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值得一提的事情[39]
莫约拉河从斯佩林山一个源头朝东南方向流去，穿过德里郡，进入距我生长的地方仅数英里的内伊湖。多年间，这条河一直在加深和拉直，但在20世纪40年代，下布罗亚赫有一个浅滩和一条用大踏脚石铺成的小径，从河岸这边通往另一面，把布罗亚赫镇与贝希尔镇连接起来。我们常常从布罗亚赫这边的碎石床一带蹚水，我总爱冒险从一块踏脚石跃向另一块，来到河流中央——虽然这条河够窄够浅的，但是如果你去到河水的主流中，你会感觉自己很英勇。突然间你孑然独立。在同一时刻你既感到眩晕又扎根于那个地点。你的身体伫立不动，如同一块里程碑或一块边界石，但你会因为脚下的急流和头顶天空里云团庞大而庄严的运动而头晕目眩。
如今，当我想起那个扎根于河流正中央的小孩，我便看见罗马人称为忒耳弥努斯也即界标之神的小版本。罗马人在卡匹托尔山朱庇特神庙里保存着忒耳弥努斯的神像，而有趣的是神像所在位置的屋顶是向天空敞开的，仿佛想说，大地界线和边界之神需要伸向无穷，伸向天空自身整个无限制的高度、宽度和深度。仿佛想说，所有的界线都是必要之恶，真正令人向往的状况乃是感到无边际，感到成为无限空间之王。正是我们作为人类拥有的这种双重能力——在同一时刻被亲密熟悉的事物的安全性所吸引和被不可知事物的挑战和魔力所吸引的能力——正是这种双重能力催生了诗歌和成为诗歌探讨的问题。一首好诗允许你双脚踏地，同时脑袋伸入空中。
“忒耳弥努斯”[40]这个词在很多爱尔兰地名中称为“蒂尔曼”，意思是属于某修道院或教堂的土地，特别划出来给予神职人员使用的土地；虽然莫约拉地区没有任何地方称为“忒尔蒙”[41]，但很早的时候，我骨子里就知道莫约拉本身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忒耳弥努斯”，一个从甲地到乙地的界标。当我站在踏脚石上的时候，我知道，但当我站在位于道森堡的那座跨越莫约拉河的桥梁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喜欢从围墙探出身子，直接俯视流水，那里鳟鱼飞跃，河草在水下起伏摇晃如飘带。我的一边是道森堡村，母亲娘家就住在村子的一座排屋里，屋前小道上长着一棚架玫瑰，屋后是一座菜园。外祖父母在道森堡的屋子完全有可能处于任何整洁的英国工厂村里，任何有工人随着工厂喇叭声而出门或回家的工人阶级排屋中。在这个例子中，那工厂是克拉克亚麻布厂，喇叭在早晨八时和晚上六时响起，早上召唤他们进厂，晚上让他们回家。回新街、博恩街和车站路的家，经过奥兰治会堂和新教教堂，经过莫约拉公园入口和莫约拉庄园，公园里有道森堡足球队的球场，庄园围墙内住着奇切斯特·克拉克[42]家族，过着他们不同的生活。
所有这一切在精神上都属于莫约拉河的一边；另一边则是贝拉希教区，或称为斯库林镇，父亲的希尼家族和斯库林家族已在这里居住了数代。他们的居所是茅草盖的而不是石板盖的，他们的厨房里是盆火而不是锃亮的炉子，屋子坐落在田野中央而不是在排屋中，屋里的住户听的是牲畜喧嚣而不是喇叭响。不知怎的，即使在那么早的年龄，我就懂得我生活中的贝拉希这一边不仅处于不同的自然地点，而且也处于不同的文化地点。那里没有足球场，或用更官方的说法，英式足球场。在我心中，贝拉希不仅属于盖尔式足球而且属于更古老的盖尔式畜牧和山寨的秩序；例如村子逢每月第一个星期一都有市集：街道挤满了母牛、小母牛和阉牛，整个地方吵吵嚷嚷，散发着畜生及其粪便的臭味。很难想象这种失控的热闹状况会发生在道森堡大街上。道森堡是一个从各方面看都要正式得多的地方，更现代，也更像城镇主要街道的一部分。该地名本身源自18世纪有秩序的英国世界，而贝拉希则源自更古老、更费解的爱尔兰语。因此，如同我在一首诗中——一首叫作《界标》（忒耳弥努斯）的诗中——所说的，“我在两者之间长大”。
