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思路

一、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以往研究对科学精英的静态特征关注得较多，对其成长轨迹走向的动态过程却知之甚少。而事实上，所有这些特征都贯穿在某个个体或小群体完整的成长历程中间，或是他们起步的基础，或是发展的结果。总之，动态的过程与静态的特征结合才能共同描绘出一群立体丰满、鲜活生动的华人科学精英形象，也带给我们更直接的启发。因此，本研究将华人精英科学家的学术生涯视为一个连续、流变的长时段生命历程，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成长机制与影响因素，这就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①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动态成长过程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②影响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为科学精英的因素都有哪些？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能够帮我们勾勒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职业成长与知识生产随年龄变化的大致脉络。对这一问题的追问首先要回溯到理论层面——精英科学家身份的确立与稳固缘于他们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获得的极高声望。科尔兄弟认为，这种名望可以通过科学家受到奖励的数量和所获最高奖励的声誉来进行衡量，也就是看专业认可的程度。而这些专业荣誉又与科学家发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学术发表）有相当强的关联性。因此，本研究将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具体化为学术发表与专业认可两方面来进行讨论。

此外，经验告诉我们，影响一个人成长的要素往往繁复多样，其中甚至不乏大量偶然性因素的存在。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这个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群体中佼佼者的成长历程，来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关键性变量。截至目前，探寻影响科学人才学术产出因素的研究为数不少。扎伊纳布（Zainab）对相关研究所做的综述显示，科学家的科研产出主要受个人因素、学术因素和机构因素三方面的综合影响。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家庭背景、个性特质等维度；学术因素（academic correlates）包括学术职阶（rank and tenure）、学术资历与经历两方面；机构因素主要指累积优势效应、奖励系统强化、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机构的声望、机构规模、研究与教学的时间分配、研究团队的年龄、学科差异、合作同事、机构管理、对研究生的指导等多种因素。

在已有研究中，综合考虑不同维度相互作用的跨学科研究模式值得我们注意。劳伦斯和布莱克本（Lawrence & Blackburn）提出的生命历程研究（the life course research）模式即是其中一例。其关键假设是：①在生物时间和社会时间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区别（个体的实足年龄是生物时间；入职后的时间长度是社会时间）；②个体特征（包括其能力、经验、职业经历范围等）与她或他的环境（包括人事的、财务的和物质的）的互动，导致其职业表现随生命历程的演进而发生变化；③环境的变化能够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生命历程模式；④个体们的集体行为能够导致机构规范的变化。因此，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职业变化是个人特征、机构因素和之前表现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1）。

（资料来源：劳伦斯和布莱克本，1988）

20世纪80年代，以法国社会学家卡龙（Callon）、拉图尔（Latour）等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建立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将科学看作由人类的力量和非人类的力量共同作用、相互交织的网络。科学系统则是由科学家自身、科学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环境三大要素组成，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皆处于相互塑造和影响之中。这一理论如今已经成为众多研究的框架。阎光才也在梳理不同理论解释后指出，“关于特定年龄阶段或职业发展时期的士气涨落现象，其实更多表现为学者对自身预期高低的判断或对环境、政策的正面或负面反映。……相对而言，学者在特定时期的职业诉求，以及他们对不可控制的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反应，或许是对年龄与业绩间关系更具有解释力的因素。”也就是说，科学家自身及外部环境变化皆会对学术产出带来影响。

综合已有研究，本研究认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成长历程是个体因素与不同范围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外部环境中，导师、亲属及其他科研合作伙伴，被认为对科学家的成就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单列一章对其进行讨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选择了一种综合视角展开对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机制的研究。一方面，将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分解为学术产出的变化与专业认可的发展两部分；另一方面，从个人特征与素养、重要他人和组织环境三个维度来分析影响科学家跻身精英阶层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图（见图1-2）。

