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戰雲籠罩香江
1-1 天皇垂詢對港英作戰
日軍佔領廣州之後，香港這塊肥肉已經置於嘴邊。裕仁天皇的一句發問，使參謀本部興奮不已。大本營因此制定《中國派遣軍在香港方面的作戰要領》。
1941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艱難的相持歲月。孤懸珠江口外的香港，終於感受到戰爭的威脅。
自從1841年1月26日英軍侵佔香港，實行殖民統治以來，香港已經百年無戰事。相對於戰亂頻仍的近代中國來說，香港可謂避亂居安、生息繁衍的“世外桃源”。而今，這個“世外桃源”已經完全籠罩在戰爭的陰影裏。
戰爭的陰影在日本擴大侵華戰爭之時便悄然降臨。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軍在與香港一水之隔的廣東惠陽縣大亞灣登陸。10月21日佔領廣州，廣（州）九（龍）鐵路華段完全落入日軍手中。
1939年8月中旬，日軍進佔深圳和沙頭角，與駐守新界邊界沿線的英軍對峙。
1940年6月22日，華南日軍再度進行廣九作戰，掃蕩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指揮的國軍和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重新進佔深圳和沙頭角，完全封鎖中英陸路邊界。
至此，吞噬了大半個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巨獸，已經將香港這塊肥肉置於嘴邊。
吃掉香港這塊肥肉，是日本帝國向太平洋擴張的既定國策。
1936年6月3日，東京城內碧水環繞的皇宮。
令人賞心悅目的櫻花怒放季節早已過去，即便是皇宮花園，也是好花不常在，只留下殘枝敗葉的凋零景象。甫及中年的天皇裕仁一身戎裝，端坐在高大的御座上，面目冷竣地翻閱著剛剛擺到案上的兩份奏摺。奏摺封面分別赫然寫著一行大字：《帝國國防方針》、《帝國軍隊用兵綱領》。
奏摺是裕仁的叔輩、資深望重的參謀本部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呈遞上來的。裕仁對其中的內容要義早就耳熟能詳。
自從1931年9月中旬日本關東軍製造“九·一八事變”，乘機吞佔中國東北三省以來，軍部擴大戰爭的慾望越來越迫切，胃口越來越大。1936年2月26日凌晨，幾百名激進的少壯派官兵發動“清君側”政變，襲擊首相和大臣們的官邸，揚言要誅殺主張維持中日現狀的保守派大臣和政客，推擁天皇親政，實行“昭和維新”。天皇無法容忍這些狂妄的下層官兵隨意殺戮自己信賴的重臣，下令軍部討伐叛亂。平亂後組成的日本內閣，卻從此倚賴和震懾於軍部干政的指揮刀下。軍部向外擴大戰爭的主張和部署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了。
“為了與英、美為首的白種人抗衡，必須建立以日本為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
“必須以經營中國大陸為首要目標，以建立滿洲為中心，牽制北部正面之敵蘇聯，攻擊背後的蔣介石。”
“無論是南進，還是北進，都必須實現全國意志的統一和國家的高度國防化。”
有關這一切主張和部署，裕仁都已從先前的奏摺和御前會議中瞭解得一清二楚。他要的就是日本列島乃至全世界都向他這位天照大神的後人稱臣。軍部雖然有點強悍不羈，卻正好充當他爭霸宇內的鷹犬。既然有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作為駕馭軍部的無形韁繩，他又何必對軍部管束太多呢？裕仁一邊翻閱奏摺，一邊思量著要對正在候旨的載仁親王說些嘉勉話，忽然發現在《帝國國防方針》的奏摺裏，寫有“將英國作為假想敵國”的字樣，不由一愣。這是他第一次看見軍部有如此新奇的想法。他打開《帝國軍隊用兵綱領》，只見第五項中寫著：
在以英國為敵國作戰時，應遵循下列要領：
作戰初期的目的在於擊敗東亞的敵人，摧毀其活動的根據地，並殲滅由其本國駛來的敵艦隊主力。
陸海軍作戰的要領應相機制定之。
裕仁抬起頭，威嚴地盯著載仁親王，問道：“為什麼要增加對英作戰一項？”
對於天皇的這一垂詢，載仁親王早有準備。不過，因為事關日後日軍南進戰略的取捨，他還是沉吟片刻，才字斟句酌地回答：“英國最近加強香港和新加坡的防務，國際形勢不穩，為了預防萬一，就加上這一項。”
“朕明白了。”裕仁合上眼睛，口角邊似乎露出一絲微笑。
天皇垂詢對英作戰，認可摧毀英國在遠東的根據地——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戰略設想，這一消息使參謀本部上下興奮不已。三年之後，即1939年8月，參謀本部綜合有關情報資枓，精心製作成比例為二萬五千分之一的《香港附近防禦設施圖》。該圖詳細標明英軍在香港各地的據點、炮臺、兵營、彈藥庫等軍事設施的位置和兵力配備情況，供大本營發給作戰師團大隊長以上的軍官參考使用。後來利用該圖攻佔香港的日軍第38師團參謀長阿部，回憶當初他看到該圖時的心情說：
“中央印刷的九龍半島、香港地區要塞、主要陣地等地圖資料，細緻入微，一目瞭然，使人驚歎。我對平素深入偵察的參謀本部深表敬意。”
這年年底，日本大本營批准1940年度對華作戰計劃，其中明文規定“中國派遣軍在香港方面的作戰要領”：
一、在戰爭開始之後，應立即以空軍摧毀香港附近的空軍部隊，並努力殲滅敵人停泊的艦艇。
二、第21軍一部應主要從陸地正面攻佔香港。
這裏說的“第21軍一部”，指的是第38師團。該師團後來編入專門負責華南作戰的第23軍戰鬥序列。
1940年五六月間，德國在歐洲戰場發動西線大攻勢。法軍一觸即潰，法國貝當政府投降；英軍丟盔卸甲，從敦克爾克敗退本土。德軍的“閃電戰”，贏得閃電般的勝利。日本朝野上下為之興奮不已，大本營陸軍部唯恐趕不上瓜分世界的“最後一趟公共汽車”，遂於同年7月3日召開首腦會議，確定採取以南進為目標的戰略決策。首期作戰目標，就是攻佔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新加坡和馬來半島，擴張“大東亞共榮圈”。
與此同時，大本營海軍部也開始制定襲擊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夏威夷珍珠港的計劃。
1941年8月9日，日本大本營決定，以11月底為最後期限，完成“南方作戰”所有準備工作。
即將震撼全球的太平洋戰爭正在醞釀之中……
1-2 撤退還是救援，邱吉爾不置可否
港督電請撤退，駐港英軍總司令卻電請增援。邱吉爾乾脆覆電：“所提建議皆錯……”。
1941年初夏的倫敦，到處是殘牆斷垣，到處是炸彈坑和瓦礫場。
這個曾經以繁華顯赫於世的英國首都，在蜂擁而至的德國飛機輪番轟炸下，已經變得體無完膚。
上年3月7日晚上起，德國空軍大將戈林親自率領大批戰機，不間斷地對倫敦進行狂轟濫炸。第一波轟炸竟然連續炸57個夜晚。其中最猛烈的一次，是10月15日晚上，德軍出動飛機480架次轟炸倫敦，投下炸藥386噸、燃燒彈7萬枚。1941年5月間，德機又幾度轟炸倫敦。
屢遭轟炸的倫敦，已經算不上是一座物質意義上的城市。可是，它仍舊是一座精神意義上的城市，是統治著當時世界上四分之一土地的大英帝國的精神之都。
首相溫斯頓·邱吉爾跨出地下指揮所的鐵門，迎著晨曦，走在彈痕纍纍的大街上。經歷長夜不眠的思慮、爭議和決策之後，邱吉爾喜歡在晨曦中漫步長街，讓清新的涼風吹拂由於整夜絞盡腦汁地與德國元首希特勒較量而逐漸稀疏脫落的頭髮，從中獲得新的靈感與活力。處在戰爭的驚濤駭浪裏，舵手應該始終保持心境的平靜。
此刻，邱吉爾卻難以保持平靜的心境。他的內心甚至有點焦躁不安。
這種焦躁不安是由於無能為力、無計可施而造成的。
昨天晚上，他先後收到來自香港的兩份電報。電報分別是香港總督羅富國爵士和英軍駐港陸軍總司令賈乃錫少將打來的。兩人在電報中彙報的都是香港防務問題，彼此的意見卻針鋒相對，最後只能電請邱吉爾定奪。
羅富國在1937年12月就任香港第20任總督。在此之前，他一直被派駐非洲英屬殖民地任職，調任前官至圭亞那總督。羅富國對亞洲，尤其是對中國事務，知之甚少。上任後，他目睹日軍大舉侵華，威逼香港，內心頗為不安。他主持下的港英政府一度宣佈對中國抗日戰爭保持中立，藉此希望日軍能對香港“井水不犯河水”。隨著戰局發展，他逐漸同情和半公開地支持在香港舉行的抗日宣傳活動。1940年6月，當日軍再度進佔深圳等地之後，港府宣佈香港進入非常時期，開始將英籍婦孺撤退到澳大利亞，同時徵召英僑入伍，加強軍事防禦設施。不過，羅富國心裏並不希望在其任上和日軍公開對陣。由於身體多病，他只希望能在1941夏天任期將屆4年之時退休離港，遠離是非之地。因此，他致電倫敦，建議撤退香港的所有軍事力量與裝備，“以避免日本人進攻之後引起的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英軍駐港司令官賈乃錫少將卻強烈反對羅富國的主張。他聲明：香港需要的是更多的軍隊。他致電倫敦，正式請求增援。賈乃錫的意見得到遠東英軍總司令、空軍大將布魯庫·包法姆的贊同。他強烈要求首相給香港增派兩營援軍。
撤退，還是增援？
撤退？邱吉爾鄙棄般地看著路邊被擊落的德機殘骸。自從1940年5月底6月初英國遠征軍和部分法軍從敦克爾克大撤退至英倫本土之後，歐洲大陸已經任由德國納粹軍隊橫行。大英帝國岌岌可危，再也經不起撤退，也絕不能再撤退。他曾經像一頭雄獅，咆哮著痛斥英國能否堅持戰鬥的論調：
