羔羊经

三段式的羔羊经在许多方面都和慈悲经存在关联。两种文本最先都是连祷歌的组成部分，慈悲经在头，而羔羊经在尾（见：LU，第758页）；在被引进到罗马弥撒之前，二者都是东部礼仪的标准项目。对于羔羊经而言，其引进过程当发生于希腊裔教皇塞尔吉乌斯一世在位期间（687—701）。最先，文本中的三段都以“怜悯我等”[miserere nobis]一语作结；不过在十至十一世纪，“赐予我等和平”[dona nobis pacem]成为了最后的结束句（见：AMM, No.19）。同时相应的变化也出现在安魂弥撒的羔羊经（LU，第1815页），其中头两段的结束语为“赐予他们安息”[dona eis requiem]而最后的结束句则为“赐予他们永恒的安息”[dona eis requiem sempiternam]。

如同常规部分的其他圣咏一样，羔羊经逐渐失去了作为群众歌咏的功能。甚至在八世纪末，罗马的高级弥撒就已经由合唱队来担任羔羊经的咏唱了。在别处，群众还是持续参与仪式到很晚的时代；不过大约在十至十一世纪，演唱任务一般被转移到了助理教士和受过训练的唱诗班那里了。从此时起，教会音乐家开始创造新的羔羊经配乐，最终留下了约三百首不同的曲目。

尽管曲目众多，但羔羊经似乎不像慈悲经和圣哉经那样激发音乐家较高的创造热情。大量羔羊经曲调被证实是对之前已有圣咏的改编，其音乐结构通常简单直接。在可供研究的二十首羔羊经配乐中，有大约三分之一只是在三个段落中原样重复同一旋律。[26]而更为常见的是简单的三部性结构aba，《通用本》中半数羔羊经曲调都具有这样的形式。有三个曲调的中段和第一、第三段截然不同（Ⅻ、XV和XVI）。不过有六个三部性结构的曲调，其三个段落的结束乐句相同（Ⅱ、Ⅳ、Ⅷ、Ⅸ、XIII和XIV）；并且《羔羊经Ⅸ》的三个段落还有着共同的开头，因而实际上只有“赦除世间之罪”[Qui tollis peccata mundi]一句上存在aba的结构。而《羔羊经Ⅹ》中的情形则相反，在此三个段落的“qui tollis”一句上的旋律是完全相同的，aba的整体结构只体现在开头和结尾乐句上。

还有两个例外需要提及。《羔羊经Ⅶ》采用的是aab的形式，三个段落的终止程式均相同。《羔羊经Ⅺ》则为abc的贯穿形式，其整体性存在于每个段落的结束乐句近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音型上。

这些羔羊经曲调的结构是如此简朴，让人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曲目反映了文本第三段结尾处歌词的变化。要么是三个段落的结束都近似或相同，要么是第二段结尾与前后不同。作曲家们再一次表明：音乐形式并不需要对其文本的语义结构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