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心“有一个熟悉农村的包袱”之赵树理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苏轼《赠刘景文》

第一届中华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对新中国文学的建设有重要意义。赵树理就是直接在解放区斗争生活中成长的，其作品曾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作家。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中，实践毛泽东工农兵文艺方向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之一，在第一届文代会上出尽了风头。他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成员、文学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留在北京后，赵树理主持大众文艺研究工作，任《说说唱唱》主编、曲艺协会主席。工作之余，他经常到家乡山西“蹲点”深入生活，并根据自己在生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艺术构思，写成作品，自称其作品是“问题小说”。他创作短篇小说《登记》（1950）、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8）、小说《锻炼锻炼》（1958）、小说《套不住的手》（1960），还有人物传记《实干家潘永福》（1965），剧本《十里店》（1965）等大量文艺作品。其内容批判封建意识，讴歌社会变革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他不从概念出发，而是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揭示当时中国农村的复杂矛盾和农民丰富的心理，活生生地表现出农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躁动不安的灵魂。虽然遭到批评，但他笔下那些鲜活的富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还是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出身贫寒，自幼参加生产劳动，帮助父亲种地、放牛、捡粪、做小买卖，体验到劳动者生活的艰难辛酸。孩童时，他深受民间艺术熏陶，喜好民歌戏曲，学会上党梆子和鼓板。他十一岁入乡村私塾，三年后入离家三十里的高级小学，毕业后做了乡村小学和私塾教师。

1925年，他考进省立师范学校，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参加进步学生发动的驱逐保守校长的学潮。各地抓捕进步青年时，他逃离学校，漂泊流浪，以行医谋生。两年后，他以优秀成绩，被沁水小学录为教师，不久被捕，押至太原，后无“罪证”释放，再次过流浪生活，或帮人抄写，或替人讲课。

1930年始，他写作投稿，次年在北平《晨报·北晨艺圃》发表七言《打卦歌》。《打卦歌》通过一个问卜者的诉说表现穷苦人在军阀混战时的痛苦生活。后他又在山西各地报刊发表长诗《歌生》、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短篇小说《有个人》《金字》等约三十万字。作品皆为他熟悉的农村的人和事。1936年，他写作短篇小说《打倒汉奸》，反映农村群众身上蕴藏着的强烈的抗日思想情绪。其创作表现出他与新文学作家不同的文学道路。

1937年至1938年，赵树理参加革命，入长治“牺盟会”，后任区长、县公道团团长、烽火剧团团长等职。1939年，他调《黄河日报》编副刊，次年又到《新华日报》任校对。《中国人》报创刊，他又任副刊编辑。这期间，他创作了剧本《韩玉娘》、小说《喜子》《变了》等，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形式描写人物的小型作品。

1943年，赵树理被派中共中央华北党校学习。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精神已传到太行山区，他将自己创作的戏剧《神仙世界》，改写成小说《小二黑结婚》，小说传遍解放区，甚至在国统区和香港流传。作品通过恋爱问题，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不久，他又调到华北新华书店工作，兼任《新大众报》编辑。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小说通过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的曲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农村复杂的社会矛盾。接着，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写的是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动荡年代，太行山区一个小村庄的巨大变化。茅盾说，这部小说“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的例证”（《论赵树理小说》）。另外，赵树理还写了《孟祥英翻身》《传家宝》《邪不压正》《田寡妇看瓜》等小说，从不同侧面，或歌颂农村新人物，或鞭挞农村旧势力，更可贵的是，敢于批评农村工作中的失识，透露出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

1949年至1965年，赵树理参加第一次文代会，调到北京工作，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里湾》，此乃当代文学中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但因具有过浓的政治色彩，将复杂的农村生活二元对立化，失去了生活和艺术真实。

1966年，赵树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致死。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起义。1月31日，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北平。