我們不能鬆懈，也不能失敗，我們要抗戰到底。我們要在大海大洋上作戰。我們越戰信念越堅，空軍越強。我們不顧一切犧牲，保衛我們的島國。我們要在海濱作戰，要在登陸的地方，在田野裏，在街頭上，以及在群山中作戰。我們永不屈服！
撤退，當然不是邱吉爾所欲為。他在戰爭中出任英國首相，就是為了不使大英帝國從原來的版圖上撤退。
增援？邱吉爾望著正在大街上出操跑步的一隊加拿大士兵，心頭一陣苦笑。在上年夏天敦克爾克的倉皇大撤退中，大約30萬名英國遠征軍士兵除帶回隨身攜帶的步槍和刺刀之外，只帶回幾百挺機關槍，其餘所有重型武器都喪失殆盡。而在英倫本土上，堂堂英國陸軍只剩下野戰炮500門，坦克200輛。步兵連隊中，平均4個人才有1桿槍，有的連隊甚至平均6個人才有1桿槍。英軍已不能靠實力而只能靠勇氣去對付入侵者了。為了安撫民心，邱吉爾調令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的數千名官兵火速增援英國，還故意下令讓這些官兵定期到倫敦市區出操和遊玩，使英國老百姓看到援軍已到，不再驚慌。現在，與英倫本土遠隔數萬里的香港竟也要求增援，豈不讓早就捉襟見肘的邱吉爾哭笑不得？
退又不是，援又不能，邱吉爾在兩難的抉擇中，意識到這實際上是“永無日落”的大英帝國行將衰落而生發出來的難題，因而益加焦躁起來。
他想起上年夏秋間英國三軍參謀總長對遠東軍事形勢的建言：
日本正伺機將英國勢力從中國和香港趕走，香港守軍將無法長期抵擋日軍的攻擊。即使我們可以向遠東派遣強大的艦隊，面對已經在中國大陸上站穩腳跟的日軍，能否確保香港仍屬疑問。無論如何，香港都不能作為海軍的前進基地了。香港既然不能救援，也不能長期堅守，就只能當作一個盡可能長期保持的前哨陣地來對待。要堅決頂住主張增援香港的壓力。
邱吉爾沉思半晌，向後揚起食指，示意尾隨身後的機要秘書走上前來，然後口授電文，作為對有關香港的兩種對立意見的答覆：
所提建議皆錯。如日本對我開戰，則無希望守住或救援香港。在那裏增加我方損失，極屬不智。不僅不應增兵，反而應將駐軍減少到象徵性的程度。那裏發生的一切糾紛，都必須留待戰後的和平會議解決。我方應避免在難以堅守的陣地上消耗實力。日本若對英帝國宣戰，諒必醞釀已久，因而無論香港守軍有二營或六營，都不會影響其決策。我寧願那裏的守軍少一些，但任何撤離行動都必然引人注目，招致危險。
到底是撤退，還是增援？邱吉爾都沒有明確表態。
不表態，其實也是一種表態。即：無論撤退，還是增援，香港都要守下去。
因為，香港是鑲嵌在大英帝國皇冠上的一顆東方明珠，是皇家軍隊在遠東立足的前哨基地。
1-3 “蔣委員長對於香港期望甚殷”
共赴國難，蔣介石發表抗戰宣言。日軍參謀將沙魚涌視為是“香港援蔣物資的海上走私根據地”。重慶需要通過香港向海外籌集抗戰經費。蔣介石遙控“軍統”，將日軍勸降的“桐工作”玩弄於股掌之中。中、英互派軍事代表團，分別進駐香港、重慶。
當時，香港也是抗戰的中國爭取外國支持和援助的唯一門戶和海上通道。
當時，國際輿論公認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為中國抗戰的領袖。因此，日本軍方深惡痛絕地將香港稱為“援蔣基地”。
自從1841年英軍佔領香港以後，無論歷史風雲如何變幻，香港都會在祖國危難的關鍵時刻，成為援助祖國大陸的“XX基地”。
因為香港始終和中國大陸同聲相求，同氣相通。香港華人本來就是中國人，血濃於水。
現在，中國在抗戰，香港自然成為援助中國抗戰的海外基地。
中國的抗戰，肇始於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悍然侵佔東北三省。可是，此後數年中國軍隊抵禦日軍侵略的戰鬥，充其量只屬於局部的抗戰。
面對日軍佔領東北、繼而向華東和華北擴張的步步進逼，蔣介石雖然也曾揮軍抵擋，但卻認為未到國家存亡的“最後關頭”，因此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調集重兵，致力圍剿實行武裝割據以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同時壓制國民黨內部敢於挑戰其個人獨裁地位的反蔣派系。
蔣介石的行徑，終於逼反不願繼續“剿共”的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和西北軍首領楊虎城。1936年12月12日，張、楊兩人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前來督戰“剿共”的蔣介石及其隨從官員，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一年前歷經二萬五千里長征而抵達陝北的中共紅軍派周恩來為代表，趕赴西安，分別和蔣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齡、妻舅宋子文，以及張學良、楊虎城談判磋商，各方最終達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口頭約定。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今北京）近郊盧溝橋演習的日軍突然進攻國軍駐守的宛平縣城，隨後更集結各路日軍，圍攻國軍第29軍駐防的北平、天津等地，擴大侵略的野心暴露無遺。
7月8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等中共黨、政、軍領導人聯名致電正在江西廬山緊急召集軍政會議的蔣介石：
日寇進攻蘆［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疏失。敬懇嚴令廿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
電文中提及的“三中全會”，指的是1937年2月15-22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五屆三中全會。
此次會議前夕，中共在2月10日發出“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公開提出只要國民黨將下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即：（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冶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則中共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這意味著，中共願意在國民黨改弦易轍的前提下，和國民黨攜手共赴國難，一致抗日。
鑒於“西安事變”後全國輿論普遍要求團結抗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宣佈：“苟國家既處此非常之勢，吾人對內唯有以最大之容忍與苦心，藉求全國國民之團結；對外則絕不承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果主權蒙受損害，超過忍耐程度，則決然出於抗戰。”
因此，“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國民黨高層隨即決定奮起抗戰。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抗戰宣言，宣佈：
最後關頭一至，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從此，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的新階段。
全面抗戰的浪潮迅速漫延香港。香港成為國民政府向海外採購各種抗戰物資的聚集地和轉運地。
當時，國民政府在香港設有專門負責對外採購和對內輸入軍用物資的各種機關，如軍政部武器購入部、中央信託局、貿易局和交通部駐港辦事處等等。空運方面，香港啟德機場每天都有定期飛往重慶的班機，如需要運輸大批貨物，還可隨時增加航班。海運方面，儘管日軍艦艇封鎖中國沿岸港口和海面，但是數不清的帆船、舢板仍然在香港和中國軍隊不時收復的東南沿海某些港灣之間，編織起四通八達的走私網，像螞蟻搬家一樣，將港九倉庫裏堆積如山的軍用物資，悄悄地送進大陸各地。
這個走私網的第一集散地，在今天已經默默無聞。它位於新界東部，大鵬灣以北，當時是一個小漁港，名叫沙魚涌，距當今以“中英街”購物吸引遊客的沙頭角以東約20公里。當時親到現場偵察，事後參與草擬進攻香港計劃的日本參謀本部第二課課員漱島龍三大尉，在向參謀本部部長田中新一少將報告時，曾經一再強調：“沙魚涌是香港援蔣物資的海上走私根據地。”
處在關山萬里之外的抗戰大後方的陪都重慶，不僅需要依靠香港轉運外國軍援物資，還需要通過香港向海外籌措抗戰經費。
中國銀行的總部設在香港，董事長宋子文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香港與英方洽商借款事宜。從1938年起，宋子文和英國駐華大使克拉克·卡爾在香港多次磋商此事。經兩人斡旋，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的代表，在倫敦正式簽署《設立中國國幣平準匯兌基金合同》。合同規定：中、英雙方各提供500萬英鎊，組成平準基金，用於維持由於戰爭而急劇下跌的中國法幣的匯價。這是中國在抗戰期間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平準基金合同，也是宋子文在香港突破英國乃至西方列強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實施隔岸觀火式的“中立”政策的第一步。
