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994年停战[37]

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上星期三的公告，使一切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变。我整个下午都在收听广播，希望听到堪与此事的重要性相称的话。不过，尽管政治领袖们和评论家们都很高兴（除了少数可预期的例外），但是这众声喧哗开始产生一种近于幽闭恐惧症的效果。

我走出屋外，试图使自己镇静下来，这时候从我内心深处似乎突然有一道窗帘掀起，光亮接着涌入。我感到年轻了二十五岁。我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政治动荡最初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怎样被推到我们高度发展的谨慎以外，去相信在北方脉络中创造新运动和新语言的努力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但是除了感到如释重负的自由，我还感到愤怒。我们所经历的四分之一世纪，是一个可怕的黑洞，冲突各方所遭受和忍受的难以估量的痛苦仅仅使局势来到一个节点，而这个节点在政治上带来的希望比1968年的形势带来的希望还少。

当时，民族主义者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统一派则包含一种发展中的自由主义——也有常见的执拗和反应。知识活动和社会活动中都有一种普遍的高涨情绪，边境比以往更容易通过，教派结盟也不那么具有决定性影响。

我尤其记得经过一周巡回活动之后那种获授权的感觉（尽管“获授权”这个词在当时尚未流行）。那是1968年5月，我与戴维·哈蒙德和迈克尔·朗利一起，我们把一个演唱歌曲和朗诵诗歌的节目带给北爱尔兰各地统一派地区和民族主义地区的学校、酒店和图书馆。

该节目叫作《押韵的空间》，而我上星期三又想起此事。标题来自一出圣诞剧的开篇诗，诗中说“空间，空间，我英勇的伙计们，给我们押韵的空间”，这行诗很好地表达了当时普遍的热切和不耐烦。作为刚于最近到女王大学任教的天主教奖学金学生“11+”一代的成员，我知道自己也有对民族主义少数派满怀新信心的征兆；而在这次由北爱尔兰艺术协会赞助的旅途中——包括戴维·哈蒙德唱《马拉草地的少年们》、迈克尔·朗利朗诵《离开伊尼什莫尔岛》和我本人读《献给短发党人的安魂曲》——我意识到一种爱尔兰特性终于开始出现在北方的官方生活中。

也就是说，“多样性”开始获承认，并找到它的表达，而这是在该词远远还没有变成时髦语的时候。一些小小的态度改变正在发生，一些小小的友善关系正在建立，一些小小的重新调整正在形成。不同领域的微小变化——艺术的、教育的、政治的——正开始产生效果，带来新的接触和让步。我能够无拘束地朗诵一首关于1798年反抗活动的诗，并且是读给一群相当古板的统一派中产阶级观众听，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新宽容的小小征兆。

不用说，若干年后，如果再在同样的场合朗诵《献给短发党人的安魂曲》，那将会被视为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力运动表示直接支持。而这只是一个小而又小的例子，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艺术和文化活动如何被剥离政治行动。

例如，我还记得在危机的早期阶段，《爱尔兰人》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诗歌与动乱的文章，结果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休姆[38]的贡献的文章。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交叉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随着局势变得愈来愈具有毁灭性，那种职业政治家与文化工作者之间充满活力的交流便迅速变成往事。

然而，我上星期三感到的是，现在有一个机会让大家再次参与了。人们对新形势表达的兴奋，并非只是炒作。即使是统一派方面的人，心中也掠过一种诱惑，想承认这次转变确实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民主统一党代表们至少可以说是消沉的，而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亲英派地区的市民，你实际上很难预期他们会拍手称快。但即便如此，仍有足够积极的反应表明，临时派彻底结束军事活动可能也会给亲英派带来至少是情绪上的转变。

当然，不是很大的情绪转变。亲英派社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就是拒绝考虑任何可能给乌尔斯特新教徒生活方式的英国性带来侵蚀的举措，而在经历了过去二十五年的冲突之后，期待他们背弃他们的这种不同的身份意识，将是愚蠢和侮辱的。但是要求他们考虑同意某些政治调整，给予民族主义少数派同等无可争辩的权利去分享他们的爱尔兰身份，则绝不是愚蠢和侮辱的。

暴力的停止是一次打开空间的机会——并且不只是在政治领域，而是在每个人的第一层意识——一个使希望可以增长的空间。而我所说的希望，是指瓦茨拉夫·哈维尔所定义的希望，因为在我看来，他的定义所具有的那种斯多葛式的清晰度，应可以吸引北方的每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殖民者或盖尔人，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乐观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

根据哈维尔的说法，希望不同于乐观。它是灵魂的一种状态而不是对现象的反应。它不是期待某些事情最终会成功，而是确信某些事情值得我们为之努力，不管其结果如何。它最深的根基，建立于超出一般的常识，在视平线以外。这一切包含的不证自明的真理，无疑可作为和平进程的合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