3月5日，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率领下，也到达北平。

3月15日，正是“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时节，性急的山花纷纷拱出地皮儿，山坡上下，一片暖色。设在平山县的新大众报社，奉命迁往北平，更名“大众日报”。作为该报编辑的赵树理，与同人一路高歌地走进古城北平。

《新大众报》是晋冀鲁豫边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48年4月，赵树理回到平山县新华书店，担任该报编辑。那时，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边区连成一片后，两区文联合并，成立了华北文艺界协会，赵树理与周扬、阳翰笙一起被选为理事。这年10月，《人民日报》开始连载赵树理的三万多字的小说《邪不压正》。小说从一个侧面鞭挞农村旧势力，批评农村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但主调还是歌颂农村中的新人物、新的道德风貌。小说发表之后，读者的反应好坏对立，评论界的调子也不和谐，争论了一年有余。12月21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两篇针锋相对的读后感。说好的曰，“它把解放区近三四年来的农民翻身运动绘出了一幅极生动的图画”（韩北生《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和建议》）。批评者则云，小说“把党在农村各方面的变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忽略了”（党自强《〈邪不压正〉读后感》）。此后，《人民日报》又刊登过四篇争论文章，而报社似只做看客，并不表态。多年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苦难，赵树理死于非命，逃过劫难的周扬才在《赵树理文集·序》中，为《邪不压正》说了一句公道话：“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邪不压正》——引者）中描写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

赵树理《邪不压正》引出的这场历时弥久的争论，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文学批评产生的巨大影响。

《邪不压正》的争论，丝毫没有影响赵树理作为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最为出色作家的荣耀，也没影响他被革命胜利激发出的大好心情。他与同人兴奋地从有点残破的西直门走进燕京古城。不过他没有按组织安排，像郭沫若、周扬、茅盾、曹禺等作家那样，下榻北平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而是饶有兴味地在东单牌楼四周逛了逛，然后走进东单三条二十四号，住到最简陋的大众日报社宿舍。

全国文代会于7月2日在北平隆重开幕，赵树理作为由九十九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出席盛会。7月5日，由李伯钊任主席并主持的大会上，周扬做了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新的人民的文艺》重要报告，比起前两天郭沫若和茅盾所做的报告，周扬的报告全面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方针政策。在报告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形式”部分，周扬对赵树理予以很高的评价，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是以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妇女为主人公，展开了农村反封建斗争的惨烈场面，同时描绘了解放后农村男女新生活的愉快光景”。谈到解放区文艺，“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密切的血肉关系”时，指出“小说方面，《李有才板话》”，做了有益的探索。在“推陈出新”方面，“没人会说《李有才板话》”是旧形式。可以说，赵树理是文代会脍炙人口的人物。

7月10日，周扬任主席并主持的大会上，赵树理做了《我的水平和宏愿》的发言。他以农民的质朴和乡贤的智慧幽默地说：“我的‘文化水’是落后的，‘文学水’稍好一点儿，但还需要提高。‘社会水’呢？我是家庭农业大学毕业，不过对乡村还不能说太熟悉，进到城市以后对工人更是生疏……”

其实进城之后，赵树理对城市生活和工人并不生疏。读过其作品和知其大名的北平人，对一直身着黑布衣衫，整个一个农民形象的赵树理感到陌生。特别是经常在天桥市场见到赵树理的人。赵树理总挤在曾经“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的闹市，穿行于小剧场、说书摊、摔跤场、相声篷间，笑眯眯地驻足欣赏，有时还摇头晃脑跟着哼唱。中午时分，人们还见他坐到一个小吃摊前，先要半碗老白干，一仰脖㨄进嘴里，接着端起一碗炸酱面，发着响声扒进肚子，然后一抹嘴，交了钱，就扯着山西口音与周围人拉起家常。20世纪50年代初，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与赵树理住的东总布胡同，隔南小街相对。早晨，我常陪母亲到开在南小街的一家早点铺买早点，每每与着农民黑衣裤，头戴一顶鸭舌帽的赵树理，在这家店铺支的早点摊谋面。常见他买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两个烧饼，和蹬三轮的、拉排子车的、挑担卖菜的挤在一条长凳上，一边吃，一边与人闲聊，高兴时还会唱两句上党梆子。后来人们得知，这个十足的老农民模样的人，竟然是大作家赵树理，大为惊愕，极为崇敬。当然，关于他的传说，也带着善意不胫而走，有的说赵树理出身贫苦的吹鼓手世家，有的说他曾在旧戏班子里艰苦谋生。这些传闻，让赵树理的好友王春感到十分可笑，不得不写文章为其正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让北平真正全面、准确地了解赵树理的生平、为人及文学贡献。