1941年4月1日，宋子文又以中國國民政府代表的名義，在華盛頓分別與美、英兩國政府代表簽訂中美、中英《平準基金協定》。通過這兩個協定，中國獲得5000萬美元外匯和1000萬英鎊貸款（當時約合4000萬美元），用以維持幣制和採購物資。美、英兩國從此資助中國抗戰。
同年5月11日，設在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通過香港，向海外華人發起戰時公債勸募活動。香港各界團體共1500多個單位積極參與此項活動。到7月5日，香港認購中國戰時公債達1200多萬港元。在此前兩天，即7月3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香港創辦的《國民日報》，以《九龍商業總會響應勸購戰債運動》為題，刊登重慶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秘書長黃炎培寫給港商領袖周壽臣等人的信件稱，重慶已收到海外各地的認購戰時公債款共1.2067億餘元。信中讚揚香港各界資助祖國抗戰的義舉，說：
此次香港募債運動，得公鼎助，順利進行。
蔣委員長致訓，頗表嘉勉。同時對於香港，亦期望甚殷。諸公熱心同事，協助勸募，將來成績所獲，定可媲美陪都。
蔣介石坐鎮陪都重慶，對香港在中國抗戰中的作用還有另一番運籌。1939年下半年，曾經以凌厲攻勢佔領中國大片國土的日軍，終於因為需要分兵把守，而陷入勢窮力蹙的窘況。日軍轉而用“停戰”、“勸降”的手段，誘逼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放棄抵抗，與日本共建“大東亞共榮圈”。為此，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起用參謀本部的鈴木卓爾中佐，擔任日本駐香港的武官，負責秘密與重慶政府聯絡及談判。
同年12月27日，鈴木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牽線搭橋，首次秘密會晤正在香港為國民政府採購抗戰物資的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宋子良。
宋子良是當時民國權貴名門宋家的第五個兒子。他的大姐宋靄齡是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夫人；二姐宋慶齡是已故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的夫人；三哥宋子文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現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四姐宋美齡是蔣介石的夫人。
宋子良對鈴木說：
倘使日本是尊重中國的名譽和主權的，重慶政府有和平會談的準備，因此希望日本在承認汪兆銘政府之前，認真同重慶政府協商。
中國方面為了和平是希望美國等第三國從中調停的，但不管怎樣，日華兩國在開始談判前必須休戰，而且日本必須保證撤兵。
當時，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名兆銘）已經投靠日本，正在日軍的保護下，籌組全國性的漢奸偽政權。宋子良的這番話轉達重慶政府對日本的要求：一、日本在承認汪偽政府之前，應與重慶政府協商；二、兩國既要和談，就必須休戰，日本必須保證撤兵。
不過，日方對宋子良的身份及其能否代表蔣介石存在疑問。因此，鈴木在此後和宋子良的密談中提出，重慶方面應該迅速派遣能夠負責重慶政府中樞政策的秘密代表來香港，與日本方面的秘密代表開誠佈公地會談。
1940年2月10日，宋子良在與鈴木的第四次密談中表示，自己已向蔣介石及宋美齡彙報，蔣介石決定派出授權代表，與日方高層代表在香港談判。
同年2月14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謀今井武夫大佐到達香港，偕同鈴木與宋子良、張治平會晤。會晤的地點在臺灣拓殖公司在香港經營的東肥洋行會客室。今井武夫後來憶述首次與蔣介石的妻弟宋子良初次見面的印象，說：
他果真是宋本人嗎？當然不可能斷定。這人四十歲左右，白皮膚，身長不高，約五尺二、三寸，英語流利，手裏時常拿著雪茄煙，態度很有禮貌。
當時，宋子良對今井武夫和鈴木說：
希望在舉行日、華兩國政府正式和平會談前，二月底首先在香港舉行兩國秘密代表各有三人出席的圓桌預備會談，討論和平條件。
重慶政府對於這次的秘密討論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它的代表都攜帶著委任狀。同時，宋美齡也預定前來香港，從側面進行援助。
日方對宋子良轉達的重慶信息極其重視。2月17日，今井武夫回到南京，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大將報告詳情。19日，他飛往東京，向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和陸軍大臣畑俊六報告。日本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協商之後，決定同意重慶的提議，在香港舉行圓桌預備會談。21日，參謀次長將此事上奏天皇。
日本大本營隨即派參謀本部第八課長臼井茂樹大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派今井武夫和鈴木，作為直接與重慶政府代表密談的三名日方代表，並且將此次誘降蔣介石的密談，命名為“桐工作”。
為了勸降蔣介石，日軍在“桐工作”進行期間，不僅推遲汪精衛籌組的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計劃，還延緩對湖南戰略重鎮長沙發起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3月2日，重慶政府派來的三名代表抵達香港，其中有早在香港的宋子良，以及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和中國前駐德使館參事、現任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不久，香港報刊還刊載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在同月5日因病到香港休養的消息。
同月7日至10日，每晚大約從9時到深夜，中、日密談代表都在東肥洋行二樓進行密談。中方代表向日方表示，除利用無線電報，及時向重慶報告密談進展之外，還特別設立聯絡組，每天乘班機往返於香港和重慶之間，因而在第二天的會議之前，就可以得到政府中樞的指示。日本駐港特務機關及其指揮下的華南洪門致公堂對中方代表的跟蹤監視，也證實中方代表所言不虛。
不過，對於日方代表敦促重慶政府承認其扶植的“滿洲國”偽政權、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加強“日華提攜合作”等條件，與會的中方代表不僅一一以拖字訣拆解，而且反過來要求日本不能視中華民國為征服國，應該將其在華軍隊從速撤退。由於日軍在上海有意向新聞界透露此次密談的消息，中方代表還對日方提出強硬抗議，要求取締此類新聞報道，並聲明這是蔣介石特使的指示。
5月13日，宋子良、章友三和今井、鈴木繼續舉行密談。密談地點改在九龍的半島酒店243室。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特派員阪田誠盛親自擔任翻譯。
為了進一步辨認宋子良的身份，鈴木派人從門鎖的洞眼偷偷拍攝宋子良在會談中的照片。隨後，今井專程將照片帶到南京，給早前隨同汪精衛投降日本的陳公博、周佛海等原國民黨高層人士辨認。他們有的說照片裏的人像宋子良，有的說不像，有的說更像宋子良的弟弟宋子安。無論如何，日方都認為這個自稱是宋子良的人可以幫助他們接上直通蔣介石的聯絡網，推進勸降的“桐工作”。
6月4日至6日，根據中方建議，密談地點改到澳門海邊的一座空房子進行。日方代表出示日本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的委任狀，中國代表出示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親筆簽署的委任狀，並且蓋有該委員會的公章和蔣介石的私章。
雙方代表最後商定：中、日兩國將直接舉行高層秘密和談。日方將派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以及汪精衛出席，中方將由蔣介石或其特使出席。至於和談地點，日方提出在其佔領的上海或分別由英國、葡萄牙管治的香港、澳門舉行；中方則希望在重慶或長沙舉行。
會後，中方進而堅持在國軍成功固守而日軍久攻不下的長沙城內，舉行板垣、蔣、汪的三人高層密談。
6月下旬，日方要求重慶政府作出書面保證，確保對出席三人密談的日本和南京汪偽政權代表的安全，重慶方面卻以有礙保密為由，加以拒絕。
7月中旬，日本內閣改組，主張強硬征服中國的東條英機出任陸軍大臣，認為駐華日軍誘降蔣介石及其重慶政府的行動是浪費時間的越權行為。9月下旬，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停止一無所獲的“桐工作”。
