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的原则
对于所有有能力产生新印象和新思想的人来说，战争使他们过去的信仰和希望发生了一些改变。在每一种情况下，这种改变都取决于性格和环境，但无论以哪种形式，这种改变几乎都是普遍的。于我而言，从战争中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是关于人类行为的源泉的某种看法，即这种源泉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合法地希望它会变成什么。如果这种看法是成立的，那么它似乎就为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基础，比起传统自由主义哲学的表现更能在危机时刻屹立不倒。以下的演讲——虽然只有一个是关于战争的——全都受到了战争所暗示的行为之源的启发。所有这些演讲都希望看到欧洲建立这样一些政治体制，使人们厌恶战争——我坚信这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愿望，尽管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难免不会被大幅度和根本性地重建。
对于一个置身于使战争显得必要的信仰和热情的循环之外的人来说，一种孤立，几乎无法忍受的被隔绝在一般活动之外，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就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将同情心提升到顶峰的时刻，同情心本身迫使人们按捺住已然席卷欧洲的那种自我毁灭的冲动。将人们救出他们正在加速进入的废墟的这种无助渴望，使得有必要反对这股潮流，即使招致敌对情绪、被认为是冷漠无情、暂时失去赢得信仰的力量也在所不惜。阻止他人感受到敌对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想象性的理解和由此产生的同情，避免自己产生任何相应的敌意。若没有理解和同情，就不可能找到良方来打败那个正在折磨这个世界的恶魔。
对这场战争存在两种看法，两者在我看来都不充分。这个国家通常的看法是，这是由于德国人的邪恶；大多数和平主义者的看法是，这是由于外交纠纷和政府的野心。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意识到战争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普通的人性。德国人——以及组成政府的人——总体上是普通人，受到了驱使着他人的同一种激情的驱使，除了处境，他们和世上其他人没有太大区别。战争被那些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外交官的人所接受，并且是有准备的，对不真实的和不充分的理由予以默许，但凡在其他国家或阶级中广泛存在任何对战争的深度反感，这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相信的不真实的东西以及他们所不相信的真实的东西，皆是他们冲动的指标——不一定是每种情况下的个人冲动（因为信仰是具有感染力的），而是社会的一般冲动。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许多我们没有充分理由相信的事情，因为在潜意识里，我们的本性渴望某些行为，这些信念如果是正确的，就会使这些行为变得合理。无根据的信念是冲动向理性表达的敬意；因此，与之相反但又相似的信念使这里和德国的人们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发动战争。
接受这种观点的人自然会首先想到，如果人们更多地处于理性支配之下，那会很好。对于那些认为战争必定会对所有战斗人员造成难以形容的伤害的人来说，战争似乎只是一种疯狂之举，一种集体的精神错乱，和平时期人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被遗忘了。如果冲动得到更多的控制，如果思想不那么受激情支配，那么人们将保护自己的思想免受战争狂热的侵袭，争端也会得到友好的调停。这是事实，但仅凭事实是不够的。在一些人身上，进行真正的思考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激情，只有这些人才会发现这种欲望足以控制战争的激情。只有激情才能控制激情，只有相反的冲动或欲望才能抑制冲动。正如传统道德家所讲的那样，理性太消极，太不鲜活，无法创造美好的生活。不是单靠理性就能阻止战争，而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生活，它包含着与那些导致战争的力量相反的冲动和激情。所以，需要改变的是冲动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有意识思考的生活。
