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标新·多元——对西方二十世纪音乐发展进程的分析与反思[1]（代导读）

陈鸿铎

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无疑是在各方面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以至于发展到今天，任何在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事件，只需要轻触一下手指，就可以即刻呈现在你的眼前，时空距离在二十世纪已被超乎人们想象地缩短了。音乐方面的发展也是如此，不过在这里，音乐的快速发展是指在相对短的时间范围内在观念、风格、手段等方面所发生的数量众多和反差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西方音乐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会发现二十世纪在音乐上所发生的变化要超出之前各个断代所发生变化的总和，当然，这与二十世纪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技术发明方面的快速发展是相一致的。这一特点造成了今天人们在总结二十世纪音乐发展时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即，很难像对之前各时期那样，用一种风格定位的词汇对其加以界定。“新音乐”（New Music）或“现代音乐”（Modern Music）是人们最常用来指代二十世纪音乐的两个词汇，虽然“新”和“现代”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出了这一时期音乐的革新性和现代性，但除了它们不能完全概括这一时期音乐的整体特性外，这些词汇本身还是无法像“巴洛克”、“古典”和“浪漫”那样表达出一种统一的风格特征。“新”和“现代”在时间上也是相对的，因为任何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都可以被赋予这样的称呼。好在人类的聪明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面对这一难题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无需约定的共识——“二十世纪音乐”（20th Century Music），这一表述不知从何时起逐步被确定了下来，它似乎解决了如何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错综复杂现象进行一个概括的问题。

二十世纪已经成为“过去时”，但当我们（特别是中国人）谈论西方二十世纪音乐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其实很少很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看到，在中国，西方的二十世纪音乐确实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事实，即，大多数人很少听那些构思奇特、音响怪异的所谓离经叛道的现代音乐作品（指非调性、个性突出的实验性作品，它们是二十世纪音乐发展中的主流），原因当然很多，但重要的不外乎两点，那就是一无机会，二无兴趣，或者虽有机会也有兴趣，但就是听不懂，继而不想再听。这也导致了很少有中国音乐学者愿意积极地就西方这一历史时期的音乐著书立说，教化读者。然而，想不想了解是一回事，应不应该了解是另一回事。当中国人从把握全球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始认真对待西方这一时期的音乐时，发现已不得不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进行审视，危机感顿然产生了。因为我们错过了很多近距离甚至零距离观察音乐历史事件的时机，丧失了把握其历史“当下”的机会。因此，现在摆在中国音乐学者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是，当今天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回过头来探讨整个西方二十世纪音乐发展的时候，究竟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它，并对它进行一个怎样的全面梳理和给予一个怎样的完整评判呢？

在西方，有关论述二十世纪音乐的著作虽然已有相当数量，但目前在国内所能见到的西方作者完整以断代史方式写作的二十世纪音乐史却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2]而且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些论著看，不同国家的作者所写的方式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以现状来看，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仍然是两部较早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即，美国音乐学家彼得·斯·汉森著、孟宪福翻译的《二十世纪音乐概论》（上下册），和德国音乐学家汉斯·海因茨·施图肯什密特著、汤亚汀译的《二十世纪音乐》。这两部著作虽因作者的国籍和经历不同而对二十世纪音乐发展中的重大事件采取了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和叙述方式，但他们对二十世纪音乐中各种现象的梳理与洞见以及对各种创作观念和技法的分析与定位，都对中国音乐学者和一般读者对西方二十世纪音乐的研究和了解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但是，这两部著作毕竟成书于1970年代前后，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左右的音乐发展它们都未能涉及，这就有了不断引进新书的需要。而美国音乐学家罗伯特·摩根撰写的《二十世纪音乐——现代欧美音乐风格史》，[3]正是对这一需要的及时补充。为了配合这部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下文将从三个角度，对西方二十世纪音乐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做出分析和反思，以期从中获得经验，推进中国二十一世纪音乐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