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认知偏差
潜意识特征有时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心智过程。最近的研究表明，穿着正装或身穿医生的白大褂可能会提高一个人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1]看到快餐商标（例如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可能会使人更仓促地处理信息。[2]在一个实验中，当被试被告知所戴的昂贵太阳镜是假冒的时，在涉及现金支付的测试中，这些被试的作弊倾向就增加了。[3]在另一项实验中，男性被试身穿T恤时比他们西装革履时在模拟谈判中获利更少。
假如我们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将会绝对基于逻辑和客观证据。然而，信念的形成过程总会掺杂一些难以察觉的人类固有的心理因素。心理学家把这些时常难以预见的心理因素称作认知偏差。认知偏差扭曲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干扰我们清晰、精确、客观思考的能力。
举个例子，在判断某人提出的一个观点时，我们的思维更倾向于“我是否赞同这个观点”而非“此观点是否合乎逻辑”。比如以下这段推断，它是不是好的推理呢？
所有斗牛犬都是狗。
有的狗咬人。
因此，有的斗牛犬咬人。
这不是好的推理。依据这种推理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的斗牛犬是猎狐犬。毕竟，所有的斗牛犬都是狗，有的狗是猎狐犬。如果你花了一些时间才发现上面论证的逻辑错误，那是因为这段话的结论是正确的。
通过结论的可信度来判断一个推论的正确与否被称作信念偏差（belief bias）。与此密切相关的认知偏见是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这是指对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给予更多权重的倾向。民主党人往往认为福克斯新闻中的证据充满偏见，共和党人则可能认为支持福克斯新闻充满偏见的证据是微不足道、难以服人的。在科学中，好的实验要确保实验者不会“挑选”证据，即寻求支持（他们自认为正确的）假设的证据，而忽略相反的证据。
确认偏差和信念偏差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它们都是人类倾向的无意识表达：人们认为自己对问题所持的立场就是正确的一面。批判性思维意味着我们要对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特别警醒。
有些认知偏差会掺杂着启发（heuristics），也就是我们下意识锁定某些情况来预测事件的可能性。下例就是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s），人们无意识地依据刚提及的事件的频率来判断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比如，看完很多起地震、坠机或者虐童的新闻后，你会整天想这些事。也正因如此，你很可能高估了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坠机率真的上升了，你也理所应当更频繁地听到关于坠机的信息，这没错。但是这并不说明你想的越多，某事发生的概率就越大。
从可得性启发中可以看出逸事概括（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逻辑谬误，当一个人仅根据一份证据便对某个事物产生一个绝对的概括时，这个人便在逸事概括）这样的错误是多么容易发生。可得性启发甚至还跟错误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有关，错误共识效应指人们默认自己和周围人的观点、与整个社会的观点一致的倾向。[4]
另一扭曲认知的是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它指人们下意识地让自己的想法向大多数人的想法靠拢的倾向。从众效应是我们认知扭曲背后威力最强的罪魁祸首之一。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发现其他人说的他们所看到的事物甚至有可能改变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看到的东西。[5]我们（本书的作者们）让学生用智能手机和遥控器来选择或投票。这使得班内学生的选项或投票分布以柱状图的形式立刻显示在大屏幕上。结果常常是当一个选项获得一些投票后，几乎所有人都改变了他们原本的选择并相信这一选项才是对的，即使这个选项明显不正确或不合逻辑。
如果你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消费品企业总是千篇一律地做自己销量第一的广告，那现在答案应该已经在你脑中了。市场营销人员懂得从众效应。他们知道只要让顾客相信很多人都在买他们的产品，销量就会提升。
政客同样也知道我们常常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想法靠向大众观点。因此，为了赢得选民支持，宣传者在演讲中宣称有很多人都支持他们。有时他们甚至会用更加有效的办法—断言没人支持他们对手。假如有两个选项X和Y，“没人会喜欢X的”比“大家都喜欢Y”更能让人们支持Y。这是消极偏见（negativity bias）—人们在评估时，相较于积极信息更看重消极信息的倾向—使然。消极偏见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我们的大脑神经对负面信息比对正面信息更敏感活跃。[6]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消极偏见的推论：人们往往更愿意避免损失而不是积累收入，即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
理性选择？
批判性思维的目标在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或者做出明智的选择或决定。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渴望、担忧、个人目标等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正如文中解释的那样：实验心理学已经揭示，还有很多未曾料到的、令人惊讶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思考。
·在最近的一个实验中，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者让被试通过阅读申请者的个人简历来评估候选人的工作能力，申请者的简历被夹在笔记板上呈现给被试。一些笔记板的重量是0.75磅①，而另一些笔记板的重量是4.5磅。持有较重笔记板的被试给了候选人总体较高的评价。显然，对候选人条件的“理性评估”被完全无关的物理暗示干扰了。
①1磅＝0.454千克。
资料来源：The Sacramento Bee, June 23, 2010.