我在以新教徒和亲英派为主的村子道森堡与主要居住着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的地区贝拉希之间长大。在一座位于铁路和公路之间的屋子里。在小跑的马匹的古老声音和较新的往返火车的声音之间。在不同乡镇和语言之间、不同口音之间的边界上：教区这边的口音使你想起安特里姆郡和艾尔郡以及我在巴利米纳市集山听到的苏格兰口语，教区那边的口音使你想起多尼戈尔的不同口语，带有我去拉纳法斯特的爱尔兰语区时所学的北爱尔兰语那种直接、清晰的特质。
很自然，某些可能会被菲利普·拉金称为“我内部心灵的词语”的东西，是来自早期那个介于不同时间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世界。诸如“hoke（翻找；翻找出来的东西）”这样一个词语。当我听到有人说“hoke”，我便被送回到我自己内心那个最初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标准英语词语，也不是一个爱尔兰语词语，却不可移除地存在于那里，埋藏在我自己的言语根基中。就在我脚下，如同我在其中成长的那座屋子的地板。可以说，是值得一提的事情。这个词的意思是到处拱、刨、搜、挖，而这也正是一首诗要做的事情。一首诗把鼻子探向地面，追踪一条足迹，一路凭直觉搜寻，朝着它所关注的东西的真正中心走去。事实上，正是“hoked”（挖寻）这个词本身触发我写《界标》：
当我在那里挖寻，我就会看到
一颗橡果和一个生锈的螺栓。
如果我抬起视线：一个工厂烟囱
和一座冬眠的山。
如果我聆听：一个在调轨的火车头
和一匹疾奔的马。
这有什么稀奇，当我想
我原应再想一想？
成长于北爱尔兰而又不或迟或早被迫去再想一想，是很困难的。周围的分裂是如此严重，人们总是遇到界线，使他们突然止步。再想一想意味着承认真理是由不同的“蒂尔曼”的界线划出的，它必须顾及相反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说太多厨师糟蹋了肉汤，另一个就会说几只手可减轻工作。如果一个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另一个就会说杯到嘴边还会失手。乌尔斯特是不列颠的，一个说；乌尔斯特是爱尔兰古老省份乌喇，另一个说。在交界排水沟这一边，你说土豆；另一边，我说地蛋。这些互相对立的说法是作为活生生人类一员的成分。但在北爱尔兰，它们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地方强度。
当他们谈到那只谨慎的松鼠的贮藏物
它便闪耀如圣诞礼物。
当他们谈到不义之财
我口袋里的硬币便羞红如火炉盖。
我既是交界排水沟又是交界排水沟的岸
受尽两边所有权的局限之苦。
“march”（交界）是我小时候一再听到的一个词——但不是抗议游行、奥兰治游行和学徒兄弟会游行这类通常语境上的意思[43]。在那些日子里，在那个地方，游行季节是每一个季节，因为游行的是土地本身。该动词意思是在边界相会、被毗连、被匹比却又被画线隔开；一个农场与另一个农场接界；一块田与另一块田相邻；而使它们分开的，是一条交界排水沟或一道交界篱笆。该词的意思不是以军事风格的方式行走，而是紧贴、并排、接壤和被接壤。这是一个承认分歧的词，但也包含团结一致这个明确暗示。如果我的土地与你的土地接界，我们便被那条边界结合在一起又被它分隔开。如果整个自由开放的天空悬挂在忒耳弥努斯神的头上，那么整个坚实的土地就是在他所代表的事物也即交界篱笆和交界排水沟之下。