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源于两个方面：冲动和欲望。欲望所起的作用一直得到充分的承认。当人们发现自己并不完全满足且无法立即获得会导致满足之事物时，想象力就将他们认为会使自己快乐的事物带到他们的脑海。所有的欲望都包含一个时间间隔，它存在于意识到一种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机会之间。由欲望激发的行为本身可能是痛苦的，得到满足的时间可能很长，所期望的对象可能是我们自己生活之外甚至我们死后的东西。作为一种指导力量，意志主要包括对或多或少遥远的物体的欲望，尽管有这些行为引起的痛苦，有不相容但更直接的欲望和冲动的诱惑。所有这一切都是熟悉的，迄今为止，政治哲学几乎完全建立在欲望之上，并将其作为人类行动的源泉。
但是欲望只支配着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并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只是更自觉、更明确、更文明的部分。
在我们天性中更本能的部分，我们是被某些行动的冲动所支配，而不是被某些目的的欲望而支配。孩子们奔跑喊叫，不是因为他们期望实现的什么好处，而是出于一种想要奔跑喊叫的冲动。狗对月狂吠，不是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对它们有何好处，而是因为感到了一种吠的冲动。促使人们做出诸如吃、喝、做爱、争吵、吹嘘等举动的不是任何目的，而仅仅是一种冲动。那些相信人是理性动物的人会说，人们吹嘘是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回想起自己吹嘘的时候，尽管知道我们应该因此而被鄙视。出于本能的行为通常会取得一些自然人可以接受的结果，但并非出于对这一结果的渴望而采取。它们是由直接冲动来执行的，即使在正常的预期结果无法遵循的情况下，这些冲动也往往很强。成年男性喜欢想象自己比孩子和狗更有理性，并不自觉地向自己隐瞒冲动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这种无意识的隐藏总是遵循一定的总体计划。当一种冲动没有沉溺于它产生的那一刻时，就会产生一种欲望，渴望沉溺于这种冲动的预期后果。如果某些可以合理预期的后果明显是令人不快的，那么预见和冲动之间就会产生冲突。此时，如果冲动弱，预见也许会占上风，这就是所谓的理性行动。如果冲动强，要么预见会被篡改，令人不快的后果将被遗忘；要么在有英雄主义情怀的人那里，后果可能会被鲁莽地接受。当麦克白意识到自己注定要战败时，他并没有退缩，而是高呼：
来吧，麦克杜夫，
谁要是先喊“够了，住手”，谁就去下地狱！(1)
但这种冲动的力量和鲁莽并不多见。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冲动很强烈的时候，通常通过潜意识的选择性注意成功地说服自己，对冲动的放纵将产生可喜的后果。整个哲学、整个伦理价值体系都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它们是一种屈从于冲动的思想的体现，旨在为冲动的放纵提供理性的基础。唯一真实的想法是源于好奇心的智识冲动，导致了对了解和理解的渴望。但大多数被认为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由非智识的冲动激发出来的，只是一种说服我们自己的方法，即如果我们放纵这种冲动，就不会失望，也不会造成伤害。(2)
当冲动受到抑制，我们会感得不适甚至强烈的痛苦。为免受这种痛苦，我们可能会放纵自己的冲动，于是我们的行动便是有目的的。但是痛苦仅仅是由于冲动而存在，并且冲动本身是指向一种行为，而不是为了摆脱抑制冲动的痛苦。冲动本身仍然没有目的，而逃避痛苦的目的只有在冲动被暂时压制时才会出现。
冲动是我们活动的基础，它远远超过欲望。欲望有自己的作用，但没有它看起来那么重要。冲动带来了一连串顺从的虚构的欲望：当人们的行为实际上没有外在动机时，冲动让人们感到他们渴望放纵冲动所带来的结果，并且他们是为了这些结果而行动的。一个人可能在相信自己渴望得到赞美的情况下写书或绘画；但一旦完成，如果他的创作冲动没有耗尽，他所做的便会令他不感兴趣，于是他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这一点适用于艺术创作，亦适用于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切：直接的冲动是感动我们的东西，而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的欲望其实不过是冲动的外衣。
的确，与冲动相反，欲望在人类生活的调节中所占份额很大，且越来越大。冲动是不稳定和混乱无序的，不容易融入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它可能在儿童和艺术家当中被容忍，但它被认为不适合那些希望受到认真对待的人。几乎所有有酬劳的工作都是出于欲望而非冲动：工作本身多少有些令人厌烦，但报酬是人们需要的。填满一个人工作时间的严肃活动，主要是由目的而非对这些活动的冲动所支配，只有少数幸运者例外。在此，几乎无人看出弊端所在，因为冲动在令人满意的存在中所处的地位没被认识到。