6月26日，文代会召开前一周，赵树理又应《人民日报》之邀，发表了《也算经验》一文。文中谦虚地说：“一个并非专门写作的人，写了几个小册子，即便有点经验，也不过是些生活和其他工作中的经历，作为‘写作经验’来谈，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接着，他仅就“取得材料”“决定主题”“语言及其他”几方面，谈了些个人的体会，最后说这些“都是普通不值得一谈的，因而就不多谈了”。

赵树理说的都是大实话，毫无故作谦逊之状，用周扬的话说，“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质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赵树理文集·序》）。这样的性格，让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觉得新鲜和亲切。茅盾在文代会第一次见赵树理，竟先夸他的“大作”写得好，很受教益。而赵树理早为与心仪的大文豪谋面，激动得手足无措，只能“嘿嘿”傻笑。

应该说，北平解放之初，北平的文学并不景气，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正在观望，而来自解放区的作家，由农村到城市，还不适应。倒是没什么包袱和顾虑，自称“并非专门写作的人”的赵树理，却常常拿出新作，给北平的文学界带来春天的盎然生机。继《邪不压正》之后，其《传家宝》《小经理》《田寡妇看瓜》等小说，先后在《人民日报》和《大众日报》上发表。

《传家宝》，可视为赵树理继《孟祥英翻身》之后，表现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变革的小说。《孟祥英翻身》写了一个一直受压迫、剥削的年轻媳妇“变成英雄”的故事。而《传家宝》通过婆婆李成娘与媳妇金桂的婆媳矛盾，反映了解放区政权稳固之后，农村经济上的发展带来的宗族、家庭中的长幼关系、理家方式的变化。

其《田寡妇看瓜》，则通过写一块瓜地解放前后的变化，深刻表现翻身后农民精神的巨大变化。解放前，农民田寡妇使尽办法，看守瓜田，生怕饿得难耐的贫民秋生到瓜地偷瓜充饥。解放后，秋生分得土地，所种的瓜田喜获丰收，于是他就请田寡妇到瓜地里随意取用。从此，田寡妇再不到自家瓜地去细心守护。小说表现农民精神变化，别开生面。

赵树理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不像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中的莎菲、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茅盾《子夜》中的吴荪甫等，是高度集中的典型。但赵树理笔下真实生动、性格多样化的新人物形象，带着泥土的芳香，矗立在读者面前，让人过目不忘。

如同他以前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这两篇小说要表现的都是农民生活和斗争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正如他在《也算经验》一文中所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比如他创作《李有才板话》，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不深入，特别是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物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做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同样，他写争议不休的《邪不压正》，也是为了防止土改时，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前，流氓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以及少数当权干部容易变坏。如他在《关于〈邪不压正〉》中所说，目的是“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

老实说，赵树理的小说，一直被政治化文学批评简单化或曲解。早在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以解放区党的理论家兼文艺领导者身份，给赵树理戴上一顶炫目的帽子，指出赵树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的笔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那样严肃，那样热情。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他所写的人物，都是“在苦难斗争中渐渐成长起来，他们渐渐学会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们敢说敢干，且又富于机智和幽默，每个人都在斗争中，显示出各自的本领与才能”。

