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斯特

继沃恩·威廉斯之后，成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最重要和最具独创性的英国作曲家是古斯塔夫·霍尔斯特（1874—1934）。在年龄上两人只差两岁，都是皇家音乐学院的同窗好友，音乐知音，并时常就各自当时的作品相互征求意见和批评。虽然与沃恩·威廉斯一样，霍尔斯特也对英国的民间音乐和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情有独钟，但这些极少影响到他的创作。这两位朋友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霍尔斯特出自欧洲音乐世家，他在兴趣和态度上比沃恩·威廉斯更宽广，更具世界性。他早年对印度文学及思想的兴趣，对他的音乐有着本质的影响。（他甚至还学过梵文，由此可以了解第一手文字资料。）他还钻研占星术，这一兴趣促成了他的一部重要作品《行星》的诞生。

与沃恩·威廉斯类似，霍尔斯特的成长也比较缓慢。他年轻时的作品带有瓦格纳的特征，只是在当他熟悉了英国民间音乐致使早期的半音主义特征被弱化之后，霍尔斯特才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不久，异国情调倾向变得明显起来。室内歌剧《塞维特丽》（1908）的乐风新颖简洁而率真，已经反映出他对印度文化的兴趣，而管弦乐组曲《贝尼·莫拉》（1910）则包含了对霍尔斯特曾在阿尔及利亚度假时听到过的东方音乐的回声。

《行星》（1916）使霍尔斯特跻身于当时英国优秀作曲家之行列，这是一部七乐章管弦乐组曲，每个乐章都是对一个行星占星术“特征”的一种音乐描绘。其总体上三和弦和调式化的性质通过一些探索性的做法，尤其通过频繁的“不规则”节拍，而产生出生动的效果。在这一点上，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与在音乐的其他方面一样明显，总体来说，对于进步的当代影响所持的开放态度，使得霍尔斯特的创作与沃恩·威廉斯的相区别开来。尽管缺乏某种优雅（霍尔斯特自己并不认为《行星》属于他最好的作品），《行星》还是获得了人们的热捧并给作曲家带来很高声誉，至今仍是该作曲家的一部受到好评和上演频繁的佳作。

在一个强劲和充满动势的第一乐章（“火星，战争使者”）之后，第二乐章（“金星，和平使者”）开头给出一个相对宁静的片段（谱例Ⅵ—2），圆号独自奏出一个四度（F—B^♭）自然上行，然后重复它的音型，作为呈反向进行的木管组平行三和弦与七和弦的低音。E^♭大调是该乐章主调，开始只作间接的暗示，而当第一句意外地终止在由长笛和单簧管的汇合而构成的D^♭小三和弦上的时候，又被大大地破坏掉。独奏圆号抓住这个D^♭小和弦，开始了一个对前五小节低一个大三度的模进重复，严格进行（尽管有音色变化）至结束和弦。后面的B^♭小调替代了一个严格出现的B^♭♭小调，这一替代起到了推动音乐回到主调范围的作用。柔和的力度（每句伴有渐弱），木管乐句的渐慢节奏，音高的下行走向（高低两个声部轮廓的模进重复），以及不断的反复进行，赋予了这一段松弛、平和的特点。然而，一个明显的紧张因素（来自调性模糊及轻度不协和复和弦和声）制造出一种与之前所提及的沃恩·威廉斯谱例中的平静十分不同的感觉。

谱例Ⅵ-2：霍尔斯特《行星》，“金星，和平使者”，第1—10小节

霍尔斯特的大型作品还有：清唱剧《耶稣赞美诗》（1917）、《赋格序曲》（1922）、歌剧《在野猪头酒家》（1925）以及管弦乐《埃格顿荒野》（1927），作曲家认为这些是他最好的作品。1920年代的作品体现出他对对位的重新兴趣，和一种总体上更加严谨的创作态度（例如《在野猪头酒家》中的许多音乐都用了十七世纪的舞曲形式）——一些风格特点体现出当时欧洲音乐中的新古典主义倾向，而民族特性较微弱。毫无疑问，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对下一代更加走向国际化的英国作曲家而言，霍尔斯特比沃恩·威廉斯更有影响力。

霍尔斯特在英国音乐教育界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不仅在皇家音乐学院和瑞丁大学学院任教，还活跃在青少年和爱好者的音乐教学中。他的一些合唱作品就是为业余合唱团写的。霍尔斯特早年曾在乐队中演奏长号，在此期间也写下几部重要的音乐会管乐队作品，包括三部组曲（其中之一为某管乐比赛中的参赛作品）——它们是引起二十世纪对这些之前曾被忽略组合严肃关注的早期范例。

埃尔加、戴留斯、沃恩·威廉斯和霍尔斯特等大人物只是英国音乐“复兴”的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初一批年轻作曲家的存在，虽然他们不那么出众，但是都很有才气并且专业性很强。他们共同给英国音乐舞台重新注入了活力，将其从一潭平淡守旧的死水转变成一个醒目活跃的中心。他们中的佼佼者有格兰维尔·班托克（1868—1946）、约翰·艾尔兰（1879—1962）、弗兰克·布里奇（1879—1941）和阿诺德·巴克斯（1883—1953）。或许是作为对英国音乐创作长期低迷的一种补偿，他们关注于创作十八至十九世纪标准体裁的作品：班托克写了许多音诗和标题交响曲，巴克斯创作了七部交响曲，同时，布里奇和艾尔兰关注于室内乐创作。作为老师和榜样，这一代作曲家为未来英国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们的理想已通过贯穿这个世纪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作曲家的出现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