当遇到下述现象时不必大惊小怪：对于隶属异于自己的社团、教派、党派或国籍的人，人们更容易形成负面看法，这是圈内偏见（in-group bias）的表现，它是另一可能扭曲和误导我们认知和判断的因素。我们时常认为自己的圈内人员组成非常多元化、有个性，而圈外人都是如蝼蚁一般相互之间毫无区别的人。同样，我们常常把圈内人的成功归结于勤奋努力，把失败归结于天公不作美。对于我们圈子以外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失败多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缺陷，而他们的收获多半是好运所致。这种认为只有自己才会被意外和现实所制约而外人不会的倾向叫作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7]
实验结果显示，人与人之间并不需要多少共同点就能构建出组群身份和归属感。就算是通过扔硬币的方式被分到同一组的人也会立刻对组内的人产生归因偏见。[8]在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罗伯山洞实验”（Robber’s Cave experiment）中，22个互不相识的12岁男孩被随意分成两组。当两组产生竞争关系时，各组的组员们都展现出对对方组的敌意，很多其他举动也都表明他们已经被圈内偏见所控制。[9]
人们对谁是圈内人谁是圈外人往往会快速做出判断。高中的转校生立刻就会被新学校的学生贴上“外来者”的标签。曾经，本书的作者之一和他的夫人在加州繁华富裕的小镇卡梅尔（Carmel）的海岸线上遛狗（一条并不名贵的狗）。夫人牵着狗继续向前走时，作者因停下来系鞋带落在夫人身后。恰好此时，一位穿戴时尚的女士路过并略带蔑视地瞟了一眼作者蹦蹦跳跳、傻里傻气的狗。可能因为她觉得这不是一只符合当地气质的纯种贵妇犬吧，她扬起了下巴，做出一副高傲的姿态。那名女士走到因系鞋带落在后面的作者面前时，仍扬着下巴，愠怒道：“看见前面那个女人了吗？她一看就不是咱们镇上的人。”很明显，她不知道刚才路遇的妇人正是这位男人的妻子。仅仅因为作者没牵那条举止不高贵的狗，这位女士便认为作者跟她一样是这富裕小镇的一员，与作者的夫人不同。
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关于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lgram）安排穿着白大褂的实验人员让普通男人和女人对无辜的人实施足以致命的电击，愿意听命的人的百分比高得令人难以置信。[10]这个结果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人们有无条件听命于权威的倾向这一点已无须其他实验来进一步确证了。我们最近听说了法国的一个假冒电视娱乐节目的测试，它与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类似。在这项测试中，主持人让选手们对另一位假扮的选手施以电击。这些选手都立刻照做了，完全没有考虑他们有可能杀死对方。我们并不能清晰地断定人们到底是仅仅因为在盲目服从权威还是因为一些其他的本能而做出这些举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过激举动绝对不可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11]
另一种心理和认知干扰源来自过度自信效应（overconfidence effect）。它是自我欺骗偏见的一种，并可以在多种不同的环境下起作用。[12]当人们预估自己对某事判断正确的概率时，预测值通常都比实际值要高—至少在问题很难或者在所面临的是不熟悉的领域时。[13]也许过度自信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中的许多参赛人开始都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就是下一位美国偶像，而当评委宣布他们不能进入下一轮的时候他们会震惊得说不出话来。[14]
与过度自信效应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高于平均水平的错觉（better-than-average illusion）。这种错觉使人们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要更足智多谋或有更好的驾驭能力。一个经典案例是1976年对SAT考生进行的调查。在这项调查中，5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比一半以上的SAT考生更有领导力。[15]同样的现象发生在当人们把他们的智力、记忆力以及工作能力与他们的同事进行比较时。在我们自己做的非正式测试中，超过80%的学生把他们自己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评为全班前10%。
遗憾的是，证据显示就算人们已经了解到高于平均水平错觉的存在，他们仍旧认为相比于大多数人，自己不易不被这种错觉影响。[16]
不必惊讶，在形成信念的过程中，心理和本能所起到的作用与客观证据所起的作用旗鼓相当。尽管我们的资金状况没有变化，但一辆我们昨天看来买不起的车，今天再看也许就会觉得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如果有人邀请我们去橄榄花园吃饭，我们会期待一次不错的晚宴。但如果那人改成去较低端的餐厅吃饭，就算他告诉我们两地的食物完全一样，我们还是会犹豫。在买25美元一支的笔时，人们愿意走更远的路来节省10美元。但如果是买一套500美元的西装，人们便不再愿意为了省10美元而多跑路。[17]我们的大脑已被编入许多“病毒”，它们扭曲我们的认知，给我们戴上有色眼镜，并影响我们客观思考的能力。
