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没有方言的街道
没有方言的街道
婷婷12岁，妹妹10岁。
社区活动室里空调坏掉了，居委会干部临时借来两台电扇“哗啦哗啦”运转，还是难掩一屋子小孩子的汗气。
这天社区向辖区里的外来务工者子女开放暑期活动，请来了一位离休干部讲党史。台下二十几个小孩子不过10岁上下，正是贪玩的年纪，哪里要听这个。但也晓得来街道参加活动算大事，遂都极力耐着性子坐着。小手臂绕在背后，是小学里老师教的规矩。台上老人苏北口音浓重，正说到1949年上海解放。妹妹凑过来，小声和姐姐说：“我辫子松掉了。”
“什么啊？”婷婷问。
“姐姐，我辫子松掉了，怎么办？”妹妹不敢动，只把左边的小脸扭过来，示意那半条松掉的小辫子。两个女孩都扎了大红色的蝴蝶结，穿了带有卡通图案的T恤，因为热，额头都蒙着薄汗，更显两颊黝黑。
婷婷说：“你坐过来点，我给你绑上。”
她摘下残留在妹妹头上的发绳，叼在嘴里，麻利地以手作梳，给妹妹重新绑好了小辫子。两对红色的蝴蝶结在教室的一角翻飞，透着乡气，也显示最大诚意的隆重。
社区工作人员把这对小女孩指给我看，说，“就是她们了。”
今年社区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暑期活动，居委会推荐了她们来参加。“免费的哟。伊拉爷娘老感谢的。”
01
婷婷的父母是很感谢。
开店似坐监，一年365天无休。这是没空关心孩子的暑期生活。
从四川到上海，婷婷一家在杨浦区怀德路已待足十五年。
父亲在居民楼底租房，沿街开了一家焊接铝合金门窗的小店。前前后后，不过十平方米。白天走进去光线昏暗，得好一会儿，眼睛适应了光线后才能看清：地上横列各色窗框门框，银色雪白的长条，好似轨道的一截一截，工具碰上去，火花四溅。
母亲已习以为常，从火花和火花上面单脚跳过，去房间的另一侧晒衣服，又单脚跳着，去房间的另一侧切蔬菜。晚上也是在这里，母亲支起床板，就是全家的卧室了。两个孩子，也都生在这里。
看到我们打车把一对女孩从社区活动室接回。母亲迎出来，在围裙上擦净了双手，掏出一张鲜红的一百元钱，要付我们付掉的出租车钱。我们不收，她又转身赶着女儿，要她拿这钱去买盐汽水和可乐来。
“要懂规矩，怎么能让阿姨出钱。”母亲轻声说，摇着长女的胳膊。
02
屋里闷热，孩子们摆了桌椅在街面上玩。
妹妹回到家，一把抓过邻居家的小狗尾巴，嬉戏起来。而才大两岁的婷婷，却沉默地随母亲回到屋内，跟着切菜剥豆子打下手。
沿街一溜小店。从婷婷父亲的铺子朝左，是理发店、烟纸店、书报亭和水果摊。摊主的孩子们看到婷婷姐妹回家，都涌过来说要一起玩。几个孩子散开去打弹子，几个掏出香烟牌挂起来，还有几个开始跳房子，都是上海小孩三十多年前玩的游戏，竟都在这里被意外地继承下来。
婷婷来自四川，理发店的孩子来自江苏，水果摊的孩子来自安徽，书报亭的孩子来自山东。但他们其实都出生在上海。街面后面的公房小区，是上海小囡的世界。而街面属于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孩子。他们聚在一起，说着学堂里教出的纯正普通话，已经一点口音也听不出了。父母招呼他们回家吃饭时，父母用了乡音，而孩子们一律用普通话回答。“知道了！”他们说。
外来务工者孩子们玩耍的街道上，已经没有方言了。
婷婷父亲说：“也就这几年了。两个女孩还在身边。等上完了初中，她们就得回老家了。”
母亲说，“为什么非要回去？高中读完可以考大学回上海的呀！”
父亲说，“你做梦，我们能在上海读高中么？还不如早点出来做事嫁人。”
母亲不回嘴。她只读完了小学就下田干活，18岁就结了婚和丈夫到上海。在村里人眼里，已如凤凰一般。她不介意自己在这个小店铺里度过一生，但她希望女儿能和自己不同。
喃喃自语，也像是发问，母亲说：“她们生在这里，她们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嘛。”父亲不响。低头抽了一口烟。
03
婷婷悄悄和我说：“我读书是不太好，我早点出来工作挺好的。”
屋外光线暗下来了。上街沿的混凝土吸饱了白天的热量，现在正在缓缓释放。一切都是暖融融的，但晚风一吹，又显得凉爽。这是往日上海人吃过夜饭出来乘风凉的时光。但如今街面上行人却很少，毕竟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空调了。安静温暖的街上，妹妹和小伙伴们嬉戏着。父亲在拼装一扇订户要的大门，家里要等着开饭，母亲需要协助。
妹妹跑近时，婷婷忍不住关照几句：妹妹要当心车，妹妹你不要弄翻理发店晒在街上的毛巾架，妹妹你抓了猫后要洗手。妹妹随口答应着。
婷婷说：“我可以回老家的，但得等到妹妹长大一点。现在她还太小了，还不会自己梳辫子呢。”一双小手埋在碗碟间。去街道参加活动时的红色蝴蝶结已一早摘下来，被郑重挂在房内梁上。那里还垂下来几根腊肠和熏肉。肉肠上的油滴下来，底下是装了一半的门窗和妹妹踢在角落里的粉红凉鞋。
过完这个暑假，婷婷要升初一了。这也意味着，和父母妹妹分别的日子开始进入倒计时。婷婷看着我，张口还想说些什么。
但父亲焊机的声音已经在屋里响起来了。
看不见的春运
01