冲动，对于一个不参与实施或不一起想象它的人来说，似乎总是疯狂的。所有的冲动本质上都是盲目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并非源于对后果的任何预见。不共享冲动的人将对后果是什么以及那些必然产生的后果是不是想要的形成不同的估计。这种意见分歧似乎是道德上的或智识上的，而其真正的基础是冲动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冲动的差异继续存在，就不会达成真正的意见一致。在所有拥有充满活力的生活的人身上，都有一些在别人看来可能完全不合理的强烈冲动。盲目的冲动有时会导致破坏甚至死亡，但有时会给世界带来最好的事物。盲目的冲动是战争的根源，但也催发了科学、艺术和爱情之花。我们并不是要削弱冲动，而是想引导它朝向生命和成长而非朝向死亡和腐朽。
意志力对冲动的完全控制——有时是由道德家鼓吹的，有时是受经济需要所迫——其实并不可取。生活如果由目的和欲望支配，排除了冲动，生活将是很累人的；这样的生活将耗尽生命力，最终让一个人对自己一直试图达到的目的无动于衷。当一个国家以这种方式存在时，整个国家往往变得软弱，没有足够的把握来认识和克服其欲望的阻碍。工业主义和组织主义不断迫使文明国家越来越有目的地生存，而不是冲动行事。从长远来看，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只要不令生命之泉枯竭，就会制造新的冲动，但不是那种意志已经习惯于控制或者那种有意识地思考的冲动。这些新的冲动往往比那些已经检查过的冲动更糟。过度的纪律，尤其当它是从无到有时，常常导致残酷和毁灭的冲动；这就是军国主义对国民性产生不良影响的原因之一。如果自发的冲动无法找到出路，则几乎总是会导致死气沉沉或者各种压抑的反对生活的冲动。一个人的冲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他的本性而定的：在一定范围内，会因他的处境和生活方式而深刻变化。应当对这些变化的性质进行研究，并应在判断政治机构和社会机构是在行善还是作恶时考虑到这种研究的结果。
战争的发展，主要源于冲动，而不是理智或欲望。既有侵略的冲动，也有反侵略的冲动。有时，两者中的任意一个可能都符合理性，但在很多情况下都与理性相悖。每一次冲动都会有伴随而来的信念的大丰收。适用于攻击性冲动的信念，可以在贝恩哈迪(3)或早期的伊斯兰世界征服者身上看到，在《约书亚书》中更是得到了完美地展现。首先是有一种信念，坚信自己的集体有卓越的品质，坚信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选中的人。这就证明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只有自己集体的善与恶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世界上的其他集体只应被视为更高等的种族的战利品或拯救之物。现代政治中，这种态度体现在帝国主义身上。整个欧洲对亚非、许多德国人对欧洲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态度。
与攻击性冲动相关的是抵抗攻击的冲动。其例证就是以色列人对非利士人(4)或中世纪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它所产生的信念，是相信那些做出令人恐惧的攻击行为的人具有非同常人的邪恶，并且相信民族习俗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他们取胜后可能会对这些予以压制。当战争爆发，英法的所有反动派开始谈论对民主造成的危害，尽管直到那时他们仍全力反对民主。反动派们这样说并非没有诚意：反抗德国的冲动令他们珍视德国的进攻所危及的一切。他们爱民主是因为他们恨德国；但他们认为他们恨德国是因为他们爱民主。
侵略和反侵略的相关冲动，在所有参战国家都是有效的。那些没有被这两种冲动之一支配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有些人的民族情感与他们所处的国家是对立的。这班人包括一些爱尔兰人、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其他受压迫国家的人民。在我们的角度看，这些人或可排除在我们的考量之外，因为他们与那些参战的人具有同样的冲动天性，只是外部环境有所不同。
第二类人，并没有成为支持战争的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冲动天性或多或少地衰退了。反对和平主义的人认为所有的和平主义者都属于这类人，除非他们是德国人。人们认为，和平主义者是没有血性、没有激情的人，即便在自己的兄弟为国捐躯时亦可冷眼旁观、理性推理。在那些仅仅是消极的和平主义者且不过是不主动投入战争的人当中，也许有一定比例的人是正确的。我认为战争的支持者在谴责这种人时是正确的。尽管导致战争的冲动造成了种种破坏，但一个有这些冲动的国家比一个所有冲动都已消亡的国家拥有更多的希望。冲动是生命的表达，只要冲动存在，就仍有希望将其转向生存而不是死亡；而缺乏冲动就如一潭死水，繁衍不出新的生命。
然而，积极的和平主义者并不属于这一类：他们并非没有冲动的力量，而是对战争怀有敌意的冲动大到了足以克制引发战争的冲动的地步。把自己投入到与国家生活背道而驰的整个运动中去，去敦促一个表面上毫无希望的事业，去招致公开的羞辱，去抵制集体情绪的传播，这些并非一个没有激情之人的举动。避免公众舆论敌意的冲动是人性中最强烈的冲动之一，只有通过一种非常规的、直接的、不可算计的冲动才能克服；能促成这种行为的并非只有冰冷的理性。