早于周扬十天，郭沫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板话及其他》一文，说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使自己“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

在周扬、郭沫若眼里，赵树理是个为解放区新生活唱赞歌的农民歌手。他们不谈赵树理原本是一位以文学再现真实生活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并非只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还深入群众生活和斗争，勇于创作反映社会生活矛盾的“问题小说”，以揭示社会从落后专制走向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的艰巨性与斗争的复杂性。在他诙谐轻松的笔墨中，透露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

如前面所说，就在北平解放前不久，他创作的《邪不压正》描写的是农村新政权的建设和旧农村社会改造等出现的多种问题，分明是农村伟大变革时代的真实写照。但发表之后，引起长时间的争论。

7月19日，第一届文代会闭幕。自称“并非专门写作的人”的赵树理，获得恁多的头衔：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文协常务委员，负责创作部，任中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委员，还分别担任《文艺报》《小说月报》编委，工人出版社成立，他任社长。

9月21日，秋风送爽，赵树理作为代表，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为文艺界的重要代表，赵树理成了记者采访的热门人物。他表示，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在党的培养帮助下，他要为广大劳动群众，创作更好的作品。谈到激动处，他还弹起三弦，眯着眼睛，绽放着笑脸，忘情地唱起上党梆子。

不久，新成立的文化部任命赵树理为戏曲改进局曲艺处处长。上任后，他逐渐深入熟悉的天桥，进行调查研究，早去晚归，常常流连忘返。他发现普通老百姓喜欢民间艺术，所以天桥市场总是人山人海。他同时还注意到，天桥的戏剧、曲艺、杂耍内容陈旧低俗，形式简单粗糙。这里大约有几十个小戏班子，几十个大小书场和相声大棚，几千个老少艺人，从艺条件也较为恶劣。天桥市场需要整顿，从业艺人鱼龙混杂，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亟待提高自身艺术修养。经了解，艺人们焦急地等待政府的支持关照，宜因势利导。赵树理、老舍和有关领导研究后，与北京广大从事戏剧曲艺工作的艺人研究，他们都同意组织起来，繁荣艺术。

10月15日，在前门箭楼，一百五十多位各类艺人高高兴兴聚会在一堂，举行大众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赵树理主持并讲了话，指出热闹的天桥等文艺场所，“表现的却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我们号称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不接受我们的东西”，“因此我们感到有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

脸上堆着憨憨的笑容，老农式打扮，满口有着浓重山西调的通俗话，完全不像端着架子的“官员”在作大报告，而是亲切地和大家拉家常，早已闻名遐迩的大作家赵树理以这种亲和力，博得戏剧曲艺界的极大好感。

大会之后，执委会决定筹备一个综合性的通俗文艺刊物。赵树理提出刊名“说说唱唱”，请大家讨论。十一天后，赵树理被安排与丁玲等组成中国工会与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等回国后得知这个执委会对期刊的名称冥思苦想，开过几次会也未确定下来，面对官僚衙门式的一杯茶、一张报的工作态度，好脾气的赵树理被激怒了，他拍着桌子，大发雷霆：“弄了几个月时间，你们连办这个刊物的目的都没搞清！我们办它就是要提倡说唱文学，这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小说要能说，韵文要能唱，我们叫‘说说唱唱’，正好体现我们的主张，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大家心里不服气，但反驳又无充分的理由，由赵树理和北京市委文委书记李伯钊任联手主编的《说说唱唱》，于1950年1月20日正式公开发行。创刊号上有新当选的文艺界领导的题词。郭沫若题“说说唱唱要表现出新时代的新风格”，茅盾题“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说说唱唱”，周扬题“在群众中生根开花”。