厂房在宝山区石洞口的郊野之地，远离城市喧嚣，也远离沸腾的站台。但是这里也有这里的热闹。远远未及走进，扑面而来的是热烘烘的洗涤剂和消毒剂的气味，十多台大型洗衣机和烘干机的运作轰鸣声，不住地往耳朵里灌。
在这家洗涤厂，来自上海铁路局下属列车上所有的床单、被套、被单、枕套、枕巾都在这里焕然一新。
她正面对着熨烫机，两手各捏住布料一角，胳膊用劲抖开。哗，一卷白布展开。2米长、1.1米宽的布上，没有图案，没有编码，没有一丝纹样特征。可她仅仅用拇指腹从布面上划过去，就肯定地说：“这是新疆来的列车上用的。”
整整20年了。从小姑娘到老法师，这是她用触觉累计的经验。单凭布料就能知道来自哪一班列车，来自什么方向，或是要去哪里。
“我虽然人站在厂房里，但看着这些布料，就觉得我身上的一部分也在列车上，能跟着去很远的地方。”
20岁时的她穿着靓丽的制服，在上海往返北京的红旗列车上担任乘务员。丈夫同样是铁路系统的一名乘警。两个人在铁轨和月台上相识成家，也因为奔波和聚少离多，她决定调整岗位。就这样，初为人母后来到被称为“大后方”的洗涤厂当工人。可是她对铁路的热爱，还是一如既往。
每天，所有到站列车上整理下来的布品会被统一送来这里。经过分拣、加温、消毒、洗涤、烘干、熨烫等程序后，来到顾伟文和她的同事手里，进行最后的检验、折叠和打包。
春运开始后，被送到厂里来的待洗物数量从每日25吨增至30吨，件数从6.7万增至8.5万件。每天，从上海站进出的30趟普通列车、39趟动车、59趟高铁上，在旅客坐下和躺下休息的床单枕巾上，有她和同事看不见的指纹。
她手腕回转，对折、再对折两次，白布瞬间变成一块A4纸大小的方块。如此重复同一个动作，手下的小方块很快就堆成了四方的小山。每遇到破损的布品就要挑拣出来，每折叠满40件单品就停下来打一个大包，因为这个数量正好是列车一节车厢内的床位数。一天摺120包，也就意味着，在她一个人的手指下，4800张卧铺上的床单准备好了。
她在雪白的成山的布料上摊开一双手，这是一双格外干燥的手。常年接触布料和洗涤剂，像一块木头的表面。指甲翘裂，肉刺连成串。所有洗涤女工的手，都是这样。
但经由这些粗糙的手整理好的被套与床单，却平整服帖，散发着清洗后的味道。它们载着无数旅客的梦，从上海出发，一路陪伴他们回到家乡，或是前往远方。
02
上海开往成都的普速25B的绿皮列车一侧，她踮着脚站着。
她太不起眼了，不仔细根本看不见列车阴影中还有这么个身形。只有1.55米的个子，面对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她要负责给车上水。
这一列车的注水口，正设于她齐眉处，她从水井接上管道，把管子从下往上插入注水口。列车就像个饥渴的婴儿一样，立刻顺畅地吮吸起来。这样的上水工作，她干了7年了。虽然身材矮小让她干活时有点儿困难，却并不费劲。因为她已经掌握窍门了。“做事情不能用蛮，也要巧劲的！”
摘下工作帽，她羞赧地一笑。额发被列车进站卷来的风吹乱了，她下意识地摸自己的头。帽子里侧，用胶带固定了一张时刻表。
她隶属于铁路上海站客运车间上水工班。她和同事工作之余的休息间，就设在轨道里，位于13和12号站台之间的简易工房内。春运期间，35名上水工人全部留守，每天要喂饱车站内接发的两三百趟列车。
她依旧记得，第一次近距离走进这些大家伙时的惊愕。“比我坐在火车上时感觉大多了，也比我在月台上看见时大多了。”她小心翼翼地走在轨道上，感受石头粗粝地戳刺鞋底，一步一步和同事熟悉不同站台和轨道的位置，“领导告诉我们要有固定的路线、固定的站位，一定要安全操作。”但当她独自一人去上水，站在不过一米左右宽的路渣上，感受两边铁轨上列车同时通行的感觉，还是惊呼“吓煞人”。
“呼呼呼，真的像电影院里的外国大片那样呢！”她一动不动，双臂紧紧贴牢裤缝站在列车中间。是因为工作规定这样要求，也是因为害怕。
但和一切事情一样，很快她就对这些轰鸣声习惯了。普通列车进站雷霆万钧，动车进站是静悄悄的。她站在工房，远远注视不同的列车进站，心里默念：25T车型的注水口在车身下，CRHIB车型的注水口有盖子要水平打开，CRH3车型的注水口盖子要垂直打开。
都装在心里了。
她学会了看电脑上滚动的运行时刻表，也学会了熟悉列车的不同性格。“我呢，最喜欢高铁了，车厢新，注水过程会亮灯显示进度，好加水。”她扳着手指说这些车型，好像挑选自己喜欢的爱物。“最不喜欢老式的普通列车，有的和排粪口靠得太近。”
春运是工班组最忙的时候，她习惯留在岗位上。她没什么娱乐，也不会上网，但喜欢观察车身上的小细节，然后回来告诉工友自己的发现——“黄山很冷啊！因为注水口结冰了”，“北方风尘很大呢”，又或者是“这几天华北地区大概都下雪了吧”。
如果注水口结冰，工友们便合力抬了热水桶去浇那被冻住的注水口，大家猜测着遥远的北方积雪的情况。上水班工房不过10平方米，但只要走出工房去上水，她觉得全中国的气象信息都到她面前来了。
下雪天，她在鞋子上绑了草鞋去“喂”火车；下雨天，她穿一身雨衣去“喂”火车。有时注水口不灵敏，她被水溅湿一头一脸，但也要忍耐着，加完所有车厢，再回去换衣服。
一列火车大约18节车厢，站台长550米，来回走一遍差不多一公里。她小小的身影，就在这一公里间一遍遍地来回走。