在我生长的屋子的厨房里，有水泥地板，而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感到它在我脚下的冰冷和光滑。我当时大概只有两三岁，因为我依然在睡婴儿围床，我还记得自己把婴儿围床底的木板拿掉，以便双脚能够踏在实际的地板上。木板是像细长板条那样插入的，但没有用钉子钉牢，这就意味着可以一条条把它们拆下来——因为，我猜，它们必须是可移动的，以便每次被孩子弄脏时可以清洁。不管怎样，我永远不会忘记暖皮肤与冷地板的接触，那种立即悚然一惊的感觉；然后是某种更深层的、逐渐而来的巩固感和熟悉感，令人放心的地基透过你双脚的脚底传递到你身上。它就像一种知识被你完全领会了。我当时扶着婴儿围床的栏杆，但它简直就像世界的护栏。我同时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厨房地板的小方格，一个是我自己踏入自身内部的知识渊博的大空间，后者是一个我依然能够通过对我暖脚底站在冷水泥地上的记忆而进入的空间。当我双脚接触地板，我知道我正在通往某个地方的途中，但当时我说不出到底是哪里。如今我可以说，那是通往诗歌的发现。我愿意引述17世纪日本诗人芭蕉对诗歌生活行为的看法。“重要的是，”芭蕉写道：
在真正理解的世界中保持崇高的心智，然后回到我们日常经验的世界中，寻找美的真理。不管我们在某个特定时刻做什么，我们都一定不要忘记它会对我们永恒的自我也即诗歌产生影响。
芭蕉把心智说成有点像罗马人的忒耳弥努斯神像，不离开大地，存在于此时此刻，但又向芭蕉所称的永恒的自我，向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无穷性敞开。
莫约拉并不是小时候唯一进入我内心的边界。我常常在黄昏时分拿着一罐鲜牛奶，从我们的屋子沿路走到下一座屋子。这座屋子——如同我们自己的——是茅屋，但跟我们的屋子不同，它还是一家酒馆，如今它还在那里，基本上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样子，茅草盖的，石灰水粉刷的，是典型的古色古香的路边小酒馆。
从我家到这座屋子后院的路程很短，不过一两百码，然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每次都走了很远的距离，因为在这两个门阶之间，我跨越了德里基督教主教辖区与阿马主教辖区——或者更准确些，大主教辖区——之间的界线。德里主教辖区向西北方向延伸而去，进入伊尼斯欧文和多尼戈尔，而阿马大主教辖区则向东南延伸近一百英里，去到位于爱尔兰共和国米思郡边缘的博恩河和德罗赫达镇；因此，虽然我在那短短的乡村路上感到安全和可靠，但是我依然体验到一种稍微有点儿神秘的距离感和分隔感。
送牛奶是一次进入别处的真正探险。而这种探险增加了陌生感，因为标记此地与彼地之间的分界线可以说是看不见的。路上没有任何指示，告诉你你正在离开一个管辖范围到另一个管辖范围。但是在那条路的底下，在一条如果你不是刻意要去寻找你就很难注意到的阴沟里，有一股涓涓细流，而这股细流是一条漫长的排水渠或者说溪流的一部分，那溪流是泰姆尼亚兰镇和阿纳霍里什镇之间的界标，以及贝拉希教区与新桥教区之间的界标，并且如我所说的，还是德里主教辖区与阿马大主教辖区之间的界标。这段交界排水渠或者说交界溪的名字是史鲁甘，这是又一个爱尔兰词，意思是沼泽地或泥泞地。史鲁甘奔流而下，穿过一片由古老湿草地和种植园构成的低洼地带，成为克雷镇和利特里姆镇之间的界线，然后汇入两三英里外的贝格湖的水域。
