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林文艺复兴

对于欧洲历史进程而言幸运的是，查理曼并未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军事征服。事实上，他将许多注意力放在了如何改进帝国的教育体系上面。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可能部分是出于获得政治与宗教大一统的愿望，但查理曼看来已经意识到培育一个有教养的统治阶级的重要性。依照他父亲在宫中创办培育贵族青年学校的榜样，查理曼在他驻跸的亚琛[Aix-la-Chapelle]行宫也建立起了著名的宫廷学院。引人注目的是，查理曼并未从意大利，而是在英格兰这一拉丁学术传统保存较好的地方为他的学院物色了一位校长。他选择了约克[York]大教堂学校的校长阿尔昆（735—804），后者来到亚琛后迅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师生，他们随后成为查理曼教育活动的主要实施者。通过授予他们教会中的高级职位——修道院长和主教——查理曼使他们能在各地举办修道院和大教堂附设的学校。

卡洛林学校的训练，至少在理论上是立足于传统的“自由七艺”的：人文学科的三艺[trivium]（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与自然科学的四艺[quadrivium]（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但在实践中（卡洛林学校很明显地具有实用目的），只有这些科目的第一种——语法——能够被普遍地教授。在那个时代，能够学会读和写拉丁文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供进一步研习的学科还是非常稀缺的。文学是作为语法科目的组成部分被学习的，教父们的著作都普遍从异教作品中引经据典。至于其他的自由艺术，少数极为流行的作者——从波伊提乌斯、卡西奥多鲁斯到阿尔昆——提供了标准的教本。[3]希腊哲学与科学著作基本上不为人知，因为这些著作几乎没有拉丁文译本。在这样的条件下，教育不可避免地流于肤浅，只能以学习一些概念和常见的引文为主。对原创性的思想和知识领域的新贡献既无需求，也不在预期之中。那些自由艺术中依赖数学的科目，只要罗马数字还在继续使用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为了感受一下这种不便，我们可以尝试去加减一下MCCXLIX [1271]和LXVIII[68]这样的数字。）更高水平的数学成就要等到从阿拉伯人那里（实际上是印度人发明的）引入包括零在内的十进位的记数体系才得以实现。

在一本中世纪音乐的专著中，对作为自由艺术之一的音乐的学习情况有必要特别加以审视。波伊提乌斯及其后继者的著作，主要涉及运用哲学思辨去看待音乐的本质、其效用及其与人和人所生存的世界的关系。由于这些思辨以数理化的音程关系为起点，为音乐在四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音乐本性的这一方面得到这种最具中世纪观念的警句式的定义的强化：音乐的数字性质与其音响性质同样重要。根据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正是数字和比例规范着宇宙万物，那么音乐中也就同时象征并包含了这一切。用卡西奥多鲁斯的话来说：“依据造物主的计划而生成的天地万物在[音乐的]规律中都有迹可循。”[4]这种思想很明显和音乐实践的问题是不相干的。对于波伊提乌斯来说，音乐表演者、甚至作曲者都是“与音乐科学的智力活动没有关系的”，只有那些拥有“根据思辨和理性加以判断的能力”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音乐家。[5]这种几乎支配了中世纪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的观念，足以抑制各种音乐的进程。万幸的是，社会底层的音乐家们不断创造出新的音乐形式和风格，不顾评论家的意见，尽他们的所能去追求音乐艺术的进步。音乐领域的真正进步，正像下一章里看到的，来自保存并发展了教会音乐的圣歌学校的实践。

查理曼和为其加冕称帝的教皇利奥三世（左侧）。来自1215年完工的亚琛皇家圣堂

在这么一些略带贬抑的评价后，我们应该好好问一下，为什么确实存在过卡洛林文艺复兴？如果一场变革只是着眼于其对文化和知识的即时性贡献，我们确实应该承认没有什么“再生”出现。西欧在这方面根本无法和穆斯林的文化爆炸相比，就连对拜占庭帝国已经萎缩的古典学术传统也不能望其项背。但是在我们对微弱的光线不屑一顾时，应该记得长夜曾经是何等黑暗。阿尔昆和他的同时代人确实重新点燃了已经快要死灭的对求知的热情与尊重。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学校不断滋长，影响力亦与日俱增。并且，手抄本的制作如今成为修道院生活的日常部分，特别的誊写室（称为scriptoria）被用来专门抄写书本。从这里源源而来的抄本为我们保留了中世纪的文学和宗教仪式著作（包括它们的音乐）。宗教作品也并非修道院抄本的唯一内容。许多古老的文献仅仅因为法兰克修道院的复制才幸存下来。这一复制活动的一个十分有趣而又重要的副产品是发展出一种新的书写系统——卡洛林小写字体[Carolingian miniscule]。这种简便清晰的书体以其圆润的形式很快得到了普遍接受。从这种字体最终发展出了现代的手写体以及这本书所用的印刷体。

我们也可以认为，卡洛林文艺复兴在很大上成为了拉丁文教育的新起点。如果它的立时性效果并不显著，那么其长期的重要性则很难被忽略。由学校所培育的知识活动最终产生出了学者和作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通过他们，欧洲在十一和十二世纪获得了知识与文化的真正复兴。我们甚至愿意相信，查理大帝预见到了（哪怕是含糊地）他的教育政策的远期效果。无论任何，在这方面他建立了比帝国更为坚实耐久的伟业，而后者的衰落则注定和它的兴起一样只在瞬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