她回老家时会说给自己的一儿一女听，自己在上海，是为这些火车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每当她给列车上水，也都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坐在火车上往返时的场景——他们要泡面的时候有热水、要洗脸时有清水。她便一边上水，一边自己先笑了。
她用自己的方式，对迎来送往过的无数旅客，展露了他们不会看到的笑脸。
卖花小孩
玫瑰花挺好看。但用紫色塑料纸一包，实在呛俗。
小女孩拿着这么十数朵花，坐在草坪外的围栏上，两只眼睛滴溜溜转，看到有情侣模样的人经过，就箭步冲上去。
“哥哥，姐姐多漂亮。”
“哥哥，买一朵送给姐姐，不然姐姐会生气了。”
“哥哥，姐姐如果生气，就买一朵花啦！”
逻辑准确，反驳无力。
男人挥手说不要。但小孩扭股糖似的，边说边抓住男路人的衣角。男人走得越急，她小手拽得越使劲，眉目里有点慌张，但嘴上堆满笑。男人快跑起来。小孩的身体离地，几乎要悬挂在衣角上被拖走。
僵持一米，僵持两米。但终于，男人摆脱了卖花小孩，搂着自己的女伴匆匆从人民广场的绿荫下穿过了。被抛下的小女孩随着惯性快跑两步才稳住。收起一脸假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手掌，磨磨蹭蹭走了过来。
暮色四合。我坐在广场的长椅上啃一份麦当劳套餐里的汉堡。
小女孩看到我，我看看她。她过来，与我坐同一张长椅上。我把套餐里的可乐递给她。
几乎没有迟疑地，她接过去喝了起来。
然后，如同一个我看不见的信号弹被释放了。等我回头，一群小孩出现在我身边。
一共六个。7岁上下的小孩，有男有女。有的也拿着玫瑰花，有的穿着破烂，拿一只纸杯。有的双手空空，望之年纪尚小，正眼巴巴看着在喝可乐的女孩。那女孩见状，故意吮吸吸管，喝得咂咂有声，显示快要见底。小孩们的目光便又转向我。我扬一扬空瘪的纸袋，然后说：“没有第二罐啦。”
话既说出口。小孩们也就跟着咯咯笑起来。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也许我在可乐里下了毒，也许我别有所图。但孩子们毫无戒心，随随便便就坐在我身边了。
——“大人呢？”
几个小孩遥遥一指远处。
——“是妈妈吗？”
——摇头。
——“你们从哪里来？”
——异口同声“上海”，咯咯笑。
——“晚上住在哪里呢？”
——“火车站。”
——“火车站？”
——“对啊。晚上结束我们就去火车站，有很多椅——子——”
——“那么洗澡怎么办？”
——“去肯德基和麦当劳。”
——“不上学吗？”
——摇头。又都笑了。
一个穿着破些的小男孩一边说，一边从我背后爬上长椅，试着从我身后偷袭汉堡里夹的肉。我看见他奋力攀爬的样子，便把汉堡递过去问他。
——“我都吃了一半了，不要紧吗？”
那小孩腼腆一笑，从我手里接过剩下的那半个，跑开了。
然后，他停在离我大约两米的地方。站在刚刚亮起的路灯下，朝我回转身来。
他伸出右手，顺着自己的脸颊，抚摸着下巴，一路抚摸下去。手经过胸膛，停在小腹，在自己的肚脐位置打了一个圈，看向我。是个媚眼。
我一时有些呆住。
别的孩子哄笑起来，“晚上跟你妈学的吧！”
他立即从胯上收回手，捏成拳头冲出去，一边作势要打。另一个孩子追上去，抢走了他手里的半个汉堡。
他们跑远了，乘着夜幕，在人民广场上追逐打闹。
第一个坐在我身边的卖花姑娘也起身。像个刚刚午休结束的小白领那样撩撩额发，回到道路上去了。夜色深了，成对出现的小情侣多了。小女孩又飞了上去。
然后她又飞了过来，把一个东西塞在我手里。
我低头一看，是一片玫瑰花瓣。
鸭司令
她站在山坡上，像一株春天的小树。
像一株即将开花的小树。花苞已经密密地从枝丫里爆出来，但那些花瓣还蜷缩在深色的萼片里。那些艳丽夺目的，即将展开，犹未展开。一眼望去，不见华美，只觉得，是青春，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活力。
她就这样站在山坡上，手持一根竹竿，召唤她的鸭子们。
鸭群如白色的云絮，沿着水流漂来。她驱赶着它们，把它们赶去固定的位置。春天的下午，临海的上海郊区奉贤，在柘林胡桥的这一湾水域，鸭群的聒噪之声，远远而来，又渐渐隐去。天高云淡，举目四望，不见高楼，不闻尘嚣。一切都是葱葱翠翠的。点缀在整片绿意中的，是远处人家田地里的油菜花，一簇一簇，金黄可爱。
那年小钱21岁，从金融学院广告专业毕业。像所有的应届毕业生一样，她面临对未来的抉择。当别的童年伙伴到处应聘，希冀跳出农门时，她却决定做一件事，逆行的事——在家人的帮助下，她回到故乡，统领起7000多只“鸭兵鸭将”，致力于去打造“鸭蛋品牌”。
她说，是为了父母亲。
过去爸爸养虾辛苦，患上痛风，不能吃鸡蛋，妈妈也由于生病的缘故不碰鸡蛋。大二那年，在陪伴母亲住院时，她看到电视台的农业频道介绍养鸭经。长久以来的心绪被忽然间点亮，她决定——回家开鸭场，要养出与众不同的鸭蛋。
母亲是支持的，还卖掉一处房子筹钱，在周边村里找到了一块23亩的场地做鸭场。但父亲却气得几天没说话——掌上明珠的宝贝女儿，好不容易去市区读书，好端端的白领丽人不当，却要回来做养殖，爸爸是真舍不得。
