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儒家

儒家興起於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性思想，也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孔子（552-479 BC）是儒學的創始人，孟子（372-289 BC）則是最重要的繼承者。孔子生於春秋末期，當時正是禮樂崩壞，社會大動亂時代。周天子名義上是共主，但諸侯們已不再遵守周朝訂下的規範（周禮），周天子亦沒有能力解決諸侯之間的紛爭，結果是諸侯們為爭奪利益（土地和人民）而互相攻伐，人民生活在戰亂之中，非常痛苦。除了國與國的戰爭外，一國之內也常有以下犯上的叛亂，例如孔子身處的魯國就有「三桓之亂」，三桓就是季孫、叔孫和孟孫三位卿大夫，他們把持朝政，有一次魯昭公想討伐季孫，結果季孫聯合叔孫和孟孫，打敗了昭公，並驅逐出魯國。

面對這個亂局，孔子提出救世的主張，就是重建周禮，為它注入新的養份，那就是「仁」，為「禮」的根源，即一切禮儀制度背後的根本意義。用今天的哲學術語講，仁就是道德主體，能夠分辨是非善惡，並且能行善去惡。孟子的「性善論」可以說是將孔子的「仁」進一步理論化。孟子用「孺子將入於井」這個例子來證明人性向善，他說當我們看見小孩將墮入井之際，就會生起惻隱之心，不忍心這件事發生，原因不是要得到人的讚賞，也不是要結交小孩的父母，亦不是憎惡小孩的呼叫聲。孟子指出在這種特殊情景之下，我們能夠親身體驗到跟個人苦樂、利害無關的「惻隱之心」，亦即是「仁心」。孔子和孟子的政治思想分別散列在《論語》和《孟子》二書之中。

1　為政以德

孔子強調在禮制之下，每人都有自己應盡的義務，由此帶出「正名」的主張，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居於何種地位的人，就應盡這個地位所要完成的義務，君主應該做好君主的義務，臣子應該做好臣子的義務。孔子針對的是當時君不君，臣不臣，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諸侯，家臣又僭越大夫的混亂情況。

根據君臣應盡的義務，孔子有一套德治主張，這就是日後所講「聖君賢相」。正所謂「政者，正也」，為政者首先要正派，必須有道德修養，這樣就可以以身作則，起領導的作用。孔子用風和草作比喻，說君主像風，人民像草，風吹向那方，草就會倒向那方；如果君主為善，人民就會跟着為善。孔子認為，若能以德行來治理國家，就像北極星一樣，其他星都會環繞它而運行，人心歸附，社會秩序逐能建立。

孔子的政治領導有三個重點，就是「足食，足兵，民信」，足食包括經濟和社會的安定，足兵就是國防，民信則是人民對國家的信任。而三者也有着優先的次序，以民信為首，其次是經濟，最後是國防。換言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最重要的。這亦是道德、經濟和軍事三者在價值上的優先次序。

具體施政方面，則有其三部曲，那就是「庶、富、教」，首先是使人口多起來，然後是使人民富足，最後是教育他們，跟管仲講的「衣食足則知榮辱」道理相通，先富後教。孔子認為教育比刑罰的效果更好，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刑罰只會令人民不敢犯事，但不能幫助他們提升德性，應該用禮來指導行為；因為禮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發展德性，所以君主不應訴諸武力和威嚇來統治。為政還有兩個重點，就是公平和安全問題，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寡」和「貧」的意思都是財富少，這是經濟問題；但比較起來，公平（均）和安全（安）就更加重要，應該優先考慮。這裏所講的安全似乎跟之前的去兵道理有衝突，足兵是國防的事，雖然也跟安全問題有關，但是對外的，重點是武力防禦；而這裏講的安全是指國家內部，即社會秩序，靠的是人民守禮，重點是道德修養。

孔子認為，統治者的責任是指導人民，培養品德，才能成就一個有秩序的和諧社會。不過，禮治思想背後是不平等的階級制度，而將道德看成是政治的延續也有不少弊端，後面再討論這些問題。