冲动亦可分为创造生命的冲动和造成死亡的冲动。战争中体现出的冲动就包括造成死亡的冲动。任何一种创造生命的冲动，如果足够强大，都会使人挺身而出反对战争。其中有些冲动只在高度文明之人身上才会强烈，有些则是普通人性的一部分。对艺术创作和科学发现的冲动是那些创造生命的更文明的冲动之一。许多艺术家丝毫不受战争狂热的影响，并不是因为感情脆弱，而是因为他们的创造性本能，对愿景的追求，使他们对民族激情的侵略之举持批判态度，不去响应好战的冲动在其中披着伪装的神话。少数受科学冲动支配的人注意到了其他交战集团的与之匹敌的神话，并通过理解而被引向中立。但是，并非只有这样经过改进的冲动才能产生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民间力量。
生活中有三种力量不需要特殊的精神禀赋，这在现今并不少见，在更好的社会制度下可能会非常普遍。这三种力量是：爱、建设性的本能和生活的乐趣。当前，这三种力量都受到人们生活条件的制约和削弱——不仅表面上不那么幸运的人如此，大多数富裕之人也是如此。我们的制度建立在不公和权威之上：只有关闭我们的心灵不去同情，关闭我们的思想拒绝真理，我们才能忍受我们赖以获利的压迫和不公。传统的成功观使得大多数人过着湮灭了他们最重要的冲动的生活，而生活的乐趣也消失在无精打采的疲倦中。我们的经济制度迫使几乎所有的人去实现别人的而非自己的目标，这让他们感到行动无力，只能获得一点点消极的愉悦。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社会的活力、个人的博大情感和慷慨看待世界的能力。所有这些都不是必要的，都可以用智慧和勇气来结束。一旦结束，人们带有冲动的生活将会截然不同，人类可能会迈向一种新的幸福、一种新的活力。鞭策这种希望正是这些演讲的目的。
男人与女人的冲动、欲望——只要在他们的生活中是真正重要的——就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从成长的一个中心原则出发，有一种本能的紧迫感引导它们朝着某个方向前进，就像树木寻求光一样。只要这种本能运动没被挫败，无论可能发生何种不幸，都不是根本性的灾难，也不会产生因自然生长受到干扰而导致的扭曲。如果我们想直观地理解人，那么每个人身上的私密中心就是想象力必须理解的。它因人而异，决定了每个人所能达到的卓越类型。社会制度最大限度能为一个人做到的就是使其成长自由且充满活力：这些制度不能强迫他按照其他人的模式成长。人身上也有一些冲动和欲望——比如对毒品的——不是从中心原则长出来的；这样的冲动，当它们变大到有害时，就必须通过自律来加以检视。其他冲动，尽管可能会在个人的中心原则之外成长，也可能对他人的成长有害，因而需要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加以遏制。但总的来说，对他人有害的冲动往往是成长受挫所致，伤害他人的冲动在那些本能发展不受阻碍的人身上往往最少。
像树木一样，人的成长也需要合适的土壤和充分的不受压迫的自由。政治制度能有助于也能阻碍人的成长。但是，人成长所需的土壤和自由要比树木所需的土壤和自由更难发现、获得；而我们所期望的全面发展是无法定义或证明的，它微妙而复杂，只能靠敏锐的直觉去感受，靠想象力和尊重去模糊地理解。这不仅或主要取决于物质环境，也取决于信念和情感、行动的机会乃至整个社群的生活。这种人越是充分发展和文明，他成长的那些条件就越复杂，它们对他所生活的社会总体状况的依赖性就越高。一个人的需求和欲望并不局限于他自己的生活。如果他的思想全面、想象力丰富，那么他所处社群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而它的成功亦是他的成功：据此，他的社群的成败，决定了他自己的成长是受惠还是受阻。
在现代世界，大多数男女的成长受到了从较简单的时代继承下来的制度的阻碍。随着思想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以及对物质世界的掌控能力的增强，成长有了新的可能，也形成了新的要求，如果那些提出要求的人没有受挫，就必须予以满足。对限制的默许更少了，限制已不再不可避免，而只要这些限制仍然存在，过上好日子的可能性就会更小。那些给予某些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多机会的制度，不再被不那么幸运的人认为是公正的，尽管比较幸运的人仍然极力捍卫它们。因此，一场普遍的冲突出现了，传统和权威被并置为反对自由和正义者。我们所宣称的道德，作为传统，失去了对那些反叛者的控制。旧制度的捍卫者与新制度的拥护者之间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一种关系密切的各行其是不断增加，并已经以此方式进入了几乎所有的生活关系。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男人女人们越来越无法冲破自我的樊篱并实现真正的、至关重要的联合所带来的成长。
我们所有的制度都有其权威的历史基础。东方暴君无可置疑的权威在万能的造物主身上找到了宗教的表达，他的荣耀是人类的唯一目的，而人类无权与他对抗。这种权威传给了皇帝和教皇、中世纪的国王以及封建等级制度中的贵族，甚至传给了每个要面对妻子的丈夫、每个要跟孩子打交道的父亲。教会是神的权威的直接体现，国家和法律由国王的权威构成，土地上的私有财产是由征服男爵们的权威发展而来的，家庭则受父系权威统治。