可小钱却坚持了下来。她自己调饲料、赶鸭子、捡鸭蛋……光一个喂料，小钱就动足了脑筋。她把鸭子们分出不同的组别，投喂按不同比例调制的饲料进行比对。这份自制“食谱”包括：每日购入的新鲜海鲜、螺蛳，各种谷类以及磨碎的虾皮和蚕蛹，每一季还要给鸭子喂一次人参以提高其免疫力。一天，她正在埋头调饲料，起身时发现，一直不响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自己身后，正一声不响地弯腰捡鸭蛋。
从这一天起，不赞成女儿的父亲却再也没有离开过女儿的鸭场。晚上他就和工人们睡在鸭场边的宿舍里，白天则包下了所有的喂养工作。父亲的出手相助，让小钱有精力去忙别的事——申请大学生创业基金、设计鸭场的logo、让鸭蛋的销售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这是一个农二代回归故里的故事，却也是一个青年引领传统产业重新出发的故事。小钱说着这些故事，她自己的故事，她和父母亲的故事。她光洁的脸，迎着阳光，扬得高高的。她沉默的父母，依旧沉默地微笑着站在一旁。
那天早上，她带我们进鸭场。还未走进鸭棚，就感到那7000多只小动物散发出的热烘烘气味，像潮湿的厚布片一样扑到人的脸上。我退后一步。可小钱却似乎什么也没闻到，她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灯光下，铺满一地的稻草被鸭子们拱成一个个突起的小窝，黄褐色的稻草中散布着一个个光洁的白点。“这是鸭蛋！”小钱屈身蹲下，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枚鸭蛋托在掌心，“你瞧，这只蛋是鸭子下半夜下的，还是温热的呢。”
几千只伸长的头颈齐刷刷朝女孩转了过来。在片刻的注目之后，它们跟着小钱的指示，摇摆着身体，走了出来。
小钱在一片稻草中站了起来。那么厚重不好看的工作服，都难掩她清丽苗条的身姿。她昂首走在前头，那么信心充沛，她指挥着鸭子出门，的确像一个点兵布阵的女将军。带着暖意的风吹过来，让我想起这儿离杭州湾很近。那是海风的气息。春天已经降临。那些毛茸茸的鸭子们，嘎嘎叫着，跟随着女孩，一起走进屋外的春光里。
美岑
美岑36岁，乍一看真已不年轻。一双手伸出来真是劳动者的手，蒲扇一样，关节粗大，皮肤干燥。加上穿着黑衣，就更是添了岁数。但奇妙的是，她的脸上有一股子稚气，这种间乎于好奇心和好胜心之间的神态，使得她看上去又显得年轻了。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她已年逾不惑，有时一个侧面，又觉得她不过是一个穿了老气衣服的女学生。
她令人想到城市中，那许许多多你打过照面的伶俐的老板娘。
那是你通勤的地铁站门口常年做粢饭的女当家，只要看到你的脸，就记得你喜欢的样式里是油条多一根还是酱汁少一勺；又或者是在你上班的商务楼下开水果铺的女老板，招呼你新添了草莓或者柿子，提醒你四季更替早又换了一轮；也可能是你常去的衣服店的女掌柜，会打电话给你告知预留了外贸尾单；又或者是你办了卡的理发店的女老板，叫得出你的名字，知道你儿子读几年级，甚至知道你母亲喜欢的染发色号。
天长日久，她们成了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了这城市的一部分。当别人问你有关上海的生活时，你不会总想得到东方明珠浦江游轮，但你会想得到她们。
她们永远熟知客人的喜好，她们一律察言观色不会咄咄逼人。她们会合理地赚你的钱，又得体地给你折扣。她们是老居民眼里的外来务工者，又往往成为新来的异乡客进入上海后，最早接触的人。比起穿戴时髦行走在路上的年轻丽人，这些林林总总散布上海小店的老板娘，更像是上海本身。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使得城市的街角楼道不再仅仅是水泥玻璃幕墙，而是一种温情，一种使上海和人产生关系的温情。
总之，美岑也是这样。在浦东新区的灵岩路上，开一家印刷复印做广告牌的小店。十年前的新年前夕，我去采访她时，她36岁。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会说一口四川味道的上海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处于城市底层——一个外来媳，丈夫又是上海的下岗工人，全家连一份可靠的收入也无。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又处于自己人生的巅峰——她终于到了大城市，找到了当地人，结婚安家生子。
那是她人生中，最美梦成真又一无所有的一年。她身上同时焕发着志得意满的斗志和前途未卜的焦虑。但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我就知道，她是一个斗士。
她绝对不是会多愁善感的女人，她也的确没空成为多愁善感的女人，毕竟一路从四川山区走到上海繁华之地，她不是要来多愁善感的。全家都揭不开锅的时候，她和丈夫问亲友借来4500元，加上自己所有的积蓄，开了家洗车行加盟店。她真是敢。虽然由于毫无经验，开业3个月，一笔生意也没接到。她还是没有怕。
