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古代氏族社會與農業概況

一、古代北方農作物考

最古的中國社會並非原始共產社會，應稱為“氏族社會”。中國古代的經濟以農業為始。世界各國文化的開始都是如此。

所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即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及中國，文明發源地都是從農業開始，也有人加上墨西哥的。埃及有尼羅河；巴比倫有幼發拉底、底格勒斯兩河；印度有恆河；中國有黃河，其實中國不同上述三國，因農業發展是靠水利灌溉。但中國的農業發展並非單靠一條河。今舉例言之，埃及、巴比倫和印度均區於熱帶或亞熱帶，但中國則緯度氣候不同。再就面積言，埃及與巴比倫面積小，印度較大，但比較單純；而中國卻幅員大，是大面積的，此點亦與上述諸國有別。

再者，中國古代的北方農作物並非種稻麥。向來有所謂五穀，即黍、稷、稻、粱、麥，再加上豆，則稱六穀，再加上別的，則稱九穀。農作物的品種，照理是由一處散佈至各地，各種生物學均然。所謂生物一源，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我人如要研究中國最早的農作物，應根據歷史來研究。

中國最早的農作物，應是黍與稷，最早產於北方的便是黍與稷，我國的《詩經》便已提到黍稷；又如甲骨文中提到最多的是黍字，講到占卜年成好壞，就有“求黍”和“求黍年”等甲骨文，但未見有“求麥”，因為黍賤易種，麥為貴品種而難生長，故商代人求豐年只求黍，這是歷史材料，當我人研究此種甲骨文之史料時，應該發生問題，何以只求黍而不求麥，原因如上所說，因黍是不值錢而易種，是商代人的主要農業作物，這證據可在《詩經》中找到，因黍稷兩字很多。

我國古代農業發明者有后稷，有神農。后者，上帝也，“后”與“神”都是形容詞，神農姓姜，后稷姓姬，此兩人均在中國西部，何以不稱后稻、后麥，而稱后稷呢？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最古的農作物是稷。

甲骨文是盤庚後之文物，是我國可靠的史料，但后稷之史料是藉傳說而來，這也不一定不可靠，此假說乃由推想而來。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都是高地農作物，因為鄭玄說：“高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日北方以麥為主，種麥處即是種稻處，我國南方以稻為主，種稻處即種麥處，而稻麥需要的水份多，故在下田，黍稷需要的水份少，故生在高地為宜。

今提出另一證據，束皙〈補亡詩〉云：

“黍華陵巔，麥秀丘中。”

陵是指山地，丘陵之意，即黍開花於山上，長江流域地區的山上可種稻，有田，但在黃河流域的陝西地區山上則種麥，由上述可知，古代人多種高地山上的農作物，是旱地作物。

另一證據是《史記》〈五帝本紀〉云：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

這是說明在山上耕田，在水中捕魚。

又一證明：后稷發明叫人種田就在山西的稷山（並非陝西），自古就有此傳說。

再一證明：神農一名烈山氏，意即神農氏發明農業，將山上的樹木燒掉作肥料來耕種作田，並非用水利灌溉來種田，所以又稱為烈山氏。

又如夏禹治水的故事，《淮南子》〈齊俗訓〉云：

“堯之治天下也，……澤皋織網，陵阪耕田。”

所謂陵阪，即在山上耕田；澤皋者，即在平原之湖泊地區捕魚。淮南子是今安徽人，知古代人低地捕魚，高地種田，可見他懂得歷史。

又一證明：《吳越春秋》〈吳太伯傳〉道：

“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高而居，堯聘棄（即后稷）使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

《吳越春秋》的作者是東漢時的浙江人。此處所謂山居，便是命人民住在山上種田。

由上述各種證明，古代人種田均在山坡上，種的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麥作物。

二、古人居住於高處山地考

《周易》〈繫辭下〉云：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證明古人住在山上。

又有《禮記》〈禮運篇〉云：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窟者，穴也；營者，一個個散佈的窟窿，北方的太行山區，今日仍見到其半山區有此穴居。故此，所謂穴居者，並非地下挖洞，乃是在山上挖洞。土地很乾燥。

又有《孟子》〈滕文公下〉云：

“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詩經》〈大雅•緜〉中云：“陶復陶穴。”陶即挖空，復即覆，總之是穴居者，即是山居，居住在山上是也。

山居與山耕同時，此時期之文化可稱之為“黍稷文化”，今日在北方仍有遺跡可見。黍是極簡單的農作物，生長於高地，這種“黍稷文化”亦可稱為“陵阪文化”。

中國文化的最早發源地不在黃河流域，而是在其支流的渭水、涇水、汾水及洛水一帶，這已是後期了，因中國最古的文化並非在水邊，亦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可稱為高原文化。故並無所謂西方人的在搖籃中孕育的文化。埃及、巴比倫的花是在暖房中培育出來的，而中國的則在山地上，經過日曬雨淋，並非花，而是松柏，即便是花，也是梅、菊之類。