赵树理亲自写了鼓词《石不烂赶车》。《赶车传》原是诗人田间的一首长诗，叙述的是性格刚烈的贫农石不烂赶车闹革命的故事。但叙述多有游离主题、削弱石不烂的刻画，显得苍白。诗为五言，格式限制诗人的自由发挥，诗句干涩生硬。赵树理修剪掉《赶车传》杂陈枝蔓的情节，增添生活细节的笔墨，深化石不烂的性格，使之成为鲜活的人物形象。

诗人萧三在《谈谈新诗》一文中说：“拿赵树理的《石不烂赶车》和田间的《赶车传》相比，《石不烂赶车》对新诗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可以说是一个启发。”

作家孙犁说，赵树理写《石不烂赶车》，“令人看出，他不只对赶车生活知识丰富，对鼓词这一形式，也运用自如”。

可以说，面向大众的《说说唱唱》，甫一亮相，就讨了个好彩头。《石不烂赶车》体现了该刊物的大众艺术的高口味。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学被赋予了宣传政治的重要任务。《说说唱唱》当然要配合政治任务。1950年5月1日，婚姻法公布实施。《说说唱唱》要迅速配合、宣传这一关系到中国妇女切身利益的婚姻法。编辑部没有现成的稿件，主编赵树理是写这类作品的快手、高手，任务就落在他身上。当时任《说说唱唱》编委的山西作家，后来被称为“山药蛋”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之马烽，后来回忆说：“命题作文章，也是‘赶任务’，一般说来是‘赶’不出什么好作品的，可是老赵却很快出了一篇评书体短篇小说《登记》。”

《登记》写的是极端利己主义者村民事主任和文牍主义者区助理员，或假公济私，或主观武断，成为男女青年追求幸福婚姻的绊脚石。前者，只准女青年艾艾嫁给自己的外甥，不然“任你们有天大本事”，也不给艾艾开介绍信，与相爱的人结婚；后者则机械地照章办事，致使“不少假的都准了，一对真的要调查”，造成封建包办婚姻合法化，而像艾艾这样自由恋爱的情人，却被剥夺了正当权利。

《登记》可视为《小二黑结婚》的续篇。《小二黑结婚》，是1943年夏，已经调到华北新华书店工作的赵树理，根据自己创作的《神仙世界》的部分故事改写成的小说。小说描写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为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揭露了金旺、兴旺等恶霸破坏婚姻自由的罪恶，也善意地批判和讽刺了小二黑父亲二诸葛及小芹母亲三仙姑的落后思想。《登记》把婚姻与新建立的政权内部的各种问题联系起来加以鞭挞，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小说后改名“罗汉钱”，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广泛流传，有力地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和落实。《登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

《登记》广受好评，与赵树理丰富的生活积累、深厚的文学功力、独特的艺术气质和富有个性的语言有关。而太过宣传化的结尾，便是“写中心”造成的败笔。

《登记》轰动后，让配合政治任务“写中心”的提倡者兴奋不已之时，文学的有识之士却感到困惑和忧虑。看似憨憨的赵树理，心里明白“写中心”绝非文学之道，而是无奈之举。一生动笔写世事，不与意识形态较劲，在文学上下苦功夫，是赵树理大智若愚的高明之处。但当政治太离谱时，他那农民式的良知道义，又驱使他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敢于说出真相。他后来几次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捍卫自己的尊严，被折磨致死，便是证明。

说远了，再回到“写中心”，受到质疑的问题上来。《文汇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赵树理。赵树理说：“如果本身生活与政治不脱离，就不会说临时任务妨碍了创作，因为人民长远的利益以及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不应该带着应差拉夫的心情去‘赶’，而是把它当作中心任务去干，很严肃的、郑重其事的，看作长期的任务去完成。”把文学当成简单的政治宣传，把文学等于政治，不应该是赵树理的真心话。如果他把政治看成高于一切，就不会同意在《说说唱唱》编发孟淑池的中篇小说《金锁》，给《说说唱唱》和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金锁》是大众文艺研究会会员孟淑池投给《说说唱唱》的。作品写的是流浪汉金锁给一地主家当长工，地主硬是骗了一个逃难的女人给他当媳妇，以抵欠金锁的打工钱。后来，地主企图强奸这个女人，没有得逞，就准备将金锁和这个女人整死，所幸金锁死里逃生，投奔了解放军。共产党夺得天下，已是解放军连长的金锁，回到家乡，揭发企图谋杀他的地主。真相大白，地主伏法。