中世纪的制度只允许少数幸运的人自由发展：绝大多数人的存在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但是，只要权威真正受到尊重和承认，哪怕是被最不幸的臣民尊重和承认，中世纪社会仍然是有机的，而且对生活没有根本上的敌意，因为外在的服从和内心的自由是相容的，因为它是自愿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制度体现了一种真的被人们相信的理论，而现在没有能为我们当前制度辩护的理论让我们去相信。
中世纪的生活理论因未能满足人们对正义和自由的要求而崩解。在压迫手段的重压之下，当统治者超越了他们理论上的权力时，受压迫者不由地意识到他们自己也有权利，不必仅仅为了增加少数人的荣耀而活着。渐渐地人们发现，人一旦有了权力就很可能滥用，而这种权力实际上意味着暴政。由于对正义的要求遭到了掌权者的抵制，人们变成日益分散的一个个单元，每个都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战，而不是被有机的共同目标捆绑在一起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缺乏共同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不幸福的一个根源。而导致许多人欢迎当前战争的爆发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使得每个国家再次成为一个有着单一目标的整体。眼下，战争通过破坏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世界中一个单一目标所带来的开端做到了这一点；但这些开端还很孱弱，几乎没有受到其破坏的影响。与同胞团结在一起的新感觉，要比想到与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更让人们高兴。
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个体的加固与分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永远不可能彻底恢复原状。如果一个有机的社会要想发展，我们的各项制度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体现现代情感所要求的对个人及其权利的新的尊重。中世纪的帝国和教会将个体扫地出门。异教徒——但他们被无情地屠杀——没有任何因后来的迫害而引起的顾虑。他们与迫害他们的人一样，被说服应该有一个普世的宗教：他们的不同之处只在于这个宗教的教义应该是怎样的。在少数艺术和文学界人士中，文艺复兴破坏了中世纪理论，然而，除了怀疑论和混乱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取代它。这一中世纪理论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由于路德主张个人的判断权并断言主教会议(5)的不可靠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这种主张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信念：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能由权威为他决定，而必须由每个人自由选择。正是在宗教问题上，争取自由的斗争开始了，也正是在宗教问题上，它取得了一场近乎彻底的胜利。(6)
从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冲突，并随之——人们希望——发展到一个新的重新融合，这种发展几乎在生活的每个部门都可以看到。主张是以正义的名义提出的，是以传统和因袭权利(7)的名义抵制的。每一方都真诚地认为它应该获得胜利，因为两种社会理论并存于我们的思想中，而人们总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适合自己情况的理论。因为这场斗争漫长而艰辛，所有的一般理论都渐渐被遗忘；最终，只剩下自我主张，当被压迫者赢得自由时，他们会成为他们之前主人那样的压迫者。
这一点在所谓的民族主义中最为明显。从理论上讲，民族主义是一种学说，即人们根据自己的同情和传统，形成各种称为“民族”的自然群体，每个民族都应在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大体上，这一学说可以被大家接受，但在实践中，这一学说采取了更为个人化的形式。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者争辩道：“从同情和传统上说，我属于A民族；但我处于B民族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公正的，不仅因为民族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且因为A民族更慷慨、进步、文明，而B民族是压迫、倒退、野蛮的。正因如此，A民族理应繁荣昌盛，而B民族理应被贬抑。”B民族的居民自然对抽象正义的主张充耳不闻，因为他们带有个人的敌意和蔑视。然而，如今在战争中，A民族获得了自由。取得自由的能量和自豪感产生一种势头，它几乎毫无疑问会导致企图征服外国或拒绝给予某个小民族自由。