所謂氏族，中國古代均稱氏，如神農氏、烈山氏、軒轅氏，直到春秋時代，尚有氏之稱謂。

“氏”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巴蜀山名岸脅之㫄箸欲落者曰氏。”

堆即，石堆也，有稱為山堆、山阜者。“”或“”，即“岸”字，“山”表形，“干”表聲而已，“氏”即“”，即山旁有一塊東西好像要掉下來。故許慎說：“氏者，巴蜀名不一定對”，與許慎同時之應劭說：“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箸崩落作聲聞數百里。”（《說文解字》）山堆即山阜、山崖。

《晉書》〈地道記〉云：

“漢陽有大阪，名隴坻，亦曰隴山，郡處其西，故曰隴西，其山堆旁崩，聲聞數百里。”

此處所說之漢陽即漢水北，即氏，即阺，“”是不明白而特意多加上去的，氏即阺。即阜，者，許慎云：“秦謂陵阪曰阺”是對的，故氏與阺實乃同一字，而許慎將之分成兩個字，其實秦（陝西）蜀（四川）的說法是相同的。

氏摔下來時，聲聞數百里，因四川的楊雄在文中曾說：“響者氏隤”，氏即阺。許慎《說文解字》中引用揚雄此句，說這是四川人說法，但其實陝西人亦如此說法。

總之，氏即高山上之土堆，可以居人，也可耕田，因此住在那裏的人，叫某氏某氏，這是我錢穆的獨有見解。

“民”字是從“氏”變來，即是“”，故《康熙字典》查“民”字在“氏”部。住在氏處的人叫民。人即民，民即人，民非君民之民，是無階級的。梁啟超說，民即老百姓，是被統治階級。其實，民不分階級，例如“厥初生民”（《詩經》〈大雅•生民之什〉），“民之初生”（《詩經》〈大雅•文王之什〉）。古代大部分人住在山上，故稱某氏某氏，即“胙之土而命之氏。” （《左傳》〈隱公〉）古代女子稱姓，男子稱氏，姓統而氏分，如姓姬者，即凡姓姬者即屬同一血統，氏是分開的。

由於古人農作物種在高地，人便居在山上，字寫作“”即氏，加即成民字了。但在書上並不說古人住在山上，氏者，山上住人的地方。

又一證明：

“邱”，從“丘”，可寫作“”或“”或“”，“一”即地，人住在地上，即北。

《說文解字》云：

“丘，土之高也，此字從北從一，人居在丘南，故從北。”

《爾雅》云：

“小山叫丘。”（爾雅中找不到此句。只有《爾雅》〈釋丘〉非人之曰丘。）

《廣雅》云：

“小陵曰丘。”

總之，丘是土之高也，人住在高地上也，也有寫作“”的，即二人住在丘上。何以人居在山上？

又一證明為：以下可參考錢穆著，〈中國古代山居考〉，《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含有如下內容：

《廣雅•釋詁二》云：“丘，居也；丘，眾也。”

《孟子》〈盡心下〉云：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管子》〈侈靡〉云：

“鄉丘老不通睹，誅流散，則人不腓。”

《莊子》〈雜篇•則陽〉云：

“丘里（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

《周禮周官》云：

“九夫為井（夫，家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這時候的人已不住在山上，但“丘”字仍作為人居住的社會單位，故不叫村而叫丘。

《左傳》云：“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形容人學問廣博，讀過這些書。漢人注（賈注），九丘即九州亡國之戒，九丘即指古代的歷史也。說明此人研究古代史很清楚。另一種說法，九丘，國聚也，以國名丘，可見從前國家的人民住在山上。由以上可見“丘”有三種解法。一為人住在丘上；一為鄉丘、里丘；一為國丘。

又：虛，即大丘也。《易經》上說：“升虛邑。”可見此虛是高的，升者，要建高之意。

歷史上說：魯為少皥（少皞）之虛，衛為顓頊之虛；陳太皥（皞）之虛；鄭祝融之虛，晉實沉之虛。即《左傳》上說，這些國家都是住在山陂上。

又如曲阜，即高地也，今仍可見。

陳國叫宛丘，亦是“丘，即。”

又如唐，所居之處叫陶丘。

我國古代這些事實，因有史書記載，可說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又有一證明：“舜居蒲阪。”阪即山陂。章太炎曾作〈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考〉一文，此文為一創見，但有二病，一為神權時代用於中國不妥當，此乃模仿自西洋。章曾見過日本人譯書。曾云天子居山，即民眾居下，這就不對了，民眾當然也居山，正如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條好漢均居住山上，朱貴只是派往山下而已。

又云：京，絕高丘也；或云：人所居高丘也。周人居鎬京，即人居於高丘。

《詩經》〈小雅•北山之什〉：“如坻如京。”是說農民收成之本，坻即阺，阺即氏也。

《國語》〈晉語八〉“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九京是指死人葬地，古人葬死人即葬在家中。

我人可由九京聯想到：九原亦是人死後之葬地也。據《說文解字》，原是野，是平野，是高的平的野，故原者，是“高平之野，人所登。”

《說文解字》：

“四方高，中央下為丘。”