美岑说在那段日子里，有次她接儿子放学回家，儿子经过炸鸡店想吃一包薯条，她都没钱买给他。但即便如此，她脸上毫无丧气。我不知道她何以如此能信，信眼下的一切都只是可以被克服的困难。她只是一个女人，却让我想起在台上被打到血流满面的拳击手，虽然面孔青肿，但依旧目光如炬，双手紧握拳头。
她说人掉到谷底，反而知道前面必有转机。比如那个大年夜前夕，社区知道她的窘境，特意找到她，把街道党工委的九辆工作用车给她擦。她说她激动地去接水。寒风凛凛，上海的冬日阴冷刺骨，她双手浸在水里，如被千万根针刺一般，但她不晓得疼。她一边浑身发抖，一边擦车，“不仅仅是因为冷，”她说，“是因为暖。”
那九辆车擦完，她得了九十元洗车费。她抱着这九十元回家，激动到一夜未睡。她知道最冷的天气就要过去了。春节后，就是新的一年。万物会复苏。这就是否极泰来。
后来美岑把洗车铺撑下去了。为了兜揽生意，她可以凌晨还在小区门口等业主回家泊车，然后主动上前提出去洗车。日子久了，社区的车主多多少少认识她。有了熟客、有了回头客，一切就好办了。
她说她最忙的时候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但上海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想要任何东西，这个城市都会给你。只要你坚持一下。”后来美岑有了六百多位固定客户，手下也雇了小工。
这个“没学历、没户口、没经验、没工作”的外来媳，就这样成为了在这城市站住脚跟的女人。像一株植物经过冬天，然后生根发芽。后来美岑学会了用电脑，她还从四川老家把弟弟请来一起经营新开的广告制作社，承接横幅、刻字、喷绘、灯箱制作等小型广告业务，她是从社区起家的，所以后来逢年过节，她会带员工为社区孤老送去食品。
我出门的时候，她还站在店门口送我。走了很久回头看，她小小的身影还从那小小的店面门口探出来，玻璃橱窗外的一点黑，显然是她最好的大衣，但看起来真是不时髦，却笔墨浓郁。我知道她永远会是老居民口里的那个“外来妹”。但这称呼如红字一样从轻视变成了赞誉。那个“嫁给下岗工人的外来妹”熬过最冷的冬天，成为了“在上海开店做老板的外来妹”。上海，的确会给人他想要的一切。
说到底，上海本来就是从一块不是上海的地方变成上海的。上海人也是从一群不是上海人的人变成上海人的。过了元宵节，许许多多不是上海人的人要回上海了。而上海，也因此又重新变得像上海了。
姐姐，你有一张上海女人的脸
“记者小姐，你来坐，”她说，“不要紧的。”她拍拍床。一边过去打开窗帘，哗啦一下，阳光就慷慨地照亮了小屋。
在上海城郊结合部，千千万万个还保留农村气息的村子里，在无数幢已经没有本地人居住、成为外来打工者栖居地的宅基地房屋中，这属于嘉定江桥镇太平村本地农家房屋二楼三间房中的一间，是丽丽在上海的家。
十平方米不到的地方，整个房间其实也就刚好放下这张双人床和一只衣柜。靠着床勉强再放了一张小桌子，以床为椅，也就不需要凳子了。而这床上铺着簇新的粉红色床单，和一对带玫瑰色蕾丝边的枕头，显示着女主人新婚时的心思。那小桌上放着素炸丸子、大葱和烙饼，都不是江南的饮食。
小小一个太平村户籍人口为1329人，但实际居住在村里的不足400人。一个江桥镇里，外来租户的数量早已五倍于户籍人口。还保留着上个世纪郊区农民宅基地粉墙黛瓦外貌的房子里，现在，每一个隔间里都上演着天南海北的故事。
如一百年前，在市区石库门里上演过三十二家房客、万家灯火的故事一样，千万个年轻的打工者，在真正融入现代化城市生活之前，将在这里停留，在这个村庄里触摸上海的意象。
随着这种新的生态形成，在这一个村子里，同时展开了两个平行世界。留下的少数本地农民老人，还顽强地保留了本地民俗，说本地话，吃上海菜，节令时候依照老习惯做了青团粽子，提了一大串去分送老邻里，但这邻里却不包括日日住在眼前的外来租户。
外来租户们大多年轻、流动性强，彼此籍贯不同风俗各异，往来不多。我问村干部，村里的“两个世界”可否有感情上的交集？比如说外来务工者中年轻人居多，可有婚嫁给本地农户家的？村干部想了很久，十几年了，这样的通婚只发生过一次。
为了打破这种情况，村里的党组织下设一个新村民党组织，希望让久居的租户融入本地生活。每到天气回暖之际，太平村的8个村民组和新村民家园就会在广场上举办舞会。在驻村服装厂工作的丽丽，在下班之余被鼓励着去参加了一次舞会，然后参加了第一次保洁志愿活动，又第一次加入了巡逻志愿者的队伍。
这个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辗转多个居住地从不知留恋滋味的年轻女人，在太平村的选举中，从每50个新村民中推荐产生1名新村民代表时，当选了。像忽然扎了一条根，这随风流动如蓬草的外来务工者对居住地有了感情。从此每个周末，她义务督促和检查新村民办证登记、住房租赁、参与环境卫生治理。她学会了志愿者、城市管理、消防条例这些新词汇，学会了反对家庭暴力、孕妇产前检查、司法调解等新概念。新村民党支部还一直鼓励她递交入党申请报告。
她由此认识了大部分村民，也认识了大部分住户。一个村子里的一幢幢房屋的隔间里上演着天南地北的故事，但于她不再是陌生人的故事了。丽丽的妹妹在上海读大学，放假时就寻到姐姐的小屋来居住，她得知丽丽所做的一切后端详着姐姐的脸说：“姐姐，我们大学生都要报名去做志愿者的，而你已经在做了，真时髦。你看上去，已经有了一张上海女人的脸。”