“什么？你说作为我们国家一部分的C民族有权反对我们，就像当年我们有权反对A民族一样？这太荒谬了！C民族鄙俗而动荡，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政府，如果它不想对其所有邻邦构成威胁和干扰，就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英国人在谈到爱尔兰人时就一向这么说，德国人和俄国人谈到波兰人时，加利西亚波兰人谈到鲁塞尼亚人（Ruthenes）时，奥地利人谈到马扎尔人时，马扎尔人谈到塞尔维亚人的南斯拉夫同情者时，塞尔维亚人谈到马其顿保加利亚人时，也一向这么说。这样，理论上无可非议的民族主义通过一种自然运动走向了压迫以及征服的战争。15世纪，法国人刚摆脱英国人不久，就开始出征意大利；西班牙刚从摩尔人手中获得自由，就为了欧洲的霸权投入了与法国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德国的例子在这方面非常有趣。18世纪初，德国的文化中都是法国的身影：法语是宫廷语言，是莱布尼茨的哲学著作所用的语言，也是礼貌的书信往来和知识学习的通用语言。民族意识几乎不存在。后来，一系列伟人以其诗歌、音乐、哲学、科学领域的成就在德国创造了一种自尊。但在政治上，德国的民族主义仅仅是拿破仑的压迫和1813年起义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打破欧洲和平的每一次动乱都是从法国、瑞典、俄国入侵德国开始的，之后德国人发现，通过足够的努力和团结，他们可以使外国军队远离他们的领土。但是，所需的努力实在太大了，以致在拿破仑的失败已经使纯粹的防御目的实现时已然停不下来。一百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从事着同样的运动，这已经成了一种侵略和征服。我们还难以猜测现在是否看到了这场运动的终结。
如果人们有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主义将有助于界定不同民族的边界。但是，因为人们只在自己的民族内感受到共同体的存在，所以除了武力，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尊重别的民族的权利，即使后者正代表自己主张完全相似的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工业体系发展以来就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中，在尚处于初级阶段男女之间的冲突中，都可以预计到类似的发展。
在这些不同的冲突中，我们需要的是某种原则，真心实意地相信它将有公正的结果。彼此自我主张的相持不下，只能通过偶然的武力相当来实现正义。企图以权威为基础的制度得到任何支持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所有这样的制度都包含不公正，一旦不公正切实发生，就不能在不给它的拥护者和反抗者造成根本伤害的情况下使之永久化。这种伤害在于自我（ego）之墙的加固，使它们成为一座监狱而不是一扇窗。个人的不受阻碍的成长有赖于与他人的多多接触，它必须是自由合作的性质，而非被迫效力于人。虽然对权威的信任还在，自由合作与不平等及服从是相容的，但现在平等和彼此的自由是必要的。所有的制度——如果它们不妨碍个人的发展——必须尽可能基于自愿结合，而不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或大权在握者的传统权威。若没有重大而根本的变革，我们的任何制度都不能在这一原则应用时生存下来；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不想被解体成一个个强硬而分散的单元，每一个都在与其他所有单元开战，这些变革就是势在必行的。
个人之间良好关系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本能的喜欢和共同的目标。在这两者中，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政治上似乎更为重要，但事实上，它往往是本能的喜欢或共同的本能厌恶的结果而非原因。生物群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或多或少由本能的喜欢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共同的目标。
本能的喜欢是一种感觉，它使我们在有人陪伴时感到快乐，在此人面前感到兴奋，希望与之交谈、共事、玩耍。它的极端形式是恋爱，但它较微弱的形式（甚至最微弱的形式）具有政治重要性。一个天生不受欢迎之人的出现，往往会使其他人更受欢迎。当犹太人在场，反犹分子会爱一切基督徒同胞。在中国或非洲的荒野，任何一个白人都会受到笑脸相迎。共同的厌恶感是产生温和的本能喜欢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人们在本能喜欢的频率和强度上大有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有很大不同。在这方面，人们或可把托马斯·卡莱尔和沃尔特·惠特曼看作截然相反的例子。对卡莱尔而言——至少在他的晚年——大多数男女都是令人厌恶的；他们激起了一种本能的厌恶，使他乐于想象他们在断头台或战场上死去。这使他轻视大多数人，只对那些对人类生活造成极大毁灭之人感到满意——如腓特烈大帝、弗朗西亚博士和埃尔总督(8)。这使他热爱战争和暴力，鄙视弱者和受压迫者——例如，他从未厌倦向“3万痛苦不堪的裁缝女工”宣泄他的轻蔑。晚年，他的道德观和政治思想的灵感不断通过对几乎全人类的反感得来。