1945年6月上旬，日軍捕獲正在浙江從事抗日活動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骨幹成員曾廣，將其關押在上海日軍憲兵隊監獄。監獄給犯人放風的時候，5年前曾經在香港參加“桐工作”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特派員阪田誠盛正好也在場。他驚訝地發現：這個自稱叫曾廣的人，正是昔日在香港密談的“宋子良”！
兩個多月之後，日本宣佈戰敗投降。曾廣（實名曾政忠）出獄，成為接受日軍投降的勝利者。曾經在香港、澳門等地對他進行“桐工作”的今井武夫，則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眾官員一起，被關押在國軍接收的南京監獄。
1953年，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到日本，探訪已經遣返回家的今井武夫，揭曉當年和日方代表秘密會談的內情，說：“會談是在蔣介石和戴笠直接領導下的絕密事情，重慶政府也是寄於極大期望的。”
原來，駐華日軍滿懷希望勸降蔣介石的“桐工作”，其實被蔣介石和“軍統”首領戴笠指揮下的幾名特工人員，在香港偷龍轉鳳般地玩弄於股掌之中。其結果，不僅滯緩日本扶植汪偽政權及進攻長沙計劃，而且暗藏反過來誘捕板垣征四郎和汪精衛於長沙的殺機。如果不是日本內閣改組，東條英機上台，駐華日軍一廂情願的“桐工作”還不知道如何跌宕起伏地演繹下去呢。
蔣介石遙控“軍統”在香港玩弄日軍的“桐工作”，只是將計就計的權謀博弈。中國堅持抗戰，促使英國放棄早前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的政策，實行兩國間的軍事合作，才是光明磊落的正義之舉。
1940年8月，蔣介石派海軍少將陳策率領重慶軍事使節團常駐香港。陳策向港英政府建議在香港組建華人義勇軍，由英方提供武器裝備乃至海、空支援，使之與正在華南敵後抗戰的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轄下兩個軍一起協同作戰，保衛香港。然而，英方對“武裝華人”之議向來猜忌甚深，組織香港華人義勇軍一事被擱置下來。不過，駐港英軍很快向重慶派駐情報官，還在毗鄰香港的廣東沿海各地組織起由華人參加的防空情報網，以加強香港的防空能力。中、英雙方在香港防務上開始有初步的合作。
1941年1月，英國派丹尼斯少將到重慶，擔任駐華大使館武官。他負有一項秘密使命，即一旦英、日開戰，就領導英國援華軍事使節團，與中國軍方進一步商洽聯合作戰事宜。後來，這個使節團稱為第204軍事使節團。丹尼斯到重慶之後，與中方密洽軍事合作戰略：雙方除聯合出兵保衛緬甸之外，一旦香港遭到日軍進攻，中國軍隊應向廣東及日軍後方採取攻勢，以減輕香港守軍的壓力。
香港的安危，和祖國抗戰的成敗聯繫在一起。
1-4 宋慶齡在港發起“一碗飯運動”
宋慶齡笑迎參加“一碗飯運動”委員會成立典禮的中外嘉賓，寫下“日X所至，骨肉流離，凡我同胞，其速互助”的題詞。香港商業社會動員起來，為祖國抗戰做善事。團結抗戰的氛圍，使宋氏幾姊弟重歸於好。
1941年7月1日晚上，港島灣仔的英京酒店燈火輝煌，冠蓋雲集。
已故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穿著旗袍，端莊典雅地站在花團錦簇的大堂中央，微笑著歡迎前來參加香港“一碗飯運動”委員會成立典禮大會的中外嘉賓。
“一碗飯運動”發源於美國。1938年7月17日，美國友人和旅美華僑組織中國平民救濟協會，倡議各方人士每人捐獻一碗飯的錢幣，集腋成裘，賑濟因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難民。不久，美國48個州的2000多個城市共有100多萬人響應號召，踴躍捐款。隨後，這一運動還擴展至其他國家的華人聚居地。
這一運動引起宋慶齡的重視。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後，宋慶齡來到香港，聯絡在華外國友人組織“保衛中國同盟（China Defence League）”（簡稱“保盟”），協助外國友人在華創辦“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簡稱“工合”），促進國際援華賑濟的各項工作。她決定通過“保盟”在香港發起“一碗飯運動”，為“工合”募捐，通過組織以工代賑，更有效地救助國內的傷難者。
1941年5月初，香港中外人士籌組“一碗飯運動”委員會，宋慶齡任名譽主席，立法局華人首席議員羅文錦任主席，香港政府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賽爾溫·克拉克任副主席。委員會議定的募捐方式為：由委員會發售代用券1萬張，每張2元；購券者可食一碗炒飯，由參與贊助的酒樓茶館專門提供；預計全部收入兩萬元，將如數捐贈給“工合”，作為該組織的救濟基金。
孫夫人在香港發起“一碗飯運動”，這一消息迅速傳遍香港餐飲行業。5月25日，港九地區的酒樓、茶室、茶居、西茶、飯店等五行商會召開會議，商議實施辦法。威靈頓街麗山餐室業主溫梓明首先寫信給“一碗飯運動”委員會，要求作為第一個認捐人，捐飯500碗，定名為“救國飯”。其他業主也競相認購，至5月底，已有13家業主認捐5000多碗。“一碗飯運動”尚未正式開始，便已先聲奪人。
同年7月1日的香港“一碗飯運動”委員會成立典禮之夜，可謂香港政、商兩界的中外名人大聚會。到會的150多名嘉賓中，有駐港英軍陸軍司令賈乃錫、海軍司令哥連臣，有輔政司史美夫人，醫務總監司徒永覺和夫人克拉克，還有立法局華人首席議員羅文錦大律師、香港中國銀行行長鄭鐵如、華商總會主席郭泉、港商領袖周壽臣等。
宋慶齡在熱烈的掌聲中登臺，用英文致開幕詞。宴會大廳回蕩起她那溫柔而堅定的女中音：
一碗飯運動是同情於我們抗戰建國而發揚民主精神的表示。今晚在香港首次舉行，並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們都來參加，這是何等有意義！
香港的一碗飯運動，更含著一種深長的意義，因為這次捐款是要幫助工業合作社去組織及救濟難民、傷兵。這是鞏固經濟陣線，是生產救國，是幫助人們去幫助自己，是最妥當的一種救濟事業。工業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組織，我們以這樣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飯運動，來使工業合作社完成救濟事業，豈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嗎？
因故未能出席“一碗飯運動”成立典禮的港督羅富國，特意給宋慶齡等人送來賀信。接著，與會的幾位外國友人登臺發言，表達援助中國抗戰與救濟難民之情。會上，還由新西蘭著名記者路易·艾黎放映他在中國實地攝製的新聞紀錄片，即場拍賣宋慶齡等人捐贈的文物和紀念品，作為“一碗飯運動”的首批捐款。
由政要與富商名人出席的成立典禮大會，拉開了香港“一碗飯運動”的宣傳序幕。在此後一個月的時間裏，香港文藝界、新聞界的中外進步人士紛紛為動員香港同胞參與這一運動而奔走呼籲。
劇作家于伶在報上熱切地傾吐心聲：“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飯的人，多多購買｀一碗飯運動´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飯的人，無力購買｀一碗飯運動´券，也能瞭解｀一碗飯運動´的意義。我希望現有各飯莊、各餐室、各酒店所捐獻的一碗炒飯總數賣完了，再捐。我希望現有的｀一碗飯運動´券賣完了，再印。”
1937年10月曾經到延安採訪毛澤東的新西蘭作家和記者傑姆斯·貝特蘭，在為中共秘密在港創辦的《華商報》“一碗飯運動特輯”題詞中寫道：“你，中國的朋友，在香港的飯店裏買一碗炒飯，黃河邊上那千萬無家可歸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過著快樂的生活。”
8月1日，“一碗飯運動”正式在港島的麗山、樂仙、英京、龍泉、廣州、漢商、天燕、小祗園、金星、金門、南京、北極、怡安等13間酒家餐館舉行。當天出版的《華商報》特地刊登宋慶齡專門寫的題詞：
“日X所至，骨肉流離，凡我同胞，其速互助。”
這裏的“日X”，原文為“日寇”。因為港英政府在中日戰爭期間實行“中立”政策，港府新聞檢查條例規定，不能將日軍稱為“敵軍”，更不能斥之為“日寇”，所以香港報刊只能以“X”暗指敵寇。
這天清晨，克拉克夫人和廖夢醒等“保盟”工作人員分赴資助“一碗飯運動”的各間酒家餐室巡視。這些酒家餐室早已做好各項準備工作，佈置得煥然一新。有的高懸“愛國之門”的匾額；有的拉起“歡迎來吃救國飯”的橫幅；有的闢出廳堂，專門接待來吃“一碗飯”的顧客；有的還免費給這些顧客供應茶水。來往主要街道的公共汽車，車廂兩旁張貼著標語和宣傳畫，上面寫著：“為祖國無家可歸的難民請命！”“多買一碗飯，多救濟一個難民。”
香港各界人士，無論富人、窮人，無論中國人、外國人，也無論男女老幼，但凡目睹此情此景，無不肅然動容，泛湧起愛心與熱血，競相前來購食這援助中國傷難者的“一碗飯”。這時，人們發現，平日被冷冰冰的金錢關係浸潤得疏遠麻木的同胞，原來也可以為著同一個博愛的目標，突破富貴貧賤的界線，走到一起，步向心心相通的世界。