每天我在来往学校的途中，都一再跨越史鲁甘，每次我生活在界线两边的感觉都得到加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明确属于其中一个地方，当然，从历史角度和地形学角度看，我是对的：所有这些曾经稳固地归入盖尔人的爱尔兰的古老前殖民期、基督教地形学范围内的小镇、教区和主教辖区，都曾经同时被另一个系统和另一个管辖范围收纳、接管和拿走。我刚才提到的地名，有很多出现在伊丽莎白征服乌尔斯特后被英国人没收的土地名单上，这些土地后来又在“伯爵逃亡”与乌尔斯特开始被殖民之间这个时期被赏赐给当时的科尔雷恩郡总督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这次赏赐中使我感兴趣的部分，是一个叫作“莫约拉诸土地”的区域，包括泰姆尼亚兰、利特里姆和山姆拉赫——山姆拉赫是盖尔旧名，用来称呼我们今天叫作道森堡的地方：
两个桶比一个桶更容易提。
我在两者之间长大。
我左手放好标准的铁砝码。
右手添加维持平衡的最后一格令。[44]
郡区和教区在我出生之地相接。
当我站在中央那块踏脚石上
我是中流里马背上最后一个郡主
仍在会谈，在他同辈的听力范围内。
爱尔兰前殖民地时期历史上的伟人之一蒂龙伯爵休·奥尼尔，是最后一位抵抗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都铎军队的本土领袖，最后一位奋起反抗的伯爵，也是最早内心被两种不同的政治效忠撕裂的人之一，这种撕裂直到今天依然以致命的力量在北爱尔兰内部运作着。根据英国法律，奥尼尔是蒂龙伯爵，因此，按伊丽莎白女王的理解，他应是英国女王在爱尔兰王国的忠心耿耿的代表。但是奥尼尔在血统上和宗谱上都是爱尔兰人，是神话般的爱尔兰领袖“有九名人质的尼尔”的后裔，因此在爱尔兰人心目中，他是盖尔人的奥尼尔家族的世袭领袖，命中注定要扮演捍卫盖尔人利益、与英国人对抗的角色。这里不是详述伊丽莎白在爱尔兰的各场战争的历史的合适场所，这些战争以1601年休·奥尼尔和红休·奥唐奈领导下的爱尔兰人在金塞尔战败告终；但是在这些漫长战争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依然吸引我。
事件发生在1599年9月初的某日，当时奥尼尔的部队把英国军队诱入他自己的土地，在劳思和阿马树林茂密的乡村里。英国远征军领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埃塞克斯伯爵，在他采取这次行动之前几个月，女王都一直在命令他行动。但奥尼尔是一位谈判大师，且擅于延迟对抗时刻，因此他设计邀请埃塞克斯与他在现今为劳思郡的格莱德河畔举行会谈。奥尼尔骑着马，来到河流中央，水及马肚，他那些讲爱尔兰语的士兵则跟在他后面。他用英语跟埃塞克斯说话，后者站在河对岸面对他。埃塞克斯奉命以叛国之名追捕奥尼尔，但在这里，他跟奥尼尔谈话，更像曾经的老朋友而不像注定要成为的敌人——因为奥尼尔在早一代的时候，曾经是伊丽莎白的廷臣，而他当时在英国的赞助人则是埃塞克斯的父亲、第一代伯爵沃尔特·德弗鲁。因此，对他们俩来说，河边会面是这次暴力行动中的神秘转折、停顿和定格，是两岸的人都能看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都听不到他们说什么的时刻。两人都是单独的，而他们的行动的后果亦暴露无遗：奥尼尔早已被视为叛国者，而埃塞克斯则因为同意在这一刻停火而将被女王视为背叛者，事实上他真的在年底前被以叛国罪处死。奥尼尔的最终失败也为时不远，就在一两年时间里。但暂时，岌岌可危的平衡得到维持，河水在流，天空在他们头顶上悄悄移动：
郡区和教区在我出生之地相接。
当我站在中央那块踏脚石上
我是中流里马背上最后一个郡主
仍在会谈，在他同辈的听力范围内。