孔子教導學生的目就是為了培養從政的人才，這種德才兼備的人稱為「君子」，孔子以「五經六藝」為教學的內容，亦即是以當時的貴族教育為依據。五經是《詩》、《書》、《易》、《禮》、《樂》；用現代的標準，《詩》是文學、《書》是歷史、《易》是哲學、《禮》是社會規範、《樂》則是音樂藝術，相當於今日的人文學科，跟其他學科相比，人文學科跟道德修養的關係較為密切。至於六藝，就是禮、樂、射、御、書、數，擁有這些技能，也就可以在社會上立足謀生了。

2　民本思想

在為君的義務中，孟子比孔子說得更具體，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就是惻隱之心，「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什麼是仁政呢？簡單地說，就是為君者必須為人民謀幸福，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正如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假若為君者不能盡他的義務，反而殘害百姓，又當如何呢？孟子認為人民是有權推翻暴君，正所謂「聞諸一獨夫，未聞弒其君」，像商紂這樣殘暴不仁的君主，已失去做君主的資格，人民是有權推翻他的統治，所以周文王只是殺了一個惡毒的人，並沒有弒君。但革了命之後，誰來當君主呢？孟子認為是由天命來決定，這是源於「以德配天」的觀念，周伐商成功後，明白到上天並不永遠保祐一家一姓的政權，君主雖是受天命來治理人民，但天命不常，它只保祐有德之人。但我們如何知道天命呢？那就要看人民的反應。但誰是天命所歸呢？就是得民心者，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這個意思。例如劉邦和項羽之爭，最後是得民心者勝出，但在之前，卻要經過一連串的殺戮。儒家的問題就是沒有繼續思考和回答「政權合理轉移」的問題。

孟子雖有「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但他的意思不過是國以民為本，重視民生和民意，並不是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要治理國家，還需要有賢能之士，這就是孟子所講的「尊賢使能」。孟子認為，選拔官員的時候，必須廣泛聽從民意，並且進行研究調查。君主和大夫稱讚的話都不算數，只有人民說好的話，才去做考察，屬實的話，才可以任命。孟子說，君臣的關係是對等的，是一種合作關係，正所謂「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君子不當臣子是人，臣子也不當君主是人。臣子的其中一個責任是匡正君主，指出君主的錯誤。

仁政的具體措施又是什麼呢？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意思是仁政的基礎在於經濟，先搞好經濟，令百姓生活穩定，正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人民生活安定，就可心志堅定，不會為非作歹，進一步就要教育人民，就是「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這跟孔子「先富後教」的道理相通。當時孟子提出的具體措施就有恢復井田制，用耕作公田代為交稅、免除關稅、減除重複的稅項等。由此可見，儒家思想不只講仁義道德，也重視財經的問題。

3　內聖外王

「內聖外王」雖出於《莊子》一書，卻很適合用來形容儒家的思想，內聖指的是個人的道德修養，外王則是政治秩序良好，人民能夠安居樂業，而內聖則是達致外王的必要條件。由此看來，政治只是道德的延續，內聖而外王，只要道德搞好，政治就沒有問題，正如孟子相信只要君主行仁政就會天下太平。

《大學》可以說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個總結，談的正是「內聖外王」之道，重點是交待「內聖」和「外王」的關係。《大學》的主要內容包括「三綱領」和「八條目」。大學原是古代的高等學校，由國家辨理，學習的是「大人之道」，即修養品德和治國的學問，原本只有貴族才有機會接受這種教育；但孔子開創平民教育之後，修身已不再是貴族的專利，正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大學正是道德和政治結合的學問，每個人都要有道德修養還說得通，但難道每個人都要從政嗎？事實上，孔子的確是以從政為目標，正所謂「不仕無義」，很明顯，儒家認為讀書人應以從政為己任。即使如此，並非所有人都是讀書人，事實上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從政；但從政也有其廣義，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在任何一個團體、公司、學校、甚至家庭，都涉及管理人的事務，由此可，任何人都很有機會「從政」。

《大學》的「三綱領」是「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明明德」的重點在於修身，屬「內聖」；而「親民」則是行善的後果，屬「外王」；至於「止於至善」，可視為最終的目標。