二、研究假设

实证研究一般以假设为起点。研究假设是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是研究者根据有关事实和已有知识，对研究结果提出的一种或者几种推测性的判断或结论。本研究通过梳理总结关于精英科学家的已有研究，并结合经验判断，为接下来展开华人高被引学者的探讨建立了如下两个维度，共六项研究假设，作为本研究的起点。

（一）关于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历程的研究假设

以往研究者多发现，在职业生涯早期有高发表的科学家往往可持久保持这一状态（Kyvik 1990）。由此进一步推论：华人高被引群体应在职业生涯早期即做出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里的“职业生涯早期”定义为博士毕业后初入职的数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定义为高被引作品。另外，近年有研究发现，优秀科学家做出重要发现的年龄随时间推移在逐渐增大，即所谓“世代效应”得到显现（Jones 2010； Jones & Weinberg 2011）。据此推论华人高被引群体中很可能也存在这一现象，并进一步形成了本研究的假设一：华人高被引群体在职业生涯早期即表现出了多产的特征，且已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高质量成果的产出年龄在逐渐增大。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科学家的年龄与学术产出之间存在曲线关系（Lehman 1953； Cole 1979； Kyvik 1990），即在生涯早期产出量逐渐上升，到一定年龄达到顶峰后转而下降。尽管还有研究发现这种关系在不同层次的科学家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关系仍适用于顶级和中级科学家。高被引学者属于顶级科学家行列，故做此推论。且以往研究多认为科学家的年龄与学术产出之间为单一曲线关系，但晚近有学者（林曾2009）发现，科学家的学术产出高峰可能存在于多个年龄段。本研究拟在华人高被引群体中对此加以进一步检验，于是形成了本研究的假设二：华人高被引群体的学术产出随年龄增长呈现规律性变化，且在学术成长历程中存在不止一个产出量的高峰。

朱克曼和默顿（1973）曾提出，体系化程度较高领域的科学家更容易在年轻时做出重大发现。而Kyvik通过对挪威大学教师的发表信息进行统计发现，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工作者的科学产出受年龄增长的影响更大。具体到自然科学内部，物理学家的产出下降得比数学家快，生物医学家和临床医学家比社会医学家下降更快。据此建立起本研究的假设三：华人高被引群体学术产出的变化特征存在学科差异。具体表现在，不同学科的华人高被引群体发表数量的变化趋势呈现不同特征，且做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年龄有大小之别。

（二）关于影响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历程的中介变量的研究假设

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以及诸多学者的已有研究，笔者预测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多数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早年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且在学术成长时期受到累积优势效应的影响，多毕业于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师承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因此，本研究的假设四即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家庭出身与教育背景更加优越。

科研协作已成为当前科技发展与成果产出的重要途径和常见形式。据经验判断，科学家的合作网络越宽广，越易于结识默契度更高的合作伙伴，并获取更丰富的研究资源，产出卓越成果的机会也就越大。因而，本研究推测精英科学家的合作范围更加广泛，并且具有规模效应。至于科学家在选择合作对象时是否具有某种偏好，朴来蒂克（Pravdic et al.）发现，不仅最高产的化学家合作频次最多，而且拥有不同产出能力的化学家都倾向于选择高产的研究者进行合作。这就需要对精英科学家的合作对象背景进行进一步检验。基于此形成了本研究的假设五：华人高被引群体的科研合作规模（主要体现在合作人数、跨机构甚至跨国合作）大于普通科学家，且在合作类型及合作对象的选择上有所偏好。

此外，高层次人才通常都是各个机构争相抢夺的重点对象，他们的流动机会远多于普通同侪。而机构转换可能会给科学家的职业晋升和学术产出带来新的契机，顶级研究机构良好的科研条件有利于科学家做出高质量的成果。因此，在科学界，顶尖人才的职业流动通常遵循“向上”的路径，从而使科学家获得更好的研究条件。由是，本研究的第六项假设即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职业流动特征明显。他们职业流动的频次比一般科学家多，并可能经历过“向上”的职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