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兴起

对于七世纪的人而言，一种新的宗教借着阿拉伯征服者迅速蔓延，既出人预料又令人惊骇。几个世纪来，游牧的部族也曾从中亚西征，但像阿拉伯人这样的势不可挡却是没有先例的。同样前无古人的是一种打着宗教旗帜的入侵。最使人震惊之处在于，阿拉伯征服者向被征服的人民输入了一种新的宗教，创造了最伟大的世界文明之一，而且使穆罕默德的信仰永久性地成为了世界主要宗教之一。时至今日，这一系列事件的内在原因以及它们所发生的速度依然是难以解释的谜。

伊斯兰教的故事固然迷人，但在此我们必须把问题局限于那些对西欧历史，尤其是其音乐进程发生了深远影响的方面。最直接显著的方面是穆斯林版图的扩张。在穆罕默德去世的632年，他的权威还只是囿于阿拉伯半岛的汉志[Hejaz]地区，这是一条沿着红海的狭长地带，其中包含伊斯兰最高圣地麦加。在随后的一百年间，先知所倡导的伊斯兰圣战使阿拉伯统治范围向东嚢括了波斯和阿富汗，直抵喜马拉雅山脚下，向西则达到非洲的最远端，濒临大西洋。而这一切并非只是阿拉伯人独自完成的。与征服相伴的是改变信仰，享受未来征服果实的预期无疑为这种新宗教带来了大量追随者。这种情形便发生在西非的摩尔人[Moors]身上。经过一些试探性的接触，穆斯林就完全征服了摩尔人，后者为入侵欧洲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兵员。711年，一支摩尔人军队在塔里克的统帅下从非洲跨越了直布罗陀海峡，这位将军的姓氏被保存在海峡的名称中（“直布罗陀”[Gibraltar]一词即由阿拉伯语“山峰”[Jabal]+“塔里克”[Tariq]构成）。虽然一开始仅仅是掠夺式的侵袭，塔里克的远征军却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击败了西哥特的最后一位国王，占领了王国的首府托莱多[Toledo]。在十二年内，穆斯林几乎占有了伊比利亚半岛全境，还准备北向跨越比利牛斯山。他们对中部高卢的侵扰最终止步于夏尔·马泰的阻挡，后者于732年在图尔[Tours]和普瓦捷[Poitier]之间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这正好是穆罕默德死后一百年。由于这次胜利，夏尔赢得了他的绰号（Maetel意为“铁锤”）并作为基督教的拯救者被载入史册。

一座水钟和音乐家们：阿拉伯著作中的一页（波士顿伊莎贝拉·斯特瓦尔特·加德纳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藏）

夏尔·马泰的儿子丕平一世和孙子查理曼有效地将穆斯林阻挡在比利牛斯山以南，终结了后者从这一方向上对欧洲的威胁。与此同时在东方，一度极端衰落的拜占庭帝国恢复了实力，足以抵抗住穆斯林的进犯。在655年帝国舰队遭到全歼之后，地中海已经成了穆斯林而非罗马人的内湖；但君士坦丁堡面对来自陆地的攻击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最后一次攻占这座城市的努力于八世纪初遭到失败后，穆斯林对东欧的威慑也解除了。而意大利是经受入侵和征服的威胁时间最长的。穆斯林的制海权使他们得以占领包括西西里岛在内的地中海上较大的岛屿，并对欧洲海岸线实施海盗式的掠袭。到九世纪，意大利南部已经遭到入侵，846年，就连罗马也处于攻击之下。南意大利可能落入穆斯林之手的危局持续了五十年，不过在十世纪初入侵者最终被永久性地驱逐了。

基督教作者，无论是中世纪还是以后的，都试图夸大伊斯兰教的危险性。但必须记得，基督教在穆斯林西班牙不仅留存下来，还发展出了我们下一章要提及的西方最主要的礼拜仪式之一。要理解为何如此，我们就必须简要地回顾一下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我们一般所称为穆罕默德信仰的这种宗教被其信徒称为“伊斯兰”，意为“服从（上帝的意愿）”。凡是接受这种服从的即为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信条极为简单：“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但安拉并非新的创造。正如穆罕默德所坚持的，安拉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上帝，而穆罕默德只是他的一系列先知中的最后一位。因此在伊斯兰教的圣战中，只有那些拒绝接受真信仰的拜偶像者才会被屠杀。犹太人和基督徒受到宽免，但必须作为治民缴纳税赋。此外，穆斯林本身一开始是免于缴税的，被占领土的全部改宗并不一定是伊斯兰领袖的初衷。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犹太人和基督徒并未消失，甚至还可以说在穆斯林统治时期的西班牙欣欣向荣了。而且基督教乃至整个欧洲都无疑从丰富多样的伊斯兰文学和知识中受益匪浅。

即使是在最初取得胜利之际，阿拉伯世界就在保持政治和宗教大一统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后世所熟知的。对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元首——哈里发大位的争夺，导致了西班牙倭马亚王朝和东部首都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的并立。强有力的军事总督（埃米尔）将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和近东的许多行省都变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这样一来，到九世纪末阿拉伯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尽管如此（还有越来越激烈的教义争端），伊斯兰世界依然继续被共同的文化与文明联系在一起。保持这种文化统一性的首要条件无疑是共同的语言的存在。因为《古兰经》这一穆罕默德的启示录是如此神圣以致必须忠实于它的原始版本，阿拉伯语便成为各地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的语言。受过教育的教外人士也通晓阿拉伯语，以此作为在穆斯林统治下提升其地位的手段。这便产生了更重要的后果：在伊斯兰和更为古老的文明的智慧结晶之间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催生了和伊斯兰教领土扩张同样惊人的文化大爆发。

阿巴斯哈里发，尤其是著名的哈伦-拉希德（789—809）及其继承人买蒙（813—833），使巴格达成为向整个阿拉伯语世界辐射文化浪潮的中心。在他们的赞助下，建立了一个藏书宏富的古代抄本图书馆和一所专门研究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学校。在九世纪中，几乎所有的医学、数学、哲学领域的古希腊文献都有了阿拉伯语译本。巴格达坐拥通往波斯和印度商路的地理位置，将东方的文化与知识带入了伊斯兰学者的视野，使之将这些更为现代的信息和他们所知的古希腊学问融会贯通。由此，他们不断为知识领域的许多园地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穆斯林学术研究绝不仅限于巴格达，在这里所获得的知识被迅速传播到别处的穆斯林学校，包括远在西方的西班牙科尔多巴[Cordova]。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西班牙，阿拉伯知识又促进了十二世纪西欧的知识“复兴”。具有历史讽刺性的是，许多希腊作者正是通过从阿拉伯语转译的拉丁文本第一次为西方所知晓。

阿拉伯文化对西方文明重生的影响程度并不能被简单地确定。拜占庭文化的贡献也确实存在，而根据某些前见，有的学者试图将中世纪生活中任何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诸拜占庭人这样那样的影响。而在包括音乐的许多领域，阿拉伯人的拥护者们又将有量音符时值、甚至多声部音乐的发明都归功于他们。当这些问题还处于争议之中时——未来还需要更多严肃的探究——至少可以清楚地认为，阿拉伯学术深刻地影响了西欧知识与文化发展的几乎所有领域。

地图2：公元750年前后的阿拉伯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