沃尔特·惠特曼则恰恰相反，他对绝大多数男女都有一种温暖而博大的感情。那些异乎寻常的排比和列举（catalogues）在他看来似乎很有趣，因为每一样东西都给他带来快乐。大多数人只有在美丽超群或杰出不凡的人身上才感受到的那种快乐，惠特曼却几乎能在每个人身上感受到。从这种普遍的喜欢中生出了乐观主义、对民主的信仰以及一种信念，认为人们很容易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与卡莱尔一样，他的哲学和政治观也建立在他对普通男女的本能的态度上。
并没有客观的理由可以证明这些态度中的哪个在本质上比另一个要理性。如果一个人觉得其他人讨厌，没有任何论据能证明人们不讨厌。但若他像沃尔特·惠特曼而不是卡莱尔，那么他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愿望都更有可能得到满足。沃尔特·惠特曼的世界比卡莱尔的世界更快乐，更能实现它的目标。因此，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渴望增加世界上的本能喜欢，减少本能的厌恶。这也许是用来评判政治制度的所有影响之中最重要的一个。
个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另一来源是共同的目标，尤其是在不知道其原因就无法实现目标的地方。经济组织，如工会、政党，几乎完全是由一个共同的目标构成的；可能与它们相关的任何本能的喜欢都是共同目标的结果而非原因。像铁路公司这样的经济组织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的，但这种目的实际上只需管理层的人知道：普通工人除了挣工资，别无他求。这是经济组织中的一个缺陷，应加以纠正。工团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纠正这种缺陷。
婚姻是（或者应该是）基于本能的喜欢，但一旦有了孩子，或者有了想要孩子的想法，它就获得了来自一个共同目标的额外力量。正是这一点，使它区别于不打算要孩子的那种不合常规的关系。事实上，在本能的喜欢消退后，共同目标会继续存在并维持着牢固的关系。
当一个民族是真实的而非人为虚构之物时，它是建立在对同胞微弱的本能喜欢和对外国人共同的本能厌恶之上的。当一个英国人从欧洲大陆回到多佛或福克斯通时，他会以熟悉的方式感受到一些友好的东西：漫不经心的搬运工、叫卖的报童、端上劣质茶的女人，这一切都温暖着他的心，似乎比那些有着奇怪的行为习惯的外国人更“自然”，也更像是人类该有的样子。他愿意相信所有英国人的灵魂都很善良，而许多外国人充满了设计好的邪恶。正是这种感觉使得把一个民族组织成一个有政府管理的单元变得容易。当这一切发生时，就增加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像婚姻中一样。外国人想侵略并践踏我们的国家，想在战争中消灭我们，想贬低我们的骄傲。与我们合作预防这场灾难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合作加深了我们的本能好感。但是，共同的目标并不构成我们热爱自己国家的全部由来：即使是缔结已久的同盟国，也不会像我们的同胞那样唤起同样的感情。本能的喜欢，主要来自相似的习惯和习俗，是爱国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且事实上是整个感觉赖以存在的基础。
如果人的自然成长要受到促进并且不受环境的阻碍，如果他们的欲望和需要要尽可能地得到满足，政治制度就必须尽可能地体现共同的目标，培养本能的喜欢。这两者息息相关，因为没有什么比受挫的目标和未满足的需要更能破坏本能的喜欢，也没有什么比本能的喜欢更能促进为共同目标而开展的合作。当一个人的成长畅通无阻时，他的自尊心就会完好无损，那他也不会将别人视为敌人。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他的成长受阻，或者被迫成长为某种扭曲和反常之人时，他的本能会将环境当作敌人，他会变得充满仇恨。生活的欢乐离他而去，恶毒将取代友好。驼背和跛子的恶行是众所周知的；同样的恶行也存在于那些以不太明显的方式跛了的人身上。真正的自由，如果能够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仇恨。
有一种并不罕见的信念认为，我们的本能是无法改变的，只能简单地接受和充分利用。绝非如此。毫无疑问，我们都有一定的本色，它因人而异，是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但即使是我们性格中天生的部分也很有可塑性。它可以因信仰、物质条件、社会环境和制度而变化。荷兰人可能和德国人有着非常相似的性格，但前者因为没有军国主义和大国的骄傲，成年后会大异于后者。很明显，独身者的本能与其他男女的本能截然不同。几乎任何一种本能都可以根据它所发现的出口的性质而有多种形式。引出艺术或智识创造力的本能，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导致对战争的狂热。因此，对于一种活动或信仰是本能的结果这一事实，也并没有理由认为它是不可改变的。