通常埋頭向錢看的香港商業社會，因此振作起來，為抗戰的祖國做善事。
從8月1日起，一連三天，是香港開展“——碗飯運動”的預定時限。其中，8月2日和3日適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在這最後兩天時間裏，香港華人相繼扶老攜幼，全家出動，以購食到一碗不尋常的炒飯為榮。
由於不斷有顧客要求延長購食“一碗飯”的時間，參加贊助這一運動的酒家餐室在8月3日以後，大多仍然繼續此項服務。其中，樂仙和小祗園這兩家酒店一直延至8月30日。
9月1日，宋慶齡在英京酒店主持“一碗飯運動”結束典禮。義務司理向與會人士報告，在扣除各項開支之後，“一碗飯運動”純收入為港幣22144.95元、國幣610萬元。英國賑華會香港分會的代表在會上當即表示，願意再捐款，使之湊足港幣25000元，這些捐款立即全部捐贈“工合”。
——位“保盟”成員在晚年幽默地回憶起他親眼看到的香港富人為“工合”捐款的情景：
廖夢醒的母親——直爽的何香凝，拉著何東爵士——香港的中國首富——的女婿羅文錦的右手，硬是逼著他寫下捐款的數額。其他名人排成隊，挨個來，為“工合”籌到了一大筆錢。
這就是當時流行的愛國口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寫照。——廖老太太“有力”，而她捕捉的對象“有錢”。但實際上，有錢人之所以覺得難以拒絕，是因為宋慶齡在場。
“一碗飯運動”只是宋慶齡通過“保盟”在香港為祖國抗戰進行募捐和宣傳動員工作的一個事例。類似這樣的事例還很多：
早在1939年，“保盟”就發起援助新四軍傷病員的“兩萬條毛毯運動”，得到美國醫藥援華會、加拿大維多利亞醫療援華會、新西蘭左派俱樂部、澳大利亞悉尼華僑救濟難民基金會等團體的熱烈響應，順利完成預定的目標。
“保盟”協助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援華團體，在中共領導的晉察冀抗日民主根據地創辦國際和平醫院，派去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等外國醫生，輸入大批醫療器械和藥品。在短短幾年之內，國際和平醫院迅速發展到有8個中心醫院和42個分院的醫療網。
“保盟”通過編輯出版《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等20多種英語宣傳刊物，努力向全世界介紹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和外國友人支援中國抗戰的感人事蹟，使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有機地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聯結在一起。
“保盟”成為宋慶齡在香港宣導海外援華抗戰活動的中堅團體。這一團體是在中共領導人之一的周恩來和廖承志的大力支持、協助下創辦起來的。
1938年2月，周恩來在武漢託曾任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參贊、身兼英國情報部駐華要員而實際上為共產國際駐華要員的新西蘭籍記者貝特蘭，將一份關於八路軍傷病員急需醫療服務的報告帶到香港，交給宋慶齡，請她協助解決。
3月間，貝特蘭來到香港，應邀出席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召開的一次會議。廖承志在會上提議組織一個對外接洽援華救濟事務的大型團體，以便和西方國家的援華團體聯繫，並向海外華僑和外籍人士募捐籌款。他建議請寓居香港的宋慶齡擔任這一團體的主席和實際領導人。宋慶齡慨然挑起這一重任，還推薦她的弟弟、當時擔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擔任會長。
同年6月14日，以宋慶齡為主席、宋子文為會長的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克拉克任名譽書記，香港大學教授諾曼·法朗斯任司庫，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愛潑斯坦任宣傳。廖承志兼任“保盟”中央委員。廖夢醒、鄧文釗、鄒韜奮、金仲華等人都是“保盟”工作的熱心參與者。
應邀署名發起成立“保盟”的中方要人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抗日名將馮玉祥等。外國名人有印度的尼赫魯、美國黑人藝術家保羅·羅伯遜、美國在華女作家賽珍珠等。
“保盟”在成立宣言中宣佈，“保盟”目標有二：一、在現階段抗日戰爭中，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進一步努力以醫藥、救濟物資供應中國；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強此種努力所獲得的效果。
“保盟”會址最初設在港島育賢坊8號一層，只有一房一廳。後來搬到宋子文在西摩道21號的一幢兩層樓的小洋房，辦公條件大為改善。
“保盟”沒有開辦經費，一切全靠白手起家，最初只能以手刻油印製作宣傳品。工作人員大都是自願盡義務者，只有兩三個人從工作中領取基本生活費。
愛潑斯坦在90年代初期出版的《宋慶齡傳》一書中，回憶當時的工作情景說：
本地富裕人家的太太和家在香港的國民黨要員的夫人們都自願為保盟義務工作——多半是因為能與孫夫人一起工作是件光彩的事。她們捐贈或幫助徵集許多古董字畫，由保盟委託美國和法國的友好團體拍賣，得款資助保盟的救濟項目。不幸的是，美國不同意給這批東西免除進口稅，雖經羅斯福總統夫人接到宋慶齡等呼籲後親自出面說項，也未奏效。法國雖准許免稅，但它自己不久也打仗了，這批東西沒有賣掉，存放在中國駐法大使館裏，後經顧維鈞大使夫人的努力，才又運回香港。
香港華人首富何東爵士的女兒伊娃（何嫻姿）醫生在保盟做基層工作，非常勤苦。國民黨右派要人胡漢民的女兒胡木蘭幫助管理和分發供應品，勞動也十分辛苦。在這樣的勞作中，宋慶齡自己總是帶頭。看到高個子、臉色白皙的胡木蘭與小個子、黑皮膚的廖夢醒和宋慶齡在一起幹活，真是有意思，因為她們的父親胡漢民和廖仲愷曾經是水火不相容的政敵。為了抗戰中的民族而實現這樣廣泛的團結，全由於宋慶齡創造了必要的氣氛。
團結抗戰的融洽氛圍，也使得曾經因為政見對立而不相往來的宋慶齡與其姊妹兄弟重歸於好。
1927年4月12日，時任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在上海宣佈“清黨反共”，屠殺共產黨人。宋慶齡公開斥責蔣介石背叛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並且不顧她的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齡的勸阻，在汪精衛也決定在武漢實行“清黨反共”之後，毅然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脫離國民黨政權，遠赴蘇聯莫斯科。12月1日，宋美齡與蔣介石在上海結婚，成為民國第一夫人。宋子文則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
1931年7月，宋慶齡因其母倪桂珍突然病逝，返國參加葬禮。8月13日，她抵達上海，隨即和宋靄齡、宋子文、宋美齡等宋氏姊妹弟兄，以及蔣介石、孔祥熙等民國要人一道，到萬國公墓宋氏墓地吊唁致祭。
同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
六年之後的1937年7月7日，日軍進而發動進攻北京近郊的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宋氏三姊妹及其弟兄隨即和國人一道，投入抗戰救亡的活動當中。同年12月23日，宋慶齡離開上海莫哀里路的孫中山故居，乘輪船來到香港，致力於聯絡外國友人援助中國的抗戰。
宋子文主動邀請宋慶齡入住他在九龍嘉林邊道25-27號的寓所。這裏不僅環境清幽，安全舒適，而且可以姊弟團聚，同敍天倫，共商國是。宋慶齡欣然接受，入住該寓所的第三層。宋子文來香港時，就住在第二層。
1940年2月，宋美齡到港治病和休養，住進大姐宋靄齡在港島薄扶林沙宣道的孔家寓所。由於姊妹的邀請，宋慶齡也從九龍宋家寓所搬到港島的孔家寓所。曾經因為政見分歧而疏離的宋家三姊妹，終於在香港團聚。
1940年3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在豪華的香港飯店頂層餐廳吃晚飯的人們，忽然發現與民國政壇首腦聯姻的宋氏三姊妹——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孔祥熙夫人宋靄齡，正在溫馨的燭光下用餐。人們頓時為之驚訝不已，要知道，這是十幾年來宋氏姊妹第一次在公眾場合公開聚會呀！
美國記者艾米莉刊文報道當時的情景，說：香港的名流、英國洋行的經理和穿著時髦的夫人、小姐們隨著悠揚的樂曲，翩翩起舞。當一對對伴侶踏著舞步，經過宋氏姊妹端坐的長桌前時，“他們的頭轉來轉去，似乎人人都長了貓頭鷹似的脖子，眼睛按著英國禮貌許可的限度，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們。”“千真萬確，宋氏姊妹在那裏，全都在一起——孫夫人溫文爾雅，風采卓著，新近康復的蔣夫人容光煥發。孫夫人穿著一身黑衣服，她頭髮平滑光亮，雙眼露出歡快的神情。”“消息很快傳開，不一會舞廳看起來像擠滿人群的溫布頓鬧市區。”