编辑读后，觉得有模仿《阿Q正传》的痕迹，光明的结尾也过于生硬，拿不定主意，请主编赵树理酌定。赵树理认为，作者对旧社会农村生活有深刻的了解，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可使读者了解旧社会农村真实的生活形态。至于借鉴《阿Q正传》，并非抄袭，也无不可，决定将《金锁》刊登在《说说唱唱》第三、第四期上。

说来也巧，这时正逢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是中央开始整顿思想和文艺战线的重要信号，《文艺报》随即发表社论，积极响应，对《金锁》展开批评。年轻的作家邓友梅在《文艺报》发表《评〈金锁〉》，认为“这篇小说看不到金锁有什么反抗，对地主有什么憎恨，有的只是对地主的羡慕”，“简直是地痞，连一点骨气都没有的脓包，只是地主的狗腿”，“而作者把这当作劳动人民的正路”。有的批评者“非常愤怒”地指责《金锁》道，“让市侩的色情在其中奔驰”，并表示“要提出严重的抗议”。

《金锁》被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上纲上线，来势汹汹。这让一直踌躇满志的赵树理始料不及。但他毕竟是个有风骨担当的人，他主动承担了一切责任，主动做了检讨。但是，赵树理又是一个坚持真理而不苟且的人，面对尖锐的批评，他敢于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说这篇作品中的主角金锁是不真实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比起“把一切农民理想化”的某些作品，《金锁》“可是参照”。金锁“不是没有骨头的，解放军中像金锁这样出身的人也不少，经过教育之后，还不是和其他英雄一样吗”。他这番话，不仅为《金锁》，为自己，更为文学的现实主义，做了有力的辩护。

赵树理以一己之力，想矫正历来都是“矫枉过正”的政治运动，又表现出赵树理政治上的天真幼稚。果然，赵树理的抗争遭到报应，他不得不违心地再写《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为以儆效尤，此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和《说说唱唱》上，其文明显反映赵树理的无奈和不满，他说，“大家是对的，我是错误的”，他之所以辩护，是因为“自己有一个熟悉农村的包袱”。他在文章最后，努力为作者孟淑池尽了保护之力。但是，就是因《金锁》，孟淑池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令赵树理内疚不已。

要命的是，因《金锁》殃及赵树理，还殃及了《说说唱唱》及大众文艺创研会。《文艺报》有一篇坪生写的《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半年来工作情况》一文，认为该会“不能更好地与当前的工作重点结合”，其作品“反映工人的不多，思想性不强，缺乏生活，挖掘不到问题的本质，写不出人物”。尤其是在组织领导上，缺乏计划性，没有“目的更明确地系统地进行工作，领导上还没有很好把握”。还有人背后造谣挑事说《说说唱唱》，是吃吃喝喝派。《说说唱唱》每月聚餐两次是有的，由老舍点饭店，边吃边研究工作，其费用皆是编委的稿费。

对这些不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捕风捉影的风言风语，赵树理“思其艰以图其易”（《尚书·君牙》），泰然机智置之。他在大众文艺创研会成立一周年庆典上，微笑着对大家说，我们成立这个会的目的，是想为广大群众创作出一些好作品，回头看看这一年的成绩，确实没有违背我们的目的。他高声操着山西腔说：“我们的书籍刊物，卖到大众手里了；我们的剧本，搬上舞台可以营业了；我们的鼓词评话，在游艺社唱了，在电台广播了。”在谈到创研会时，他说会员的作品，不仅在北京，在外埠都会读到，收获很大。最后，他颇为自豪地总结道：“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而是真正为‘大众’做了点事！”

