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恩格斯論中國鐵路建設

（本文原載1986年1月20日《北京日報》，胡耀邦同志曾對該文作出批示。）

1886年3月18日，恩格斯在他的書信中首先提到了中國的開放問題。他講：“中國的鐵路建設可能開放；這樣，這最後一個閉關自守的、以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為基礎的文明將被消滅。”“如果中國今後將開放，那麽不僅最後一個安全閥門將被關死，而且中國將開始大批向外移民，僅僅這一點就會在整個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產條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許會觸及到歐洲……”

恩格斯是在分析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世界市場時講這番話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研究重大問題時，對世界各個角落都不忽視，儘管身居倫敦，但對遙遠的中國也給以很大的關注。那麼當時中國清朝的鐵路怎樣，有無開放的形勢呢？先讓我們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1886年以前，即清朝光緒十二年以前，中國的鐵路只有三條。第一條是英國人杜蘭德在北京宣武門外修造的一里餘長的小鐵路，時為1865年（同治四年）。那時“京師人詫所未聞，駭為怪物，舉國若狂，幾致大變。旋經步軍統領衙門飭令拆卸，群情始息”。第二條為英國怡和洋行修築的淞滬鐵路，始於1866年（同治五年），終於1876年（光緒二年）。此路修成之日即是斃命之時，清政府用白銀二十八萬五千兩買斷此路，“尋以鐵路不適應用於中國，毀之”。第三條是華商籌錢修築的唐山到胥各莊之間的鐵路。這是開平礦務局經清政府批准後，由英籍僱員金達設計製造的，因“慮朝議禁駛機車，乃聲明以驢馬拖載，始得邀准”。1881年（光緒七年）的6月5日是可資紀念的一天，此日“為首創中國標準軌距鐵路敷設之期，由總工程司薄內氏之妻在唐山釘下第一枚道釘”。唐胥鐵路於同年11月竣工。到1886年（光緒十二年）此路延至蘆台，改名為開平鐵路。

恩格斯掌握的情況很準確，當他於1886年向友人回復此信時，正值清廷合朝大臣就修築鐵路激烈爭論之際。從1880年（光緒六年）到1889年（光緒十五年），這場持續了十個年頭的爭論，最後才作了“毅然興辦”的結論。

當時反對築路的大臣們的道理很多，最愚昧的理由是鐵路將使山川之神、日月之精、龍王之宮、河伯之宅驚耳駭目，以至鬼神呵譴，天地失和。第二等愚昧的理由是，夷人以經商為主，君民不知仁義，共逐其利；中國以養民為主，專以利利其民而君不言利。如欲修建鐵路，旅舍、驛站、民騾、賈車孰不紛紛歇業。與民爭利，災禍就會接踵而來。“商鞅開阡陌而秦以亡，王安石行青苗而宋不振”；“周舉烽燧而諸侯不至，秦築長城而戍卒逃亡。”春秋有例可援，齊晉戰於鞍，齊敗求和，晉人必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人直揭其謀，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人無可置喙。洋人欲開鐵路於中國，即晉人脅齊之術耳。自古以來，只有夏變夷俗，絕無變於夷狄的道理。第三等愚昧的理由是由一些對國外事物尚有見聞的人，其中不乏駐外官員之口說出來的。他們說泰西各國土產不全，地狹土小，所以專重貿易。中華大國百貨俱全，隨在皆有，何待火車？據悉英國煤鐵已快窮盡，深冀中國採此出口，所以修路只利彼不利己。昔法人強盛，曾以鐵路逼普魯士，及法人之衰，普魯士反以鐵路伐之，夷其都城，法蘭西割地求和。今泰西各國請中國造路，其詐不待智者而決矣。反對修築鐵路者的愚昧、閉塞、可笑，簡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他們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地主階級的忠實代表，政治上的頑固派。上摺贊成修築鐵路的朝廷大臣，大都認為，時至今日，“風會所趨”，“風會所開”，鐵路“不開於今日，必開於將來，勢必為之也”。“失今不圖自強，後雖欲圖恐無及矣。”直隸提督劉銘傳於1880年（光緒六年），第一個上書主張修路，並主張借款。他認為：“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今欲乘時力辦，莫如議借洋債以濟國用，則斷斷不可。若以之開利源，則款歸有著，洋商樂於稱貸，國家有所取償，息可從輕，期可從緩。且彼國慣修鐵路之匠，自願效能於天朝。此誠不可失之機會也。”他並指出宜修的四條鐵路，即北京至浦口一路，至漢口一路，至瀋陽一路，至甘肅一路。從奏摺上來看，劉銘傳是不贊成清政府閉關自守國策的。兩廣總督張之洞既堅決主張修路又堅決反對借外款修路，他說：“洋款、洋鐵兩端，皆必致坐受盤剝，息外有息，耗中有耗。”他認為國家可以積款，各省可以煉鐵，鐵路技術可派留洋學生專習此藝，並且說大話：“豈有地球之上獨中華之鐵皆是棄物。”