至於「八條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程序，一般認為前五者屬於「內聖」，後三者則屬於「外王」，很明顯，「內聖」是「外王」的先行和必要條件。但如果「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也是「內聖」的次第，它跟之前所講的「知，定，靜，安，慮，得」修行次第又有什麼關係呢？我認為前者是扣緊「外王」而講，它重視的是「格物，致知」，即研究事物的道理，獲取知識。嚴格來說，「格物，致知」不屬於「內聖」，而是有助於「內聖」的方法。由此可見，「致知」的「知」，跟「知止」的「知」不同，前者是對外物的認識，後者則是對自己的認識，所以「知止」跟「誠意」相若，都有面對自己，認識自己的含意。至於「定，靜，安，慮」則屬於「正心」的範圍。那麼，「得」就是指「修身」成功。

但如果「格物，致知」只是研究事物，獲取知識，它又如何有助於「誠意」呢？我以為構成知識的一個主要條件就是「真」，一旦我們發現己有的知識是假的話，就沒有資格稱為「知識」了，例如「地球是平的」。所以，追求知識必須有求真的精神，認真的態度；若能用這種精神面對自己，則有助人培養「誠意」。

要注意的是，齊家中的「家」並不是現代社會的小家庭，「家」的原意是大夫的封地，後來演變為宗法社會的大家庭或大家族，例如以前新界的鄉村，居住的都是同姓人，有一個共同的祖宗，鄉村以祠堂為中心，是祭祀和執行家法的地方，除了有維持地方治安之外，也有救濟的福利功能。所以齊家的意思其實是管理的地方得到穩定。

不過，內聖外王只是一種理想，中國歷代的政治並非如此，正所謂外儒內法，要建立社會秩序，除了禮制，法也很重要，其實漢武帝獨尊儒學所走的路線，跟孔孟之道相去甚遠，反而接近荀子。荀子主張尊君，他說：「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是禮法並重，春秋戰國正經歷城市壯大和商業興起等帶來的社會變遷，禮並不足以應付，法實是因應時代的需要而生。孟子將王道和霸道看成是互相排斥，雖然荀子也認為王道優於霸道，但主張兩者可以合一，很明顯，荀子比孟子的主張更符合實際需要，因為要實現外王，必須要落實有效的統治。

4　儒學的弊端

有些批評認為儒家是專制思想，極權主義，強調的是人民對君主的服從。但這種批評對先秦儒來說並不十分公道，因為孔孟的思想並非如此，荀子雖然主張尊君，卻也說「從道不從君」，可見他並不卑民。所謂「君尊臣卑」的思想是漢儒受陰陽五行思想污染的產物，跟先秦儒家沒有關係。

孔子雖然重德治而輕刑罰，但後來政治都是「外儒內法」，法家的嚴刑峻罰從來沒有消失過，漢武帝獨尊的儒家已經受法家污染，著名的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實源於韓非，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條更是法家的產物。

儒家的優點是掌握道德的本質，但問題是誇大了道德的價值，把政治秩序看成是道德秩序的延續，將政治生活簡化為道德生活的一部分，完全看不到政治領域的獨特性，對於「政權的成立和轉移」、何謂「正當」權力的核心問題根本無法處理。只能夠提出德治的主張，盼望聖君賢相的降臨。當然，日後的儒者也曾注意到君主的權力過大和不正當的使用，但亦只能從「權力運用」的層次上提出制衡，例如漢儒所講的「天意」，用以限制君主的權力；卻並未對「權力基礎」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中國傳統政治之所以步步走向專制，實與儒學的根本缺陷不無關係。有人誤解儒家的民本為民主思想，民本不過是說身為國家主人（君王）應該明白人民的重要性；但這與「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國家領袖不過是人民的代表，所以人民有權改變政府」的民主思想實在相去甚遠。

儒家從未對當時世襲的君主制作出反省和批評，視之為當然而接受，只是提出治國的主張，也並未對政體的特性作出研究，更莫論提出替代的可能性。君主專制的禍害實不用多說，除了開國之君之外，大部分君主都是長於深宮，不知人間疾苦的職業皇帝，由這些人擁有絕對權力，遲早要出亂子。雖然中國歷代都是君主制，但也有不同的形態。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將君主制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非世襲，由現任君主選擇才德之士為接班人；第二種是世襲的，但不是君主集權；第三種是世襲的，並且君主擁有絕對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