立困难重重。这种冲动并不局限于一国，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全世界所有充满活力的国家。
但是，这种冲动再怎么强烈，也没理由允许它导致战争。正是这种冲动导致了决斗；然而现在文明人解决个人恩怨时也不用流血。如果一个世界国家内的政治竞争被战争取代，想象就会很快适应新形势，因为它已经习惯于不决斗。通过制度和习惯的影响，在人性没有任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当人们看到焚烧异教徒或者以活人献祭异教徒的神时会学着回顾战争。如果我花几英镑去买把左轮手枪，为了从我朋友口袋里偷走6便士而打算向他开枪，我在别人看来就是既不聪明又不道德的。但如果我能让6500万人跟我一起参与这荒唐的罪行，我就变成了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国家的一分子，英勇地牺牲我的手枪甚至性命，为的是确保这6便士能成全国家的荣誉。历史学家几乎都是阿谀奉承者，若我和我的同党成功了，他们便会称赞我们，说我们配做推翻罗马帝国强权的英雄的后代。但如果我们的对手胜了，且他们的6便士是以每个人很多英镑以及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捍卫的，那么历史学家会称我为土匪（虽然我是），并赞扬那些勇于反抗我的人的精神和自我牺牲意识。
战争被光环围绕，也被传统、荷马、《旧约》、早期教育、精心编织的阐述有关问题重要性的神话以及这些神话所揭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等团团包围。耶弗他(8)是一个牺牲了自己女儿的英雄，但他如果没有为神话所欺骗，会让她活着。母亲们把儿子送上战场是英勇的，但她们和耶弗他一样受到了蒙骗。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作为神话起源的想象力视野中没有某种野蛮的张力，残酷议题中的英雄主义就会被消解。一个能因一名无辜少女的献祭而高兴的神，只能被那些认为接受这样一种牺牲并不完全令人憎恶的人所崇拜。一个相信其福祉只能靠遭受痛苦和造成数十万同样可怕的牺牲来保障的国家，对于是什么构成了国家的福祉并没有非常属灵的概念。舍弃物质享受、权力、浮华和外在的荣耀，总比杀戮与被杀、憎恨与被恨、盛怒之下摧毁时代的灿烂遗产要好百倍。我们已经渐渐学会把我们的上帝从远古以色列人和圣父赋予祂的野蛮残暴中解放出来：我们之中现在少有人相信祂乐于在永恒的地狱之火中折磨大多数人类。但是我们还没学会从古老的污点中解放我们的民族理想。对国家的奉献也许是当今时代最深刻、最广泛的宗教。如同古代宗教，它也要求迫害、大屠杀、残忍的英雄主义行为；它也像古代宗教一样高贵、原始、残酷甚至疯狂。现在，和过去一样，宗教在传统的重压下，落后于个人良知，它让人们的心灵对抗仁慈，让人们的头脑对抗真理。如果要拯救世界，人们必须学会高尚而不是变得残忍，坚定信念并勇于接受真理，志存高远而不去憎恨那些试图阻挠他的人。但在这一切实现之前，人们必须首先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他们一直敬拜的神是虚假的神，他们所做的牺牲是徒劳的。
(1) Farinata degli Uberti，佛罗伦萨贵族，后来成为佛罗伦萨保皇党吉贝林派的领袖；但丁《地狱》中的人物。——译者
(2) 载于《地狱篇·第十章》。——译者
(3) 在犹太历史中，它是上帝发出启示的主要地点；也是基督教的圣山。——译者
(4) 这些改变，不仅是为了防止战争，也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以后的讲座中将会讨论。
(5)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中虚构的国家。——译者
(6) 这部分演讲只是简略地提及这个问题，后面的演讲将会对各个方面详述。
(7) 英国议会所在地。——译者
(8) 《圣经》人物，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首领，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亚扪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