“她说我有一张上海女人的脸哎。”丽丽坐在她的床上，揉着粉色床单的边角笑，似乎获得了莫大的肯定，似乎也有了无尽的安慰。此时距离她打工结婚来上海不过三年，她的确早已开始像一个上海女人一样注意打扮，也会购买时装和首饰，并像一个焦虑的上海母亲那样，留心孩子未来的早教、入托和入学问题。但什么都比不上妹妹的这一句夸奖，她是一个已经在参与上海社区建设的人了，她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过客。
然而，过了农历新年，丈夫却告诉她，打工的地方发生变化，两口子要跟着新岗位去浦东新区周浦了。丽丽站在她的小房间里，撒娇生气不满，对电话那头的丈夫表态：“我不想离开太平村！”她刚刚和一位来自贵州的新村民志愿者约好，要向对方学习凯里腌萝卜的做法。
但她毕竟还不是一个真正扎根的上海女人，她还是不得不向打工族的实际生活低头了。告别的时刻终究还是来了。太平村的房东和她告别，按照上海人的规矩，送了她祝贺乔迁的糕点。村里新村民党员和志愿者闻讯，纷纷赶来依依惜别，送来各自乡下带来的腊肉鸡蛋泡菜。握着大家的手，丽丽的眼圈红了又红。“真奇怪，”向来爽朗的她，此刻忍不住抽抽嗒嗒起来，“我离开菏泽老家的时候，一点儿也不难过。我离开过那么多地方，怎么离开这里就……”
就在丽丽离开的那天晚上，江桥镇太平村新村民党支部书记收到了窦丽丽的告别短信：“我对不起大家，我是个逃兵。但三年来，在这里学到的和经历的一切，将影响我以后的一生。”
那书记后来和我说，丽丽去了周浦后，也还是当地社区志愿者里活跃的一员。“她一开始来上海，当然就想着给小家庭赚点钱，但现在，”书记停了一停说，“她也许还不算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但她也不仅是一个乡下来的打工者了。”
保姆娜姐
01
娜姐和我约了晚上十一点半见。
因为一天之中唯有这最后半个钟头，才是属于她的。
街面上的店家大多关了。漆黑下来的住宅小区周边，只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店还开着。我们在电话里说定，就在那里见面。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个钟点坐在麦当劳店里。顾客零丁。店里却照旧还播放着流行乐。安静下来的店里，可以听清柜台后面店员清洗餐具的声音，半个餐厅的灯暗下来。
时不时门被推开，我抬头一看，进来一位穿着制服的夜班环卫工人；一时门又响了，进来两个戴着巡逻袖章的联防队员，和店员熟络地打招呼，在随身瓶子里灌进新开水。夜晚十一点半，这样一个地方，寻常的上班族已经睡觉了不会来，留恋刺激夜生活的人又不屑来。夜半的麦当劳可以安抚的饥肠，属于城市里无处可去的夜归人。
然后一位戴着袖套、架着金丝边眼镜的年轻女人推门进来了。这便是娜姐，我要采访的保姆。热气腾腾地，带着一路奋力骑车带来的汗气，径直坐在了我对面。
02
现在她身上，唯一留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就是这副金丝边眼镜了。
她的穿着、打扮，已经和家政服务介绍所里其他妇女一致了。甚至她的脸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好些，使得她看上去真是一个阿姨了，泯然众人的样子。而其实她离开大学也没有几年。她是家政队伍里少有的读过大学的人。可是她没有读完，就到上海来工作了。
“为什么呢？”
“你不要问。”
她忽然停住。而在此之前，她一直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她对家政行业的宏伟理想和职业规划：满口都是“蒙特梭利幼儿教育”、“管家职业前景”这些词汇，带着不允许被小觑的骄傲。
但在我得知她读过大学，继而顺口问她大学里读过什么专业时，她警惕地抬起头，终止了谈话。
你不要问。她眼睛一瞪，但很快又缓和了语气说，你不要问了，我不想说。我就是因故休学了。
但你可以就当我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女人，来上海做家政。这也是一份职业，对不对。她坚持。
她说，就在她来麦当劳之前，当她推着电瓶车离开当天最后一家雇主的小区时，几个在小区门口聊天的居民脱口而出说：“哦，楼上人家的佣人走啦……”
“佣人？”娜姐盯着盘子里的麦当劳叔叔的脸，一边下意识地拉拔着自己的袖套，脱下叠好，塞入包里。“要是以前，我或许会上前理论。但后来想想，其实也不必要。我不是佣人，也不是下人，我是家政行业从业者。一个工种，一份职业。就是这样。我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
03
从某种程度上说，保姆的身份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别人的生活。