这适用于人的好恶本能，也适用于其他本能。对于人类——对其他动物也是如此——来说，喜欢他们同类中的一些而不喜欢另一些是很自然的；但喜欢和不喜欢的比例取决于环境，且通常是非常琐碎的情况。卡莱尔的厌世症大部分归因于他的消化不良，或许一个合适的医疗方案会让他对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惩罚，作为一种处理社会希望阻止的冲动的手段，其缺陷在于对于阻止冲动的存在它什么也没做，而只是试图通过诉诸自身利益来遏制对冲动的放纵。这种方法——既然并不能根除冲动——也许只会驱使它们找到其他生路，即使在其直接目标上是成功的；而如果冲动很强烈，单纯的利己主义也不可能有效地抑制它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机，除非有异常理智、相当没有激情的人。这被认为是一个比它更强大的动机，因为我们的情绪使我们欺骗自身乃至我们的利益，并使我们相信这与欲望或冲动促使我们采取的行动是一致的。
所以，人性难移这一常识并不正确。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熟识之人的性格都深受环境的影响；个人如此，民族也是如此。一般人类本性的变化的根本原因通常不是纯粹的物质变化（例如气候的变化），就是人类对物质世界控制程度的变化。我们可以忽略纯粹的物质变化，因为这些变化与政治家并无太大关系。但是，人类通过发明和科学对物质世界的日益控制而产生的变化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通过工业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大型经济组织的建立，它们变革了整个社会结构。人类的普遍信仰，主要是本能和环境的产物，已然与18世纪的信仰大不相同。但我们的制度既不适合我们新环境所开发出的本能，也不适合我们真正的信仰。制度有自己的生命，并且往往比使它们成为本能的合适外衣的环境持续得更久。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几乎所有机构：国家、私有财产、父权制家庭、教会、陆军与海军。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压迫者，并对生活充满了敌意。
在进行政治重建的任何认真的尝试中，都有必要认识到普通男女的根本需求。在政治思想中，人们习惯于假定政治所关心的唯一需求是经济需求。这种观点不足以解释像目前的战争这样的事，因为任何可能赋予它的经济动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构的，其真正原因必须在经济领域以外寻求。无需刻意的努力通常便能得到满足的那些需要仍未得到承认，这就导致了一个有关人类需求的太过简单的工作原理。许多以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满足的需要，现在在大多数男女中仍然得不到满足，这主要是因为工业主义。但是，过去过于简单的人类需求理论仍然存在，这使得人们忽视了缺乏满足感的新根源，并就为什么不满足编造出了错误理论。在我看来，作为一种灵丹妙药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它太急于假设更好的经济条件本身能使人幸福。人所需的不仅仅是更多物质财富，还有更多自由、更多自我引导、更多创造力的出口、更多享受生活乐趣的机会以及更多出于自愿的合作，同时少一些并非出于自己目的的不情愿的服从。如果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和控制力不断增加，能结出使我们生活美满的丰硕果实，那么未来的制度必须为创造出所有这些东西提供帮助。
(1) 摘自朱生豪译本。
(2) 关于这个问题，试比较Bernard Hart's “Psychology of Insan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4），Chap．V，especially pp.62-65。
(3) Bernhardi，德国将军，鼓吹撕毁协议，采取侵略型政策，认为战争是神圣的事业。——译者
(4) 《圣经》中将他们描述成犹太王国最危险的敌人。——译者
(5) General Councils，掌握着教会的最高权威，这种主教会议至上论称为Conciliarism。——译者
(6) 根据《兵役法》（No.2）［1916年增加的注释］，以基督教教义原因拒服兵役者可判处10年苦役。这部分写于此事之前。
(7) prescriptive right，又称继承性权利，柏克提出。——译者
(8) 即牙买加总督爱德华·埃尔，1865年10月，在英帝国殖民地牙买加爆发了殖民当局屠杀当地黑人的骇人事件，即“莫兰湾惨案”。其后，围绕是否要审判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埃尔总督，英国朝野上下争论数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