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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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六世纪的罗马礼拜仪式

罗马拉丁礼仪的早期历史几乎完全不得而知。绝大多数现存的文献(特别是和弥撒有关的)都出自八到九世纪的法兰克抄写者,被严重地加入了高卢人的因素。通过对比研究这些种类繁多的文献,学者们曾经试图重建罗马礼仪的早期形式,但对于格里高利大教皇(590—604)之前的时代却成效不大。

罗马礼拜仪式的用语从希腊文转变为拉丁文的状况,似乎是在三至四世纪逐渐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对弥撒祭仪的态度发生了明显重大的转变。正如前述,在某种大致规定的框架之下,早期礼仪中的个别形式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幅度。而如今,个别形式开始变得越来越规范。这种形式规定性似乎首先是针对祭礼的祝文(最初,圣餐礼的主祭总是一位由神甫和执事辅助的主教,后来神甫也被授权单独施行),无论是每次弥撒中都固定不变的经文(常规),还是根据教会历的节庆变化的经文(专用)都是如此。稍后,诵读和咏唱的文本都被同样严格地固定。对于全年圣事的每一细节的严格规范(这或许也是罗马人严谨组织的天性的某种体现)成为时至今日依然保留的罗马礼仪的基本特征。然而,罗马礼仪的刻板性一次又一次地与别的民族为适应自己的需求和口味而修饰弥撒的努力发生冲突。说到底,许多中世纪音乐都是这种努力的直接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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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这些十一世纪抄本的插图所示:祈祷和体力劳动是僧侣生活的中心

和弥撒相反,另一种固定的圣事——也就是神圣的功课(圣课)——从未建立起如此严格不变的结构体式和如此整齐一律的具体形式。这种圣事似乎源自基督徒们一道抄写经文、歌唱诗篇和祈祷的私人集会。圣安布罗斯为其添加了交替咏唱诗篇和颂唱赞美诗的形式。在许多个世纪中,这样的圣事并不是公开地在教堂里进行,而是保持了其私密的特性,这也导致其相对的形式自由度。对于圣课过程的标准化和日常化的最大推动力来自隐修运动,对此需要进行简要叙述。

当狄奥多西皇帝(379—395)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时,他也不经意地点燃了将改变西欧宗教生活面貌的隐修运动的火焰。由于数量巨大的罗马公民响应敕令成为了正式基督徒,普通的教会已不再能满足狂热信徒的精神需求。后者中不少人以四世纪初期埃及的圣安东尼为榜样,为了献身于沉思默祷和禁欲修行而远离尘世,过上了隐居生活。尽管隐居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气候更恶劣的欧洲),但这一运动很快普及到了这样的程度:几乎每一个洞穴中都有隐士居住。随着他们的数量与日俱增,为了确保基本的生存条件,宗教团体的建立就变得必要了。在尝试过许多组织办法后,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知的修道院体制。“僧侣”[monachus]一词——其本意为一个人隐遁独居——开始指称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共同分享日常生活责任的群体。

虽然到了五世纪晚期大量宗教团体、甚至修道院已经存在于西欧,但真正促成对隐修生活进行严格管理的人是圣本尼迪克(480—543)[即“圣本笃”],他既是本尼迪克教团[圣本笃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创始人。事实上,圣本尼迪克的生涯也是早期隐修运动的缩影。他出生于努尔西亚[Nursia]的贵族家庭,在罗马受教育。像同时代许多人那样,本尼迪克因为对那里的生活感到不满而走上了隐居之路。他在苏比亚科[Subiaco]附近的一个山洞隐居数年,在此期间吸引了许多徒众,声誉日隆。作为一个修行团体的精神领袖,本尼迪克不得不涉及对团体生活的规范和管理。在520年左右,他和一些追随者离开了苏比亚科,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建立了著名的修道院。在后来的十年间,他在此完善了著名的《圣本笃规章》,为后世的西方隐修生活树立了典范。

本尼迪克的规章涉及修道院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宗教生活以及不超过体力限度的手工劳动。对于音乐史学家而言,这一规章最重要的方面是确立了圣课制度,即弥撒之外须做的每日八种圣事。在此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对在之后许多世纪被观察到的系列日课的书面描述。有关日课的详尽讨论将在第四章进行,在此我们需要列出本尼迪克规章的中的圣课时序:申正经[Matins]一般在午夜之后;赞美经[Lauds]在破晓;晨经[Prime]在第一时(上午6时);辰时经[Terce]是9时;午时经[Sext]在正午;申初经[None]在下午3时;晚课经[Vespers]在傍晚;夜课经[Compline]则在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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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本尼迪克正在为僧侣们撰写规章的肖像,选自一份十一世纪的蒙特卡西诺手抄本

尽管圣本笃会的圣时制成为了整个西部教会的标准,个别圣课的内容还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由于是为隐修生活而设计的,本笃圣事并不总是符合世俗教堂的需求或得到在俗教士的认可。[7]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种类型的日课:修道院的和在俗的。而到了中世纪晚期,伴随新修会的兴起(如方济各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日课的内部结构仍然处于变动之中。总体来说,在俗日课与各种修院日课在形式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圣事的数量以及时序,而非具体圣事本身。因此,当我们理解其音乐内容时,可以首先关注存续至今的在俗日课。

再回到对历史的考察中来。我们注意到,在六世纪罗马礼仪中的弥撒和日课的基本结构都已经确立。尤其是弥撒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扩散。在观察这一进程前,我们还需审视格里高利大教皇在创制以其命名的圣咏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