赵树理讲完话，脸上浮起慧黠的笑容，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知道，会长理直气壮总结了研究会一年实实在在的成绩，不是表功，而是对文艺界粗暴批评的掷地有声的回击。

中南海的文艺领导，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文艺现状，对曾经以作品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伟大意义的赵树理，当然特别关注。1951年初，赵树理被调中宣部任文艺干事，便是证明。晋升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宣干事，表示上级对他的信任。文艺界另一重要人物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甚至别出心裁，他找到老朋友赵树理，对他进城后写的作品没有接触重大题材，没有写出像过去那样振奋人心的作品，有些失望。为改变现状，胡乔木命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专心读“一些借鉴性作品”。他还亲自为赵树理选定俄国契诃夫、托尔斯泰的经典作品，还有列宁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等理论著作。同时享受这种待遇的，还有后来成为笔者直接领导的严文井。

深谙文学艺术的才子胡乔木，以这种吃小灶进补的填鸭式的短期补课方式，希冀作家做时代歌手，顺应历史大变革，很快创作出大作品。这无疑违背了文学自身规律，干了一件颇为荒唐的事。很久以后，胡乔木在与严文井重提此事时，面带苦笑：“老夫，把创作当成种瓜点豆了，惭愧惭愧。”

严文井曾与笔者谈过此事，说他与赵树理同时被安排到中南海庆云堂，房门对着房门而居。赵树理既无心欣赏风光秀美的原皇室禁苑，也并不热衷于读世界文学经典，而是常常跑到他的房间，争论中外文学的长短优势。谈到兴奋处，赵树理就蹲上椅子或他不习惯的床铺上，时不时还唱上两句上党梆子。

接触多了，严文井深为赵树理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和造诣所折服，让他更惊愕的是赵树理对外国文学的广泛涉猎、熟悉程度、理解的透彻。一次，有人谈起某人的“桃色新闻”，赵树理随口便讲起契诃夫关于这方面的小说《在避暑山庄》，不仅故事完整，甚至连小说中巴维尔妻子那封恶作剧的假情书的细节，都能原文背出。严文井多次说，有人一直断定赵树理是一位农民通俗作家，其作品土里土气，下里巴人。严文井断然说：“错了！中国作家，应腹中有诗书，指的文化素养；风骨，即文化人格；阅历，是人生经历复杂及对生活的熟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赵树理在中国作家里，不输于任何人。其对民间艺术的熟悉钟爱和贡献，甚至超过所有作家。”严文井讲，当时燕京大学教授林庚，放下身段，请赵树理到有浓厚外国文化氛围的洋校开设“民间文艺”课，每次去讲，礼堂甘德阁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结束惬意的中南海读书生活，赵树理再次遭遇棒喝。是年11月20日，全国文联八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两项决议，似乎皆是冲着赵树理的：一是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二是调整全国性文艺期刊，其中特别强调“加强《说说唱唱》，《北京文艺》与其合并”。于是全国最受欢迎发行量最高的《说说唱唱》，改由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联合主办，成立新的编委会，原主编赵树理降为副主编。

赵树理再次承担了责任，于次年1月在《说说唱唱》上，发表自我批评的文章《我与〈说说唱唱〉》。他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两条：“不懂今日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求‘形式通俗化’，走到了形式主义”。赵树理清算自己错误，当属很深刻了，但不久，已经撤销赵树理编委一职的《文艺报》，还是发表了一篇全面否定改组后的《说说唱唱》的文章，指出：“《说说唱唱》上所发表的作品，无论是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大多数没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赵树理做检讨、挨批评的1951年12月21日，刚从美国回到北京就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又被授予“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

几度风光，现在黯然无光的赵树理，认真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朋友们说：“照毛主席的话，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回到群众中去！”

正是“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再无花”（元稹《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