3月31日，宋氏三姊妹在香港啟德機場乘機飛往陪都重慶，開始在大後方共同進行一個多月的抗戰優撫慰問工作。此後，儘管國共兩黨在共同抗戰中間有衝突，給破鏡重圓的宋氏姊妹及其弟兄們的關係再度蒙上陰影，但是，終至抗戰勝利，相對而言，抗戰時期的宋氏姊弟關係還是和睦的。這在她（他）們一生中都是少有而珍貴的時刻。
內戰，導致宋氏名門破裂；外患，則令她（他）們攜手對敵。
1-5 毛澤東電示廖承志“開口不要太大”
英方向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洽商合作，希望中共游擊隊炸毀海南島日軍機場。廖承志乘機開口喊價，毛澤東笑勸小廖：條件不要太苛刻。
1941年10月24日，香港華比銀行的樓上，來了一位中年西裝客。他穿過來往洽談銀行業務的人群，徑直敲開經理辦公室的門，聲言要見廖老闆。
秘書林小姐很有禮貌地迎上前去，對他說：“先生，我們華比銀行只有鄧老闆，鄧文釗先生。”
“小姐，不要兜圈子了，我知道在這裏可以見到廖老闆”，西裝客乾脆坐到沙發上，擺出一副不達目的不甘休的架勢。
“先生找的廖老闆是——”
“廖承志先生，原來粵華公司的老闆，鄧老闆的表親。”西裝客解釋說，他是由認識廖承志的一位朋友介紹到這裏來的，他有非常要緊的事要找廖承志商談，希望能儘快見到他。
林小姐給西裝客端上一杯清茶，請他稍坐片刻，然後引來一位矮實漢子，介紹說：“這位是連貫先生，廖老闆的秘書，您有什麼事找老闆，請跟他談。”
第二天深夜，陝北延安。萬籟俱寂，只有楊家嶺窯洞還閃爍出三三兩兩晃動的燭光。
一個身穿八路軍普通制服的中年人，正在燭光下聚精會神地批閱文件。
他正在仔細研讀一份剛剛收到的香港來電。電報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簽發的，全文如下：
（一）英遠東軍司令部駐港人員經過私人關係，於昨日找我們要求瓊崖馮白駒部與他們合作。他的計劃是要我馮白駒部去炸毀日軍在海南的飛機場，他們將炸藥運到廣州灣，而由我們運往海南。為此他們要求馮白駒派人來港學習如何使用炸藥，並以接濟馮部軍火及無線電器材為交換條件。
（二）我臨時以下列條件為對：
甲，合作對日作戰，絕不願以炸一次飛機場為限，應當以長期發展海南游擊戰爭，作為合作的先決條件。
乙，合作應由英遠東軍負責人直接與我們詳商具體辦法。
丙，為便利馮部發展游擊戰及保持與英方聯絡，應允許馮部在港設辦事處及電臺，英方應保證其合法性及人身安全，並須有一團人的機、步槍裝備運往海南交馮部。
（三）我認為，與英遠東軍取得某種合作，對我們是有利的。但我們絕不能只聽他們的命令去作冒險的特務活動，致損失自己力量。以上條件因係臨時應付，未得軍委同意，故提得較高，是否妥當並應如何與他仍繼續談判，請即電示。
（四）我本人還未和他們見面，但今日又接他們來信，約我於二十七日面談，來示務請於二十六日發來。由以上情形，也可以見英方對日南進的戒備變緊。
中年人看完電報，抬頭眺望已是東方欲曉的星空，心裏泛起調侃般的笑意：大難臨頭，高貴矜持的英國紳士們不得不放下自詡“中立”的架子，主動派人與“土八路”聯絡，商洽共同抗日的軍事合作了，這還得“感謝”四面出擊的日本兵。
他拿起桌上的毛筆，蘸好墨，龍飛風舞般寫好覆電稿，交警衛員立即送往機要室拍發。電文如下：
小廖：
二十五日電悉。同意我方與英方合作，並同意在可能條件下轟炸飛機場。條件你所提在港設聯絡機關，彼方供給槍械、彈藥、經費，幫我訓練爆炸幹部。
毛澤東 十月二十六日
“小廖”，即已故國民黨領導人廖仲愷的公子廖承志。早在1937年冬天。他就和潘漢年一道，作為中共直接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代表，常駐香港。行前，中共在重慶的最高負責人周恩來曾對英國駐華大使克拉克·卡爾說：“由於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敵，贏得我國海外華僑的欽佩，紛紛捐助物品款項，因此，我們需要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接收。請轉告港督多加關照。”
1938年1月，根據中英雙方的口頭協議，廖承志、潘漢年等人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2樓開設“粵華公司”，作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實際工作地點。
次年3月11日，在中日戰爭中宣佈實行“中立”政策的港英政府，懾於日本壓力，派出便衣警察，突擊搜查香港多個抗日團體，粵華公司首當其衝。此後，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撤銷粵華公司這個半公開的機構，其成員轉而採取投親靠友、化整為零的方式，進行聯絡和辦公。廖承志的表妹夫鄧文釗曾獲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時在香港華比銀行任華人買辦。他憂憤時局，同情和支持中共的抗日活動。廖承志和連貫就以華比銀行寫字樓作為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主要秘密辦公地點。
這一點，自然早為遠東英軍情報部所偵知。隨著日軍加緊準備南下作戰，遠東英軍不得不重視香港、新加坡等英國遠東殖民地的防衛問題。為了盡可能減少日軍突然空襲造成的損失，他們一方面將遠東艦隊的大部分艦隻陸續從香港轉移到新加坡，一方面決定借助馮白駒領導的中共瓊崖縱隊的游擊武裝，使之襲擊海南島的日軍機場，炸毀日機，消除敵患。1941年10月24日到華比銀行找廖承志的西裝客，正是英方基於後一考慮而主動採取的試探性步驟。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廖承志告訴西裝客：中共游擊隊願意與英方合作，襲擊海南島日軍機場。條件是：
一、英方應允許馮白駒部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和電臺；
二、向馮部提供一個團的槍械、裝備及相應經費；
三、幫助訓練爆破人員。
這三項條件中，後兩項原為英方主動提出，惟未明確說明接濟軍火是否以一個團為額度；但第一項條件卻為英方未曾慮及。
或許由於這個原因，英方遲至同年11月10日以後，才又派西裝客恢復與廖承志的聯繫。經過兩次密談之後，廖承志在同月14日致電毛澤東，報告談判進展：
最近與英國方面談二次，交涉情況如下：
甲，他們表示對瓊崖、東江游擊隊可儘量幫忙，甚至表示存港之五百挺輕機槍以及大批破壞性炸藥可點交，態度頗為焦慮。謂倫敦有電來云，瓊崖地方重要，對瓊之紅軍須盡力幫助云云。但對我們態度仍甚含糊，不願明說他們究竟代表何機關。對我提出的必須明說所代表機關及性質問題，第二天答覆，謂此事之最高負責為警務司俞允時。俞允時已要求與廖見面，俞要我和他面談，估計用意不外：
（一）正式表示係英方出頭。
（二）但以警察頭目來談，即表示不願談及政治條款。現找我們很急。對在港設立辦事處問題表示可同意。俞允時表示，瓊方前被港府逐出境之人可叫回港工作，但以在港不從事群眾活動為條件。
乙，廖尚未與俞允時見面，但準備與俞晤面（此事希覆示），對交涉方針，我的意見為：
（一）本毛、周指示：他急我不急，慢慢來。
（二）基本上要他錢、槍，絕對不要他們的人。
（三）要求對我瓊崖、東江甚至新四軍之武裝進行接濟。
（四）最低條件為東江、瓊崖之武裝裝備（共三個團人、槍）、醫藥和經費，以及在港設立辦事處與電臺。
（五）我們表示可派十餘人到港接受訓練使用新武器。
丙，這方朋友警告我們，謂倘與英人交易，他出錢即須聽他的話，因此我們步步提防。對此盼示。
毛澤東看完“小廖”簽發的電報，忍不住笑了。這個小廖，真有點乘人之危、漫天要價的味道。10月間初次談判，他提出要英國人提供一個團的武器裝備和經費，才過20多天，居然又增加要價到三個團。這樣獅子大開口，不把英國紳士們嚇走才怪呢。
毛澤東想到這裏，叫來機要秘書，對他口述覆電文稿：
香港小廖並告周：
寒電悉。開口不要太大，條件不要太苛，否則難於兌現，反為不好。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來電，促使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實事求是地降低對英談判的條件。
12月5日，廖承志在新西蘭籍駐港記者、實際上負有共產國際對華聯絡秘密使命的貝特蘭（又譯作伯蘭特爾）陪同下，前往拜會香港警務司俞允時（又譯作伊雲士），商談雙方合作方案。
7日，廖承志向延安密報雙方談判的進展：
近三日來，又與英方進行了三次談判：
甲，前日偕伯蘭特爾去見港警務司俞允時，談話內容係交涉設立辦事處問題：
（一）首由伯蘭特爾提議設立一“廣南公司´，由他們派人任該公司經理，我們則派人進去辦公。
（二）俞允時表示公開辦事處他是不贊成的，因為足以引起馬來亞及荷印當局的反對（因為馬來亞及荷印共黨活動是非法的），而贊成組織公司的方式，一切當由伯蘭特爾負責，他無權干涉。但希望我們不要進行一般的活動（指在港的群眾運動等）。
（三）我表示贊成組織公司，為保持軍事秘密，當然不宜設立公開辦事處，但公司應如何組織，尚須請示。上述談話到此結束。
乙，和俞允時談話後，伯蘭特爾即邀我在彼處作進一步商談，他表示：
（一）除撥給瓊崖駁殼槍一千支外，或可撥給二百五十架輕機槍，另撥給東江駁殼槍五百支，輕機槍五十架。