《詩經》〈大雅•文王之什〉：

“周原膴膴。”

《左傳》〈僖公〉：

“原田每每。”

“原”是高地。段玉裁《說文解字》云：

“凡陸陵阿皆高地。其可種穀給食之處皆曰原。”

即高地上可種田處叫“原”。故鄭康成注“原”曰“高平曰原。”

《史記》〈夏本紀〉云：

“既修太原。”

《史記》〈五帝本紀〉云：

“邑於涿鹿之阿。”（阿即高地）

《穆天子傳》〈卷五〉云：

“天子西征，升九阿。”；“平陸。”

“陸”亦是高地，今日人說大陸，是不對的。因黃河、長江流域均非大高地也。高地可種穀處叫原。高而平的才可叫原。今人稱“民阜物豐”。此處人多何以用“阜”字，因為古人住在阜上。

由以上諸證，即可說明古人住在高原。穴居者，是在地上挖洞。《墨子》〈辭過》篇說：“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

“就”者，即是往高地而居，因當時古人還不知道在平地上造宮室而居。所以就在山地上挖洞而居也。

三、古人住在山上

上節談到的“陶復陶穴”。據徐諧解釋是在地旁巖下築室。馬融的〈長笛賦〉云：“窞巖”。徐諧的注釋即是根據馬融之說而來，故復即，說明古代人穴居在山洞。

《荀子》〈解蔽〉曰：

“空石之中有人焉。”

唐時人注曰：石，穴也。荀子時，仍有人住於穴中。

《詩經》〈豳風•東山〉曰：

“洒掃穹窒”。

“穹窒”兩字均從穴，以上證明是古人的房子是造在高地。“”“”兩字之意，即是因巖為屋之意。

例如“廬”字，照理此屋應造在山上，但今人是造屋在田間之意，但觀其字形是造在山巖處。

又如“庶”字，人口眾多，所以用“广”旁，因古人本是住在山巖處。

又如“民阜”，即人口多是住在山巖處，阜即“”。

又如“危”字，用“”為偏旁，是說人在屋脊上，故危。范座因上屋騎危，故從《說文》中便可了解古代社會。

中國古人何以要住在山上？一說，人為要避洪水，故居山上。《孟子》〈藤文公下〉曰：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指氾濫於平地）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按孟子時，人民大都已住平地，但根據“營窟”二字，即證明人住於高地。此處孟子所說，與《易經》、《墨子》說法不同。

古代稱人曰有虞氏、有夏氏、陶唐氏，……但對殷不稱有殷氏，故稱殷人、周人，可見殷周時已搬下來住，不住高地了。故如用人與氏來分別的話，商代後可說今代，夏代前可稱古代。

古人對黃河當時仍不能作有利於農業灌溉之用，至於黃河諸支流，也要等人對農業知識極高時才有用。

總之，中國古人何以住山上，尚待吾人作實地考察之研究。

四、氏與族的分別

我們可稱古代為氏族社會。

“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所謂禹會萬國，在古代無國只有氏，故此處稱防風氏，而不叫防風國，一個氏即一個部落，這部落是住在山坡上，故名叫“氏”。

“族”者，即在一面旗幟下面，大家拿着一支矢，這是遊牧民族，所遊過之處，他人不得侵犯。“物”字從牛從勿（勿即旗也）。物有多種，神怪亦叫物，《康熙字典》解物字有七八種說法。物本來是分別之意，何以又作神怪解？滬語“勃相”，即是“物相”，物可讀作勃，考察之意。故“物”者是在旗上畫一個手，這證明古代是圖騰社會。

今由“物”講到“族”，族是到處去打獵，帶着弓矢，是個遊牧社會。“族”是可遷徙的，“氏”是較安定的。

至商代時，人民已遷居至低地。但種麥者仍稀少，此時亦沒有稻。由氏族兩字來看，我國古代社會是遊牧兼耕稼。可能遊牧民族住在平地，而較高的耕稼民族反而住在山坡上。要待人住在平地耕種時，需要有堡壘防禦，但當時仍無城牆，相傳鯀發明築城以防洪水，但待考。

我人可根據“黃帝軒轅氏邑於涿鹿之阿”一句，來說明當時是否有城？

農業民族與商業遊牧民族，前者是和平的、長住的、無爭的；後者則是戰爭掠奪的、流動的、爭奪的。

農業民族沒有防禦的必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故沒有國家和團體觀念。西洋人有悲劇，有驚險，因為是商業的；中國的農業則平淡無奇，亦無驚險。

氏有地域觀念，後來轉而為家族觀念。因此由氏族社會轉而為宗法社會。侯字有矢，是用矢射中酷的封侯，這是遊牧社會的制度。

古代的中國人是平鋪的，散漫的，物質是貧弱的，但可自供給足，因為窮，因此沒有奢侈，西洋社會是吃了奢侈的虧。中國則否。中國社會是散漫而不團結，但相安無事；自小處講，多成家庭觀念；自大處講，則變成國家觀念。

我在以上提出了兩個觀點：一是“氏族社會”；一是“黍稷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