鉴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奥尼尔和埃塞克斯都不可能越过河，到对方那一边去。他们的界线已变成某种不可更改的军事界线。他们在界标处，就“界标”这个词的极端意义而言[45]。没有存在两个真理的余地。决定该问题的，将是权力的残暴而不是心灵的作用。然而当我们想象该场面，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摆脱历史的圈套。我们希望天空在他们的头顶上打开，准许他们摆脱他们那离不开大地的命运。即使我们知道这样的摆脱是不可能的，可我们依然希望有那样的条件，使渴望已久的事情和实际的事情能取得一致。一个边界被跨越而不是被争夺的条件：
流水从不令人失望。
涉水而过永远会去得更远。
踏脚石是灵魂的停歇站。
我的《界标》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于那个绝食抗议后的世界，当时北爱尔兰的政治局势完全卡住和塞住，爱尔兰共和军的运动没有减弱的迹象，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准备容忍所谓可接受的暴力水平。也许这就是该诗在停滞中结束的原因，所谓停滞是指伯爵停在河流中央，其对手则在他所不能企及的河对岸。这首诗说，一个分裂的世界的遗产是带来伤残的遗产；它使其居民陷入圈套，把他们逼进各自立场坚定的死角，削弱他们可以自由和有创造力地行动的意志。但在那个时刻之前和自那个时刻之后，事情已变得不一样，并且一直以来都不一样了。
例如，差不多三十年前，早在我考虑芭蕉或忒尔弥努斯或休·奥尼尔或史鲁甘排水渠和这一切可能意味的东西之前，我写了一首诗，叫作《另一边》。诗开始时，回忆一位长老会教派邻居对我们一块田地的意见，那块田地与他家的田地毗连，两者之间隔着一条长满杂草的小溪流；不过，诗接下去便拿分隔的概念做文章，谈到交界排水渠两边如同北爱尔兰分裂的社会的两边——例如因人们的不同祈祷方式而分裂，以及因他们不易觉察的微妙但真实的（如同我较早时指出的）不同说话方式而分裂。然而，该诗结尾暗示，跨越是可以尝试的，想向更深远处走去的个人是可以放置一些踏脚石的。
后来有时候当玫瑰经在厨房里
哀伤地拖长
我们会听见他的脚步声来到三角墙边，
尽管要等到连祷文结束之后
他才会来敲门，
那个随意的口哨才会
在门阶上响起。“看来今晚不错，”
他会说，“我闲着没事经过这里，
觉得我，我也许该顺便串串门。”
但现在我站到他背后
在黑暗的院子里，在祈祷的呻吟声中。
他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
或用黑刺李拐杖轻轻敲出一个小音调，
羞怯地，仿佛他看见了
男女在亲热或陌生人在流泪。
我在想，是应该溜走呢
还是上前碰一碰他的肩
跟他聊聊天气
或草籽的价格？
在过去三十年间有时候我会想，《另一边》也许太安慰人了。鉴于路上和街上的实际环境，我觉得也许它太厚道、太满怀希望了，在面对暗杀和爆炸的情况下未免太温柔了。然而这个题材召唤我内心的文字。这些文字走进来，提醒我，我们的同情可能是无穷的。最后，它们还提醒我，芭蕉所称的“真正理解的世界”，它就在表面下，就在我们所讲的实际话语的地平线外。它们提醒我，游行季节不必只是示威或挑衅的季节，而是在语言的地面上和我们脚下的地面上，有另一种游行，它向心灵应允着更富创造力的条件。因为在我看来，奥尼尔与埃塞克斯之间的对抗似乎说明了如果我们以军事方式行走的话我们会抵达哪里，那将是一种停滞和痛苦的“死板人生”的状况，妨碍更好的未来的出现；但是交界排水渠的相遇说明有可能踩着踏脚石走出去，以便把你自己从你自家地面的坚硬和牢固中移出来。踏脚石邀请你改变你的理解的方式，你的理解的“蒂尔曼”；它不要求你双脚脱离地面，而是使你的脑袋保持在空中并把你活生生地带向你完全有可能获得的开阔天空，使你的视域焕然一新。而这似乎仍然是值得一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