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背景（至公元1000年）
如果艺术是一面朝向生活的镜子——至少过去一向是如此，那么音乐也反映着产生它的社会。而当社会变迁之际，其音乐的镜像也将随之改易。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用当代人的眼光去看待中世纪音乐，同时也至少应该避免从我们社会中音乐的功能和地位去审视之。我们必须忘记金碧辉煌的歌剧院、指挥自己的作品四处巡演的作曲家、满世界兜售“伟大艺术家”的经纪人、迅速滋生致使休假外出的旅行者唯恐避之不及的音乐节。我们必须忘记广播、电视、留声机、高保真和立体声。总之，我们必须忘记二十世纪使音乐成为巨大产业的商业操作的任何特质：这常常在喧嚣的世界中更多地带来痛苦而非欢乐，但又无处可遁。中世纪的音乐既非如此灿然可观，也不是这般无孔不入，然而却处在那时宗教、社会和知识生活的中心地位。如果透过音乐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中世纪人的生活，那么我希望本书能使这种理解更为清晰。
然而，在我们开始思考中世纪的音乐之前，必须对这一历史时期本身加以界定，或者说至少应该确立其界限。历史分期的界限很难被确定，而经常变换的国家间的疆界也同样难以被简单地勾勒。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作者认为，他们的文明代表了一种古希腊和古罗马光荣的重生。因而，他们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时代都称为中世纪（就字面意思来说，就是“中间的时代”）。尽管这些作家的判断可能并不正确，但这种历史分期法却保留了下来；当代的学者们一般把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视为中世纪的开端。但是，中世纪音乐的研究却很难始于公元400—500年间。除了教会音乐外，在基督纪元的头一个一千年几乎没有音乐存留下来，而前者的历史则是从基督宗教产生开始的。正因于此，对于公元1000年前的基督教礼拜仪式的讨论，必须放在我们对本书适宜对象进行展开论述前的第二章中。
中世纪的结束甚至比它的开端更难以被界定。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立即在全欧洲范围内开展，而其在不同的智识和艺术领域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知识与文艺的复兴并未立即消除中世纪生活的所有印记。事实上，文化教育在此前也远不能说是灭绝了；在我们所知道的文艺复兴之前已经有过两到三次知识复兴的运动。因而，根据不同学者的个人兴趣和前见，中世纪的下限可能有很多说法。音乐史学家们一般将1400年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尽管有些武断）折中方案。当然，音乐自身的发展轨迹，并不会在这一年停顿或发生突变。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十五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的音乐具有承前启后的双重特性，它既是对中世纪成就的总结，也为十五世纪的伟大作曲家们的继续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种音乐的研究，很自然地成为了本书的最后章节，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对文艺复兴音乐史的引入。
早期基督教艺术的例证，刻画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场景，来自公元四世纪的一座罗马石棺的细部（梵蒂冈照片图书馆[Foto Biblioteca Vaticana]）
要对任何时期的某个特殊领域进行探究，至少要对这一时期的总体历史状况有所了解。然而，从基督教兴起到十四世纪结束之间横亘着巨大的时间跨度。我们不可能指望对这十四个世纪的历史进行细节式的描述，但我们或许可以提及那些对历史进程以及人们的生活处境有过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事件。因而，本章旨在为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纪的西欧提供一个大致的图景。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着手审视在此期间发生的教会音乐的状况。当然我们首要关注的，是欧洲西部尤其是那些音乐文化曾经繁荣的地区。尽管一部中世纪音乐的断代史不可能以相关领域的专家们那样的水平来处理一般历史的叙述，但这样的历史背景介绍对于那些并非专家的读者一定是有用的。此外，它还能引发读者对这西方文明史上最可怖但也最迷人的时代进一步的研究兴趣。
对于公元二世纪的罗马公民来说，似乎很难想象他们所享受的和平与富足会成为过眼云烟。在五位“贤君”治下，从涅尔瓦（96—98）[1]、图拉真（98—117）到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崩于180年），罗马世界一片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然而，就在二世纪结束前，衰落的征兆已然显现了。蛮族对北方边界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些公民也陷于贫困；而更为严重的、始终无法解决的帝位继承问题开始制造出丑恶的内战。帝国统治实际上已经沦为军事独裁，弑君行刺成为一个受拥戴的指挥官获得皇位的最常用手段。到了三世纪中叶，当争权夺位的将领中没有一个能够强大到取得完全胜利之际，内争便向蛮族入侵敞开了大门。法兰克人和阿拉曼人越过莱茵河深入腹地，哥特人开始遍布从多瑙河至黑海的行省，而亚洲的控制权则落入了不断向罗马进攻的波斯人手中。
幸运的是，对于西方历史（尤其是基督教的成长）来说，罗马帝国的第一次动荡只是暂时的。奥勒利安皇帝（270—275）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重新获得对除西北边境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之外的整个帝国的控制权。在奥勒利安被谋害后，另一位士兵皇帝戴克里先（284—305）成功地完成了对帝国的重建，从而为后代又延续了一百年的江山。
四世纪的相对稳定带来了两个重大的变化。首先是帝国内部基督教势力的迅猛发展。尽管在戴克里先时代遭到严厉镇压，但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312—337）基督教却受了全面的容纳，而通过狄奥多西（379—395）的敕令，更成为除犹太人之外的全体罗马人的法定宗教（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考察这一剧变对基督教的宗教内涵和仪式的影响）。而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宗教之外的重要结果。许多有着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的人成为教会人士，还有许多人通过成为教会的一员而扬名立万。遍布帝国全境的教堂通过其巨大的产业获得了财富与权力。而这之中最为重要的后果是，一个仿效罗马帝国世俗政府的教会统治机构建立起来。毫无疑问，这些新兴的因素使教会能挺过五世纪的灾难——罗马自身却无法幸免——而存活下来。
四世纪中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和由此将帝国划分为拉丁化的西部和希腊化的东部。这一变化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及其音乐的未来发展。政治上的后果仍然显著：尽管并非总是繁荣强盛，帝国的东半部比其西半部又多存在了一千年。依靠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优越地理位置，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最终落入奥斯曼人之手前经受住了来自北方的蛮族和阿拉伯穆斯林的轮番攻击。作为欧洲东南的堡垒，拜占庭帝国保存了在西方一度丧失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并且由于对许多世纪以来西方文明重建的巨大贡献而完全无愧于罗马之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