（二）運輸問題，他們只能運到廣州灣，由廣州灣送瓊島及由港送東江均由我們負責。
（三）組織公司由他們派馮裕芳負總責，但不經常去辦公。
我表示：
1．歡迎武裝的供給。
2．運輸問題待具體佈置，並希望他們幫助。
3．公司組織問題待請示。
4．請其考慮可否在公司內設立電臺。他對設立電臺問題表示遲疑，而提議由他們設立電臺，我們的電報交給他們發。此提議被我拒絕，並希望其再做考慮。
丙，（略）
丁，我已和文彬、梁廣、林平、少文等分別協商：
（一）即派出十個人去學習使用炸彈。
（二）運武器去東江有完全把握，但由廣州灣運瓊島尚待佈置。
（三）公司組織，我方由我及連貫和另一情報、一交通人員組織之，完全不與其他人聯繫。
（四）電臺人員亦由外面僱用，請延（安）方（面）另設一臺與之聯絡。
戊，以上各節請即詳加考慮，並希即覆。
由於有貝特蘭作為協調中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與英方在洽商軍事合作條件的問題上終於達成基本共識，雙方正準備秘密行動，實施襲擊海南島日軍機場的合作計劃。
然而，此時已是12月7日，距離十月間雙方進行第一次談判的日期已經過了44天。
此後發生的歷史巨變，將不再給“慢慢來”的中共與英方的合作計劃留下實施的時間。
1-6 日、英調兵遣將
日本御前會議批准“南方作戰”計劃，第38師團進駐粵港邊界。英軍陣前換將，加拿大援軍抵達香港。英軍向加拿大軍介紹敵情：日軍不會夜戰，飛機駕駛員是近視眼。
1941年夏秋之交的香港，正值雷雨交加的颱風季節。酷熱、暴雨、狂風，交相襲擊招徠八方航船的維多利亞港。
當自然界狂風驟雨恣意肆虐的時候，遠東戰場上日本和英國這兩個新、舊霸主也在加緊調兵遣將，準備掀起一場驚天動地的戰爭風暴。
9月8日，日本參謀總長杉山元大將向天皇正式奏報“南方作戰”的全面計劃，要點如下：
一、作戰目的：“摧毀英、美在東亞的主要根據地，佔領必要的領域，同時攻佔並確保荷屬東印度，以確立自足自衛的態勢，並利用此等戰果，迫使中國屈服。”
二、作戰範圍：同時進攻香港、英屬馬來、英屬婆羅洲以及菲律賓、爪哇等地區，並迅速佔領之，然後再佔領荷屬東印度。
三、作戰時間及兵力：攻佔香港，約需二三十天，由中國派遣軍所轄第23軍，以約1個師團為基幹的兵力承擔；攻佔菲律賓，約需45天，以約兩個師團、1個飛行集團為基幹的一個軍的兵力承擔；攻佔英屬馬來，約需100天，以約5個師團、2個飛行集團組成的一個軍的兵力承擔；攻佔荷屬東印度，以約3個師團、1個飛行集團為基幹的1個軍的兵力承擔。
11月5日，御前會議正式批准帝國陸軍實施“南方作戰”計劃。該計劃與海軍部制定的太平洋戰爭計劃同時得到天皇裕仁的首肯。
參謀總長杉山元奉旨，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下達準備攻佔香港的命令：
大陸命第557號命令
一、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應與海軍協同作戰，以第23軍司令官指揮的第38師團為基幹部隊，準備攻佔香港。
二、有關細節由參謀總長指示之。
昭和十六（1941）年十一月六日
在侵華日軍當中，第38師團是一支專門在華南作戰的部隊。它於1939年8月在日本名古屋編練成軍，同年10月下旬在廣州黃埔登陸，先後編入第21軍、第23軍的戰鬥序列，參加過中山攻略戰、良口會戰、東江作戰和封鎖中英邊界等大小戰鬥共約390次，可謂“身經百戰”。
1941年11月7日，第38師團召開團隊長會議，正式傳達進攻香港的作戰計劃。此時，該師團共擁有師團司令部、步兵旅團司令部和步兵第228、229、230共三個聯隊，山炮、工兵、輜重兵各一個聯隊，以及第一、第二野戰醫院、通信隊、軍械服務隊、衛生隊等單位，全師團官兵共約1萬人，擁有各式山炮近40門，輕型裝甲車5輛，卡車40輛。
為了支援該師團進攻香港，第23軍專門組織直轄飛行隊和攻城重炮兵隊，並且與第二遣華艦隊密切聯絡，制定從陸、海、空全面襲擊香港的作戰計劃。第23軍還指令第51、第104師團和荒木支隊在華南擔任警戒任務，防止堅守在粵北山區的中國軍隊乘機反攻偷襲日軍，配合英軍防守香港。
11月中旬起，第38師團以夜行晝伏的秘密行軍方式，陸續將原駐紮在廣東佛山、中山一帶的主力部隊，集結到鄰近香港的虎門、寶安、深圳一線。大戰在即，駐防香港的英軍再也不可能以置身事外的中立政策據以自保了。
這年7月18日，莫德庇陸軍少將在香港接替賈乃錫少將的職務，就任香港英軍總司令。
莫德庇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在駐印度英軍中服役長達30年。他有銀灰色的鬢髮，紳士般的風度，慈父似的笑容。他的到來，給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香港帶來難得的安詳。
莫德庇的心卻難得有片刻的安寧。當他在賈乃錫陪同下視察香港防務之後，他甚至開始擔驚受怕起來。
他沒想到，號稱英國遠東前哨基地的香港，不僅缺乏現代化的空中力量支援，而且海軍防衛力量薄弱，防空武器不足，連一件雷達設施也沒有。
幸好他的前任賈乃錫多年來力主堅守香港，給他保留下大約一個步兵旅和一個炮兵團的正規部隊，作為未來香港防衛戰的基幹兵力：
香港步兵旅，旅長瓦利斯准將，下轄英軍兩個營（皇家蘇格蘭團第2營、密道爾·賽克斯團第1營）、印度兵兩個營（拉吉普特第7團第5營、旁遮普第14團第2營）。該步兵旅配屬有近40輛坦克。
皇家炮兵團，團長瑪古·勞德准將，下轄第8重炮營（防衛港島東海岸要塞）、第12重炮營（防衛港島西海岸要塞）、第5高射炮營、第965獨立炮兵連、香港新加坡炮兵隊（下轄兩個山炮連和三個野戰中口徑炮連）。
除此之外，香港防衛力量還包括：皇家憲兵、工兵、通信、輜重、軍械勤務、衛生、經理各隊。
香港志願防衛軍團（又稱“香港義勇軍”或“休斯兵團”），軍團長為勞茲上校。軍團成員多為華人，骨幹成員則為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西方各國寓港人士。內設7個機槍連、4個炮兵連、1個高射炮連，以及工兵、輜重、航空、通信、救護、警衛等部隊，共1720人。
海軍，約870人，擁有小型炮艦4艘、魚雷艇8艘、武裝巡邏艇15艘。
空軍，約100人，擁有魚雷轟炸機3架、水陸兩用飛機2架。
以上各項累計香港守軍近1萬人。
上任後連續三天視察防務，莫德庇一直在心裏思慮著一個最難回答的問題：香港可以堅守多久？
賈乃錫看出他的心思，樂觀地直陳己見：香港只要再增加兩營守軍，就可以守上130天才需要增援。因為只要多增兩營軍隊，就可以重新起用1935年興建、現已廢置的新界醉酒灣（又名垃圾灣）防線，將從陸路來犯的日軍阻滯於港島之外。
莫德庇追問：“我們到哪裏去找這兩營軍隊？”
賈乃錫自信地回答：“加拿大，我的故鄉。”
7月21日，賈乃錫返回加拿大渥太華，隨即向加軍總司令官慷慨陳言，請求派遣一旅軍隊增援香港。
9月11日第二天，楊慕琦爵士抵達香港，接替羅富國，出任第21任香港總督。
11月16日星期天上午，維多利亞港歡聲雷動。英國大型運輸船“阿華提”號滿載著1973名加拿大士兵，在英國特種巡洋艦“羅伯特親王”號和巡洋艦“達奈”號護衛下，經過長達20晝夜的遠航，終於從溫哥華駛抵香港。
盼望已久的援軍終於到來，香港人心大振。
來援的加拿大軍隊包括兩個正規營和一個旅司令部及附屬單位。新任旅長羅森准將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獲軍隊十字勳章。戰後，他一度離開軍界，先後在加拿大任教、經商。率軍援港之前，他是加拿大一名上校軍事教官。
無論如何，羅森准將畢竟打過仗。可是，他率領的援軍絕大多數是未經戰陣的新兵，他帶來的兩營正規部隊原建制也只是警衛部隊，而非野戰部隊。
在1941年，加拿大已經沒有經過戰爭鍛煉的野戰部隊。這樣的部隊早已抽調到歐洲戰場。
百年無戰事的香港，盼來的竟是一個同樣百年無戰事的國家拚湊出來的援軍。
這支援軍不僅缺乏實戰經驗，而且缺乏機械化作戰能力。“阿華提”號裝不下這支援軍配備的212輛車——卡車、水陸坦克車、摩托車等等。這些車輛一直拖到12月4日，才在加拿大裝上美國貨船“道鍾斯”號，駛來香港。船到馬尼拉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
當然，這支援軍的弱點在當時屬於軍事機密，一般人無從知曉。對於香港中外人士來說，僅憑“援軍抵港”的消息報道，就足以令人欣慰，好似服下一劑定心丸。
更重要的是，無論加拿大援軍，還是英國守軍，都對守住香港充滿自信。
這種自信源自對日軍的輕視。
早在11月初，英軍駐港司令部已經獲悉日軍在中英邊界中方一側頻繁調動，甚至將坦克車、裝甲車和重炮開抵邊界線。可是，英軍司令部並不驚慌，他們同時還收到有關日軍素質的情報。這些情報令他們感到放心：
“日軍不習慣夜間戰鬥，經常墨守一定的形式和計劃。其自動武器的數量和新式程度遠不及英軍。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成功，是由於中國方面不認真抵抗所致。日本空軍的水準低於歐洲，其轟炸能力薄弱，夜間幾乎不能飛行。”
11月中旬，英國軍官在向加拿大軍官介紹香港時，說：“邊境對岸的日軍約5000人，只有為數極少的劣等裝備，他們不能夜戰。他們的飛機大部分是舊式的，由於駕駛員是近視眼，不能進行俯衝轟炸。”
11月底，日軍第38師團以及第23軍專門組織的攻城重炮隊經過夜行晝伏，已經秘密進入中英邊界中國一側的進攻陣地，只待東京大本營一聲令下，就朝著依舊歌舞昇平的香港猛撲過去。
日軍佈下的這番陣勢，在日軍下層官兵和當地老百姓當中引起議論紛紛。——時間，“日本人要攻打香港”的流言傳遍寶安、深圳城鄉。在深圳負責香港作戰物資中轉運輸任務的日軍北島支隊長，奉命開展隱瞞作戰意圖的一連串欺騙行動。