修路派對歐美社會有一定瞭解，他們的思想、見識、水平均高於頑固派一大截，其中一些人還在抗擊列強入侵和維護祖國統一的鬥爭中立有功勳。劉銘傳尤為可貴，他不但第一個上書主張興修鐵路，而且在挫敗法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武力入侵以後，又利用商人、華僑和官府的財力修建了台灣的鐵路。劉銘傳思想和事業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資產階級的世界市場和侵略戰爭迫使一切不想滅亡的民族要求打破閉關鎖國、事事繩以成例、講求世之風鑒的潮流。但就修路派整體而言，他們均屬清廷的洋務派，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買辦官僚的最早代表。洋務派的“開放”思想在當時的中國便如水就下，只能演化為一種官僚的、買辦的洋務政策。平心而論，頑固派攻擊洋務派把持的實業沒有章法，任人唯親，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等弊病也還是對的。但這些都不過是中國封建官場痼疾的新表現而已。

洋務運動的最大弊端是在興辦鐵路等新式產業的同時，不允許私人資本的自由發展。兩千多年來封建制度使官府一直壓抑工商，洋務派只知官辦或官督商辦新式產業，結果靡費巨款，以至引起各種笑話，並招致了甲午戰爭的慘痛失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最早對洋務派進行比較深入批判的先進分子，他們的政治代表就是清王朝中的維新派。他們主張向西方學習；提倡鐵路、礦務等實業由商民經辦。但是，他們對帝國主義認識幼稚，把侵略者認作老師，主張“大借洋款，以舉庶政”，況且他們的封建尾巴太長，把改頭換面的公羊學作為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因而授人以“漢之公羊尊漢，今之公羊尊夷”的譏謗。可見寄希望於資產階級改良派救國自強，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是幻想。

帝國主義這時也談中國的開放，但他們不是同清政府談開放，而是在中國領土上反客為主，互相大談其開放。

劉銘傳上書十九年後，美國同時向英、法、德、俄、日、意六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1899年9月22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簽署的“門戶開放”照會明文提出：“美國政府切望美國公民的利益不因任何強國在其所控制的在華‘勢力範圍’因排他性待遇而受損害，並希望為世界商業保留一個公開市場，消滅國際摩擦的危險根源。並望由此促成列強在北京採取一致行動，以贊助為鞏固滿清帝國政府及維持中國完整所急需之行政改革，此事為所有西方各國所一致關懷。”英、法等六國紛紛“不躊躇而贊同美國之正當公平的建議”，並“希望此項政策得實現於中國全境”，唯一條件是“須以其他在華有利害關係之各國作同樣宣言為條件”。1900年7月，海約翰又向各列強發出門戶開放的第二次照會。其時正逢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各國列強佔據北京之後，之所以沒有立即瓜分中國，用他們的話來講，完全是因為“我們越把瓜分推遲，對我們的時運就越好”。此後，門戶開放政策便推及中國全部領土。清政府建設鐵路既想趨“風會所開”又欲保持路權，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原因不多，只有一個，主權一半不在自己手中，就是辦洋務，搞維新，也只是出賣路權、主權而已。

儘管此後中國形勢的變化和歷史的發展與恩格斯在這封書信中的論述和估計並不一致，也無法一致，但他對中國將或開放是抱以期望的，其思想是非常辯證的。他認為中國開放的直接後果將是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封建文明要被摧毀，資本主義在世界上最後一個安全閥門將永遠關閉，即“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就會對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崩潰起推動作用”。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從《共產黨宣言》問世以來一貫堅持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把世界當作一個互相聯繫的整體來觀察，從19世紀末以後的事實，更加證明和無比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堅持這個基本觀點，對於觀察今天中國的問題和世界的問題，都是十分重要的。

歷史時針指到1911年，清政府把商辦的粵漢、川漢兩路收歸國有，轉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借款。南方數省人民義憤填膺，各種保路會風起雲湧，終於以此為導火線引起了辛亥革命的爆發，結束了兩千年的帝制，同時也打擊了以“鞏固滿清帝國政府”為主要內容的帝國主義“門戶開放”政策。以後，中國越來越迅速地捲進世界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潮流之中，但沉浮漂泊不能自主矣。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勝利後，中國才洗刷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只有今天，我們才可以以主人翁的態度冷靜研究新舊中國兩種根本不同的開放，從容思考馬克思主義的開放觀。

1986年3月18日是恩格斯這封書信寫作一百週年，這對今天實行獨立自主開放政策的中國人民來說，應該引起親切的紀念和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