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教授

大学之大  大在哪里

晚饭后我喜欢散步。但不在本校，专门去兄弟院校。为什么呢？因为怕有损教师形象。你想，讲台上我可以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纵然胸无点墨，看上去也蛮像那么回事。而散步时往往背心短裤或棉猴棉帽同贩夫走卒无异。走在自家校园忽然间给自己教的女孩子来一声“林老师好”，虽是半大老头也心里不大受用。何况若在花间树荫里撞见班上一男一女做零距离接触状，师生都够尴尬的。而去邻校就没这个麻烦，互不认识，如入无人之境。也巧，从南到北，我所任教的大学必同另一所大学隔路相望。讲学我心虚不敢去，散步甚觉理直气壮。春季桃红柳绿，夏天合欢婆娑，秋日满树金黄……“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但不那么乐的时候偶尔也是有的。一日，刚进彼校侧门，即被门口保安员拦住，叫我出示工作证。我拿不出，他便不放：“学校有令，今天省教育局来校检查，学生不许出门走动，外人不许擅自进入。”往里窥看，果然安安静静，空无一人。正迟疑间，但见若干辆黑色轿车斯斯然鱼贯而来，两名保安立马挺胸收腹，举手敬礼，神情肃然，俨然缩微仪仗队。轿车们当然不予理睬，径自消失在昏黄的暮色中。保安员这才放下手，赦我进去散步。我当然没了散步心绪，默默扭头折回。

既是省教育局，顶大官无非局长了。局长毕竟稀客，好好接待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用得着“肃静”“回避”吗？用得着举手敬礼吗？此时此刻，较之气恼和嫉妒，我感到的更是诧异和悲哀。

回到书房，心中仍纠结不已，遂翻书消遣。也巧，翻到钱理群谈民国教授刘文典。你看人家怎么当教授怎么主政大学——一九二七年作为安徽人的刘文典筹建安徽大学并亲自主持校务。一九二八年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为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去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教授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倒是去视察了，但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完全没有隆重热烈的欢迎场面。而这皆因刘冷冷抛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再后来安徽大学的学生同相邻的安徽第一女中师生发生冲突，引发学潮。偏巧蒋到安庆巡视，于是召集两校负责人，命令严惩学生。不料刘文典当场抗命。蒋主席恼了，骂他是“新学阀”，刘教授针锋相对，当即回骂蒋是“新军阀”，气得蒋要把他抓起来枪毙。

看到这里，我把书放下。须知蒋当时毕竟是国家元首且是说一不二的“军阀”，而一个文弱书生，一个地方大学的负责人不仅敢拒绝其来校视察，视察时敢不欢迎，而且敢当面对骂。而刚才一幕，顶多不过是教育局长驾到罢了，那所大学却活活效仿封建模式，来了个“肃静”“回避”，硬生生剥夺了我这个教授进去散步的权利！两相比较，哪个更像教授、更像校长、更像大学，岂非秃脑瓜虱子明摆着！顺便补充一句，刘先生四九年后任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五六年政协开会时，毛泽东曾同他握手交谈。后人赞曰：“师承章太炎，追随孙中山，营救陈独秀，驱赶章士钊，痛骂蒋介石，握手毛泽东。”一生风骨嶙峋，孤傲狂狷，特立独行，真教授也，名士也，大学中人也！

记得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恩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最后当然聚焦于大学教育。可以说，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唯在气大而已。试想，一个在校期间看了向局长致敬表演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向真理致敬、向学问致敬、向人民致敬吗？幸好校方来个“回避”，没让学生瞧见。这至少说明校长们毕竟不好意思，晓得这玩意儿不是大学应有的光彩表演——“知耻近乎勇”，大学还有救。

（2004.9.21初稿，2012.3.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