娜姐家政生涯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户有钱人家带孩子。第一次被司机带着走进豪宅，她犹豫着连地毯也不敢踩上去。只见地毯牛乳一样雪白呢，而屋子也许是太大的缘故吧，看上去也是雪洞一样白的。
起初，这雪白让黝黑的娜姐自卑。白皙的三岁小女孩对娜姐百般刁难，娜姐也只好唯唯诺诺。娜姐给主人做饭，才发现一家人，其实各自在不同时间、不同房间用餐。娜姐陪身价上亿的阔太太外出购物，却发现连自己这个外地人都熟稔的商圈，阔太太竟然一次也没去过。“因为老公很忙的。”阔太太保养精致的脸上，落寞转瞬即逝。
娜姐毫无经验，浑身紧绷，但总算借由这份工作她在上海有了栖身之处。夜里想着自己过山车一样骤然下降的命运，她来不及感慨，就听到门口窸窸窣窣的响声。原来是独自在楼上睡觉的小女孩不知何时，已经离开华丽的公主房，摸黑来到保姆房，挤到了娜姐的床上。
“阿姨，我一年里只有春节才能见到爸爸，他在做生意，太忙了。”
大概是那个瞬间开始，娜姐不再自卑了。她不禁伸出手去抚摸着白天的小霸王，将那穿着价格不菲卡通睡衣的小身体搂在自己的怀里。
夜班的麦当劳店里，我从娜姐的手臂后看出去，邻桌有一个老汉手握着自带的茶，全程对着他对面的什么人大声辩论着。
娜姐说，我休学了，没有成为白领，给人帮佣，我一直很怕别人会因为我的失败看不起我，但后来有一天，我意识到这些富裕的雇主和我一样，他们买了巨大的房子却无暇享受、甚至不能照顾家人，他们不敢停下来。因为他们害怕别人会因为他们失败而看不起他们。
“我们是一样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自由了。我开始把雇主当成一个学校、把家政当成一件事业来做了。比如说我因为想学西餐，就应征去了外国人家。”娜姐说。
娜姐挪了挪身子，我忽然看到，邻桌那个老汉的对面，是空的。原来全程都没有人坐在他对面。而他一直一脸较真地还在挥手争辩着什么，对着空气说了一个晚上。
有这么足足一分钟，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4
几年后，一次上海市家政行业协会开年度表彰会。我去参加时发现，当日受表彰的年度优秀家政人员中，娜姐的名字赫然在列。我给她发了短信，娜姐回“你等一下哦”。
熙熙攘攘的会场中间，她从前排挤了过来。烫过的刘海上戴着头箍，桃红毛衣绿围巾，依旧戴一副袖套，却是为了在这种场合表达认同感的意思。脸上，还是那副金丝边眼镜。
她活像是上市公司老板那样，昂首挺胸地走过来，远远就伸手说，记者，上次的合作很愉快。
我愣了一愣。
她自顾自说，“我现在给几个外国公司高管做家政，我们现在每晚都坚持做工作日记，还坚持用英语记录我使用蒙特梭利育儿理论的感受。以后我打算自己开一家家政公司，专门做高端客户的管家服务。像英国人那样，butler。”她说。“哦对了，我现在能做一手好西餐了。”
那么多年过去，我每次走过24小时的麦当劳店都会想到她。
单身父亲
阿陶只有37岁，但是看上去说50岁也行。
在社区，他已经待了十几年了。每个居委会阿姨都叫得出他的名字，好像是说自己的远房侄子：扬州人，又老实，又勤快。从一把小剪刀开始做学徒，最终在社区一角开设了自己的理发店。别人理发，巧舌如簧，又哄顾客烫头，又哄着染发。阿陶从来不说这种话。大约也是不屑。
他告诉阿姨们，自己从小贫困，唯品学兼优。“但高考时候差了几分落榜，只好去学了手艺做了理发匠。”他瘪嘴笑笑。看着自己一双干净的手。满心要在上海的大学课堂里翻书的手，如今接下百年开埠时扬州人来上海最古老的行当。
社区里老人多，孤老多。阿陶每月一天，免费在理发室门口摆摊，为孤老剃头，剃完了，也不消阿姨们提醒，自己从店里拿扫帚把一地碎发默默清理掉。居委会阿姨列了一张表，表上都是腿脚不便的孤老。阿姨们叫一声“阿陶啊”，阿陶就背上小工具箱跟着阿姨们上门去给孤老免费剃头了。
有个罹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不喜见人，几年没剃头，斑驳须发垂肩。亲生儿子看不过去，想背老父出门，老父嘴里呜呜哭着，却是拉着门框怎么也不肯。儿子只好来请阿陶上门。老人看到生人进屋，立刻躲进厕所蹲到马桶上。阿陶就跟到马桶边上，弓着身子为老人剃头。一层头发，一层头屑，纷纷扬扬，落在老人肩上，落在阿陶手上。
阿陶的儿子在上海出生长大。社区里这样的孩子挺多。水果摊主的小孩，烟纸店主的小孩，都这么长大了。闲来在街上游戏，大一点就知道伸手问父母要钱去网吧了。阿陶不许儿子和他们玩。他倒像是上海的焦虑父母，很早就打听了早教的教材，又比较了附近的小学和幼儿园的优劣。开小店的人，大多把孩子扔给祖辈。但阿陶对孩子的教育，从不假手他人。小孩才三岁，他就买了钢琴。
彼时理发店略有规模了，阿陶雇用了几个伙计，不用亲自理发了。到了周末，阿陶照例不坐店的，一定亲自带着儿子去学钢琴。他觉得自己和别的理发店的黄毛小伙子不一样。他本来是要来上海读大学的。他的儿子是必定要在上海读大学的。
一个周末一个周末，他就坐在钢琴老师的课堂里，听着隔壁房间儿子传来的琴声，心里恍然觉得，那可望不可及的什么东西，就在这乐声里离自己近了一些。