针对这些“病毒”最有效的防御手段是什么呢？把批判性思考变成一种习惯吧，特别要对那些似乎符合我们早已相信的观点的论证和证据持审慎态度。
[1] Referenced in 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January/February 2016, p.13.
[2] Referenced in a posting dated April 13, 2010, by Christopher Peterson in Psychology Today.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the-good-life/201004/fast-food-and-impatience.
[3] This and the experiment cited in the next sentence also are referenced in 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January/February 2016, p.13.
[4] L. Ross, “The ‘False Consensus Effect’: An Egocentric Bias in Social Perception and Attribu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3, no. 3 (May 1977): 279-301.
[5] 关于阿希对自己研究的总结，见www.panarchy.org/asch/social.pressure.1955.html。
[6] Tiffany A. Ito, et al., “Negative Information Weighs More Heavily on the Br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no. 4 (1998): 887-900.
[7] E. E. Jones and V. A. Harris,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 (1967): 1-24. Henri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8]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9] 关于罗伯山洞实验的报告，请见http://psychclassics.yorku.ca/Sherif/。
[10] 米尔格兰姆在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4)中讨论了这个实验。
[11] 美联社记者詹姆斯·基顿在2010年3月18日的《萨克拉门托蜜蜂报》（The Sacramento Bee）中提及，被试是否怀疑过这些电击并不是真的呢？他们事后的陈述并未排除他们怀疑的可能，但同时也显示他们确实认为自己真的在给实验中的假扮选手施加电击。
[12] 然而，人们不理智地去夸大自己的能力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关于一个展现过度自信效应的在线测试，参见http://www.tim-richardson.net/joomla15/finance-articles-profmenu-70/73-over-confidence-test.html.
[13] Sarah Lichtenstein and other authors, “Calibration of Probabilit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to 1980”. Daniel Kahneman, Paul Slovic, and Amos Tversky,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06-34.
[14] 这种可能性是由迦德·萨阿德在《今日心理》（Psychology Today）中提出的，参见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homo-consumericus/200901/self-deception-american-idol-is-it-adaptive.
[15] Mark D. Alicke and other authors in “The Better-Than-Average Effect” . Mark D. Alicke and others, The Self in Social Judgment: Studies in Self and Identity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5), 85-106.“比大多数人好”的错觉也被称作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ebegone Effect），具体可参见加里森·凯勒讲的在虚拟的明尼苏达小镇上所有的孩子都比大多数人好的故事。
[16] http://weblamp.princeton.edu/~psych/FACULTY/Articles/Pronin/The%20Bias%20Blind.PDF.并非在所有积极特性方面人们都持有自己“比大多数人好”的错觉。有时候，人们会低估自己的能力。关键是人们并不能对自己的能力形成精确的判断，包括我们抵抗错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的能力。
[17] Daniel Ariely, Predictably Irrationa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