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问题提出

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创新，而科技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成就。因此，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已经成为一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今国际人才竞争的焦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不断完善自身的人才战略和政策，力争打赢这场针对“全球最稀缺资源”的“人才战争”。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三个纲领性文件，均把培养造就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摆在突出位置。2015年11月，国务院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进一步强调要“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

我国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起步较晚，甚至一度成为全世界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科协2008年的统计表明，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的80%，北京大学的76%去了美国；从2006年开始，清华北大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被《科学》（Science）杂志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快速扩张，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虽然已跃居世界前列，且伴随一系列人才强国政策的出台，留学回国人员数量也已大幅度上升，甚至有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国的人才外流现象已得到根本扭转”，但无论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科技人才，还是留学归国人员当中，高层次创新人才数量都十分稀少，甚至可以说严重匮乏。

对高层次创新人才需求的迫切与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的现实之间的落差，驱使人们去寻求其中的原因和解决之道。近年来一个尤为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围绕“钱学森之问”而展开的热烈讨论。“钱学森之问”源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晚年对于我国大学未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遗憾和忧虑，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徐月红、岳贤平（2014）对钱学森相关谈话和所著文章的分析，钱老所谈的“杰出人才”主要指“具有创新能力和科学技术发明的创造性和领军型人才，而不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一般性杰出人才”。而针对“钱学森之问”展开的长期讨论，以及2015年以前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前后都会热闹一阵的对“中国人为何得不了诺贝尔奖”的追问，都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的焦虑。

探寻我国缺乏高层次人才的原因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检讨在人才选拔、培养和使用环节存在哪些不适宜高层次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桎梏，并尝试对其加以突破和改进。但究竟如何改进，还需要我们去深入了解精英科学家的成长过程及影响因素，把握他们的发展特点和成长规律。唯其如此，才能通过系统的制度安排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创造一个有利于高层次创新人才成长、发展并发挥作用的环境，逐渐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出精英科学家，并对我们的国家建设以及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毕竟，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使用和吸引“总体上都是从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自身特点与成长规律出发，以营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为核心”，“人才竞争在根本上是人才制度优势的比较”。

关于精英科学家的成长特点和规律，国外曾有大量相关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了不少颇有启发性的结论。但由于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特定群体，且以外国科学家为主，和华人相比有着传统文化、个人成长环境、教育经历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其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华人科学家，还有待检验。而对于华人科学家成长规律的研究，近些年来在数量上逐步增多，研究质量也有较大提升，但研究对象主要选取的是国内的顶尖级科学家，如中科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相对于我国当前全球化时代主要缺乏国际性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现实，其研究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综合上述考虑，本书选取了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一方面拥有华人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国际化的背景。聚焦该特殊群体，对其专业发展特点和成长因素等展开研究，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及其环境营造提供参考。

二、概念界定

理论上，高被引科学家可归于科学精英群体。在西方，“精英”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法国，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1916年，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最先提出“人们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每个部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成就上的差别，造成了社会上明显的等级制度，在每种等级制度中的高层人物可以称之为‘精英’”。帕累托在这里把精英地位的获致与人们所具备的异于常人的才能与成就联系起来，所谓“精英”，就是在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部门中因具备高超能力或取得过人成就而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人。

精英现象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领域，而科学界被公认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甚至相比其他专业团体来说，科学从业者本身就是一个占据较高社会地位的精英群体。那么能否因此说所有的科学家都是科学精英呢？显然不是。就如威廉姆·布罗德（William Broad）所说：“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是一个名流体系（celebrity system），科学的社会组织鼓励形成一个精英集团。科学精英集团的成员们控制着科学奖励制度，他们通过同行评议制，在科学资源的分配上握有主要发言权。”不难看出，这里所谓的“科学精英”指的科学社会组织中那些“精英中的精英”，即那些在科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并处于学术系统顶层的少数学者。他们在科学界享有的威信，主要是根据其在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做出的贡献大小以及获得的同行认可来划分等级的。约翰·齐曼（John Ziman）甚至认为科学内部系统的功能要想正常履行，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精英学者，而他们的地位主要得之于个人的科学成就。

基于科学精英在科学界的重要地位及特殊的影响力，已有不少学者聚焦这一群体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受关注度最高的莫过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和国家科学院院士。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1970年代运用帕累托鉴别精英的方法，描绘出美国科学界的金字塔分层结构，将处于顶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科学院院士命名为“超级精英”。科尔兄弟（Cole & Cole）探析了科学界的分层模式，认为占据最高层级的是爱因斯坦、普朗克等科学天才，之下是诺贝尔奖得主或国家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精英阶层，再往下则是那些在所在领域的高级别科研机构中占据着学术要职的科学家。曹聪的研究将拥有极高的荣誉和学术权力的中科院院士作为中国科学精英的代表，认为这些学者处于中国科学等级制度金字塔的顶端。此外，随着各领域重大科学奖项（不包括诺贝尔奖金）的相继设立，获奖者也被纳入科学精英的范畴。

根据科学家获奖及取得院士等荣誉称号的情况筛选科学精英并对其展开研究，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也有两个弊端。其一，能够获得各种科学大奖和院士称号的科学家毕竟太少，在科学这一具有高度竞争性的领域，有些科学家尽管没能获得大奖或成为院士，其对本领域研究的发展影响并不小，从贡献来讲也堪称“科学精英”，而上述标准显然把这部分科学家排除在外了。其二，以获奖及是否为院士作为标准来遴选“科学精英”属于事后追溯，只能把已经功成名就且得到认可的科学家选出来，却把正处于“上升期”，已经开始发挥影响力，但还没有获奖或取得荣誉称号的一些科学家排除在外，而这部分科学家事实上已经在本领域发挥“科学精英”的作用了。因此，要想对科学精英开展更为全面的研究，需要选取更为精细的判断标准，扩大研究对象。而在这方面，自20世纪中叶出现以来，如今日益成熟，在科学成果评价上影响力日增的各大引文索引指标，是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知识呈指数递增趋势，无数科研成果刚刚问世旋即沉寂在浩如烟海的论文堆中。判断一名科学家的科研实力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对其创新成果影响力的评价。由此，各种相关配套的评价指标与工具应运而生。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下，1958年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创建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致力于提供科学信息服务工作。该机构后来陆续推出了Web of Science、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DII）等一系列数据库。1992年，ISI被汤森科技医疗集团收购，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汤森·路透科技集团（Thomson Reuters）。