他向下屬宣佈：調動部隊，儲備作戰物資，是為了準備昆明作戰，攻襲中國軍隊的西南大後方。
他下令：所有向邊界地區運送武器彈藥的汽車，一律偽裝成平時補給糧食、日用品的車輛，在白晝加緊搶運。難以偽裝的重炮、坦克及其他大件軍用武裝，在夜間熄燈運輸。所有彈藥和重型武器，一律存放到英佔區觀察不到的村落以及窪地或民房裏。
他規定：凡日本人在邊界地區開設的飲食店和娛樂場所，都要照常營業，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都不得關門停業。
恤兵部派來的新日本演劇慰問團仍按照原計劃，在邊界地區舉行巡迴演出，直至12月4日。
從12月1日起，在測量中隊宿營地開辦日語學校，招收中國兒童學習日語。通知全體學生於同月7日在邊境空地上舉行運動會。
在12月5日通知英方聯絡官員：日軍警備隊決定於同月15日在邊境空地上舉行運動會，屆時務請前來觀賞。
指令深圳娛樂所派隨軍妓女十餘人，於12月7日登上英方密切監視的深圳南側高地金牌嶺，公開慰問駐紮該處的日軍警備隊。
……
所有這一切行動，目的都是為了使英方相信：日軍在近期之內，無意大舉進攻香港。
日軍的欺騙性行動果然奏效。
11月底，香港英軍司令部曾經發出“日軍即將進攻香港”的戰鬥警報，下令海港碼頭實行宵禁，外來航船轉駛新加坡港；除擔任防務的人員之外，勸告其餘人士一律撤出香港；部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然而，到12月3日，英軍發現日軍似乎有從邊境上後撤的跡象，於是對其真實意圖產生懷疑。
第二天，總司令官莫德庇少將作出判斷：華南日軍對本殖民地發起大規模攻勢的條件尚未成熟。儘管如此，他仍然下令進一步採取如下備戰措施：
撤回在邊境線上演習的正規部隊和義勇軍；從6日夜間起，香港防空部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撤走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二十多艘商船；守衛部隊和炮兵部隊各自進入陣地，完成戰鬥準備。
這些措施是為了預防萬一。莫德庇在內心深處卻不相信真會出現這種“萬一”。他認定：日軍在邊境上頻頻調動，故意散佈進攻香港的謠言，只是虛張聲勢，藉以掩飾其在華南戰場上兵力不足的弱點。
12月7日，他在給英國陸軍部的敵情報告中寫道：“本人認為：有關一至兩萬的日軍為進攻本殖民地而開抵寶安至深圳之間的傳聞是誇大其詞的。日軍因深恐廣州及周邊地區的防禦遭受攻擊，而故意製造此類謠言。”
司令官的判斷使香港軍民在大戰前夕安之若素。不僅守軍臨戰從容不迫，連一般居民也在戰雲籠罩之下照常作息。香港，依然是戰爭中的“世外桃源”。
雖然，11月28日起，駐港英國遠東情報部到處張貼通告，宣佈自本日起在香港進行軍民防衛演習，而且在29日夜晚亦曾進行大規模的防空、防暴、查緝“第五縱隊”的演習；但是，普通市民對戰爭演習的關注顯然遠遜於對球賽和影劇等文娛活動的興趣，在足球場、籃球場和影劇院裏，依然人頭湧湧，掌聲陣陣。
雖然，首席華人代表羅旭龢曾於12月1日在電臺上緊急廣播，勸喻港九居民凡未在港擔任防衛任務者，如有可能，均應立即攜同家眷迅速離港，政府安排專輪運送；但是，同月3日、4日的香港報紙依然報道說，市面大多數居民平靜如常，銀行未見擠提，學校照常上課，“疏散專輪，登記者寥寥，現已撤銷”，“至於各酒樓茶室，營業如常暢旺”。
香港，之所以依然保持戰爭中的“世外桃源”的景象，一是不大相信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一是過於相信正在舉行的美、日會談可以驅散太平洋上空的戰爭烏雲。
1-7 邱吉爾勸羅斯福勿忘中國
美、日談判即將破裂，邱吉爾致電羅斯福，確信美國對於中國事業的關心，將支持其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天皇在御前會議上同意向美、英、荷宣戰。
宣稱以謀求兩國諒解、協調彼此邦交、維護太平洋和平為宗旨的美、日會談，從1941年3月8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和日本駐美國大使野村正式會晤開始，由於雙方各執己見，因而一直議而不決。
這種長期議而不決的局面，恰好在企盼美國出面主持公道、約束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國家和地區人民心中引發幻想和希望，同時也給日本暗中準備發動太平洋戰爭製造掩人耳目的機會。
日本一旦做好戰爭準備，就不再想要這種機會。
11月20日，野村和新來的日本特派全權大使來棲會見赫爾，提出日方的最後提案：
一、日、美兩國應保證，不向法屬印度支那以外的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地區進行武力擴張。
二、日、美兩國政府應互相合作，保證在荷屬東印度獲得各所需要的物資。
三、日、美兩國政府應將相互間的通商關係，恢復到資金凍結前的狀態。美國應保證供應日本所需要的石油。
四、美國政府不得干涉日中兩國實現和平的努力。
日本政府訓令野村和來棲上述提案為“最後之言”，絕對不能再讓步，如果美方不同意，談判將不得不破裂。
在此之前三天，即11月17日，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的南雲特遣艦隊陸續駛出日本海港，開始長途奔襲的秘密遠航。
戰爭一觸即發。
美國政府首腦已經從美軍破譯日本通訊密碼的“魔術”中，瞭解到日本圖窮匕現的意向。由於軍方尚需爭取備戰時間，赫爾和國務院只好“抓住眼前一切救命稻草，全力以赴擬定協議，以阻止日本陸海軍在幾天內或幾周內採取行動”。
24日，赫爾擬定一項反建議，作為暫定條約草案，分別向中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駐美大使徵求意見。其要點是：
一、日軍撤至北越，駐軍人數不超過25000人；
二、西方各盟邦放寬油禁，解凍日資；
三、三個月內商定遠東和平辦法。
這項反建議案的要害是無視日本對華侵略問題。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憤而質詢赫爾：“照此辦法，日本是否仍能對華侵略？”
“是的，還能。”赫爾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
第二天深夜，胡適再度拜會赫爾，向他遞交中國外交部轉達的蔣介石對反建議案的強烈抗議電。
赫爾仍不肯退讓。
26日清晨，邱吉爾也致電羅斯福，表達英國對赫爾反建議案的憂慮：
當然，處理這事，全在於你，而且我們的確不需要再多打一場戰爭。只有一點使我們不安，蔣介石怎樣呢？他不是正處於難以維持的境地嗎？我們所焦慮的就是中國。如果他們崩潰，我們的共同危險將會大大增加。我們確信美國對於中國事業的關心將支配你們的行動。
邱吉爾告誡羅斯福勿忘抗戰的中國，促使美國在以退讓向日本謀求幾週和平時間的極小可能性和失掉中國這個戰爭盟友的極大必然性之間作出抉擇。
這種抉擇並不困難。
赫爾後來回憶說：“我就這個問題同國務院的遠東問題專家們再次談論以後，得到了我們應當取消這個暫定條約的結論。”
不僅如此，赫爾在26日當天接見日本特使，還針鋒相對地提出全面實現太平洋地區和平的“十點照會”。其中，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是：
日本政府應從中國及法屬印度支那撤退一切陸、海、空軍兵力及警察力量。
美國政府和日本政府除對臨時以重慶為首都的中華民國政府外，不給中國的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權以軍事、政治及經濟上的援助。
兩國政府放棄在中國的一切治外法權，包括放棄在中國的外國租界和租借地內的有關各種權益，以及根據《辛丑條約》所獲得的各種權利。
日本特使為美國的強硬回應而目瞪口呆。在場雙方都清楚地明白，美、日會談實際上至此已經破裂。
當天，美國軍方向夏威夷軍事指揮機關發出警告：“美國勿先動手，讓日本先動手！”
次日，日本大本營和內閣聯席會議決定，於12月1日召開御前會議，請天皇批准對美、英、荷開戰。
12月1日下午4時，天皇在御前會議上同意對美、英、荷開戰。開戰日期基本確定在12月8日（美國當地時間為12月7日，星期天）。這一日子屬於軍事絕密，在傳令中以X日代替。
大本營陸、海軍部當即傳令各部隊，準備執行各自的戰鬥任務。其中，有關進攻香港的命令如下：
大陸命第572號
命令
一、帝國決定對美國、英國、荷蘭開戰。
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應協同海軍，以第23軍司令官指揮的第38師團為骨幹部隊攻佔香港。
開始作戰應在確認南方軍在馬來登陸或空襲之後。
攻佔香港後，應確保該地附近實行軍事管制。
三、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從今天起可以執行下列事項：
（一）在開始作戰前，如受到敵人正式先發制人的攻擊時，可隨時進行反擊。
（二）如敵機對我軍事行動進行反復偵察時，可予以擊落。
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一日
奉旨傳諭 參謀總長杉山元
致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