也就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一个周末里，阿陶的媳妇和伙计好上了。
乡下的婆婆和岳母都哭着来上海求情。哭天抢地，震动了居委会阿姨。阿姨们也陪着落了泪，问阿陶打算怎么办。阿陶看看儿子，脸色铁青，说答应给老婆一个机会。可是媳妇还是决定跟小伙计跑路。
夫妻离婚。阿陶成了单身父亲。他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了。离婚分家产，原来的理发店卖了。他重新盘了一家小店，再次亲手从零做起。
儿子跟在父亲身边长大，在学校里倒真是名列前茅。又被老师送去静安区少年宫学习才艺。可惜他就快念到初三了。外来人员的孩子，初三以后的路怎么说呢？阿陶没底。
居委会阿姨像所有的老年妇女那样热心做媒，给阿陶介绍了不少女人。“你总得有个人照顾。”阿陶却谢绝了。“儿子读书要紧。我现在结婚他要分心的。”“再说万一孩子不能在上海读高中，他回乡去我也要回乡去，新娶了女人怎么办？”
社区里更加喜欢这个单身爸爸了。街道组织爱心义务补习活动，请来华山美校老师给社区里的贫困孩子辅导绘画，也都特意叫上阿陶的儿子参加。阿陶照例亲自接送儿子上下课。现在他的两鬓添了白发。坐在门口和别的家长攀谈的时候，他显出德高望重的样子。
他说：“当年，我就差几分，就能考进上海来读大学了。”
流浪汉与歌声
房间里有股味道。
那么小的房间拥挤着二十几个人，空气里气息夹杂：汗、长久不洗澡的身体、油腻的头发、灰、馊掉的食物，还有屋外的河味。
苏州河在雨中不出声地涨潮，河道的弯几里，便藏下这间沿街小屋。2009年的一个夜晚，沿着苏州河找到这里时，河水又循例在雨天翻腾出特有的咸腥味。
避无可避。
可是再往里挤一挤，往房间深处走去。这些味道又消失了，消失在房间的浴室里。
一个戴眼镜的青年站在浴室门口，正抵着身后的墙，穿拖鞋的脚伸直出去，敲浴室的门。却并不粗鲁。敲三下，停一下，“喂，十分钟快到了。”看到吉米走过，眼镜男马上收回脚，改用手敲门，轻轻地说：“里面的人，快点。”
门开了。一股雪白热气蒸腾出来，然后才走出来一个汉子。一边穿上汗衫，一边说：“俺掐着时间呢。”
浴室门后，站着五六个男人，年纪从20到60岁不等，间杂着两位老妇。他们把外套脱了，似乎也把标签脱掉了似的，规规矩矩把东西放在外间，一个个排起队来，等候属于自己的十分钟洗浴时间的到来，宛如星巴克店门口默默刷着手机排队等候买咖啡的白领。
每周夜晚这一个时段，西苏州河路81号的灯亮起来，就是为他们而亮，为这些前来洗澡的人而亮。只有在这里，这些人才会被称为“客人”，其他时候，他们的身份是“流浪汉”。
睡桥洞的，捡垃圾的，拖着小板车或者提着编织袋，在垃圾站和店家的角落、在偌大上海随便哪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存活着。但到了这里，他们绞干毛巾擦了手，扬起脸来表情鲜活，以一个人的样子。
吉米说自己在中国兜转了大半圈，最后在上海落脚，多多少少也是因为这些变化。“我想租一个地方，每周让他们免费来洗澡。洗干净，有尊严。”他的中文水平只能解释到这里为止。
渐渐，一些外企职员会到这里做志愿者。有几个白领模样的女生愉快地收集着流浪汉替换下来的衣物，扔进滚筒洗衣机里。有几个洋妞帮忙登记来者的衣服特征。流浪汉毫无扭捏地和志愿者聊天，彼此用不熟练的中文和带口音的普通话。
如果是在街上遇到，这些丽人会不会停下来看顾脚边被褥里的躯体？而这些流浪汉又会不会这么落落大方地嘲笑老外的中文，并扳着手指教他们粗话？
这个小房间的一切，真叫人生疑，好像误入聊斋里的宅院，我怕等明朝太阳高高升起时我再去看到的，只是荒草野地，没有什么桌椅，没有洋妞，也没有浴室，没有眼前这说说笑笑的对话。
因为这间小屋，流浪汉的生活轨迹发生了转变。比如眼镜男，镜架老早坏了，架腿上缠着布带来这里洗澡。但第二次来时，吉米就比画着带他去配了新镜框。现在不用通知，每周到了洗澡的时间，眼镜男就会默默现身这里，指导初来的流浪汉开龙头，又帮忙督促控制时间。
我问眼镜男，政府的收容遣送站也有很好的硬件设施，怎么不去？他把手搭在吉米的肩膀上，只是笑。
夜色深沉，洗好澡的流浪汉穿上洗净的衣服。他们逐一到门口领取来时携带的编织袋或者小板车，渐次走了。浑身的肥皂香味也就散入街面上去了。
背后的志愿者正在从滚筒里取出最后一批洗好的衣服。一日将尽，洋妞们唱起不知名的歌来。我听着这歌声，目送一个个香喷喷的流浪汉走远，他们的编织袋子里装满白天收集的空饮料瓶，那被压瘪的空瓶哐当哐当互相撞击的声音随着他们的脚步轻轻回响，和着歌声，直到都融入雨夜之中。
从屋子走出来，本该叫出租车回家的。但不知怎么，我却沿着苏州河走起来。
雨伞下，路灯显得格外白净明亮，照在苏州河上。一个波浪一个波浪打在围栏上，拍岸的间隙声里，是沙沙雨声。似诉无尽话语。
苏州河拍打着堤岸。这声音，让开埠时来此冒险的商人、战乱时沿堤居住的难民，都曾枕着入眠。而今晚，魔都的白领与居民，富贾与游民，也都会听着同样的声音回家去。今晚，城市的风吹过一切，荡涤污秽，并不叫人感到寒冷。
人人都道黄浦江是上海的代表。我却觉得，唯有这蜿蜒流过的苏州河，才收拢着这城市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