在ESI的基础上，汤森·路透创建了“高被引科学家数据库”（highly cited researchers）。首先于2001年，汤森·路透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1981—1999年间的研究性论文和综述类文章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列出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22个领域中SCI论文累积被引用次数最高的7000多位研究者，每个领域大约250位。2013年之前数据库还曾增补更新过名单，加入了近期发表的文章。这一版的评量依据是在不区分作者排名的前提下，计算某位学者所有论文的总被引次数。一般来说，发表数量大，被引次数自然更多，特别是随着时间的累积会越来越多。因此，这一版名单主要筛选出了那些发表数量可观且被引量大的资深学者。

为了避免这种统计方法可能存在的“以量代质”的缺陷，激励目前仍活跃在前沿一线的中青年科学家，2014年起，汤森·路透集团改变了对高被引学者的统计口径，不再采用总被引次数，而只考虑学者在过去10年间所发表的高被引文章（ESI中总被引次数排在各领域前1%的论文）的累积被引次数，最终在全球遴选出22个专业领域约3200位高被引学者。此后，每年11月会根据最新数据公布一版新名单。自2017年起，高被引科学家名单由科睿唯安公司对外发布。

无论根据何种遴选标准，高被引科学家名录中的研究人员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科研精英。他们对各自的科研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2002年起，汤森·路透每年都会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根据研究成果的总被引频次来分析和预测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并授予这些人员“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这一奖项被科学界视为预测诺贝尔奖的“风向标”。事实上，从2002年首度颁发至2017年，汤森·路透（后改为科睿唯安）已经成功预测出了46位诺奖得主。可见，高被引科学家确实是高水平创新成果的主要产出者，他们既与我们关注最多的传统科学精英群体存在相当程度的交集，同时，甄选标准又存在差异。

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聚焦汤森·路透高被引科学家中的华人群体，以回应当前对我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和管理的关注。所谓“华人”，在词典中的解释是“中国人”“取得所在国国籍的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可见，华人不是依据国籍划分，而是一个族裔概念。本书采用这一界定，选取具有中国血统的高被引学者，并不局限于其是否具有中国国籍。不过，考虑到在国外出生成长的“华二代”及之后的华人科学家的早期生活体验和受教育环境与他们成长于中国的同侪相去甚远，不具有可比性。为了保证研究样本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本书将华人科学家进一步界定为早年在中国（包括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成长，曾在国内接受过教育的有中国血统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无论他们现任职哪里，入籍何处，皆被称为华人科学家。这个群体包括在中国（包括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机构工作的中国籍科学家，和目前身处海外机构的第一代华人移民科学家，而生于海外的二代或三代华裔科学家则不包括在内。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所指的华人科学精英，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①有中国血统；②曾有在中国生活和受教育经历；③被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统计为高被引作者的自然科学家。

三、研究意义

本书试图为完善人才学理论、学术政策及管理制度提供参考，其理论与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丰富对高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

对科学家成长规律的正确把握，是做好科技人员发现、培养、推荐及使用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智力源泉。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后，一度出现了一个专门研究人才成长规律的“人才学”学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对于科技从业者，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逐渐增多，在研究对象上已经覆盖了诸多的高科技人才群体，包括近现代中外的战略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国家科学院院士等。倘若能够将针对不同高层次人才群体的研究结果加以综合比较，必将有助于我们发现并总结高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过，尽管现有研究已覆盖到诸多群体，但仍不免遗漏。譬如本书选取的样本对象——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就非常少。这个群体的成员既具有华人的族裔特征和华人地区的生活教育经历，同时又是在各自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国际级科学家。对其成长过程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拓展人才学的研究范围，丰富对高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

（二）为解决我国高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提供镜鉴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欲谋求发展，都不得不深度参与一场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竞争。当前我国的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主要依赖引进，科学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满足我国对人才的需求，而如何培养造就自己的精英科学家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与西方科学精英相比，华人科学家在种族文化、成长环境、教育传统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只有了解华人精英科学家的成长机制，在科研人员的培养过程中全面把握理解影响科技人员成才的各种中介变量，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科研人员的培养，打赢这场高层次创新科技人才的攻坚战。

（三）为改善我国科研环境政策提供参考

良好的科研环境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激发其创造力，对推动一国科技水平进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解决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与使用中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环节。当前科学界对我国科研环境和科技政策的诟病颇多。据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对我国科研人员展开的大样本调查，创新管理和文化氛围正在取代科技投入不足，成为阻碍我国科研环境改善的主要问题。另外，日益增长的科学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的需求与行政化的科技管理体制之间的冲突，也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宏观科技管理制度发挥影响的主要矛盾之一。研究发现，科技人才的层次越高，占据的研究资源越多，往往对科研环境的质量要求也更高，尤其表现在对科学自主性和所在单位科研管理水平的要求通常更高。因此，知晓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特征和需求，充分了解适宜华人科学精英成才的科研体制和环境，有利于政府决策部门和各类科研机构探索更加符合科技创新活动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宏观与微观管理机制，为改善我国科学创新政策与制度环境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