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民教師”福澤諭吉

在明六社諸人中影響力最大的，應推“日本之伏爾泰”——福澤諭吉。雖然後來人們對他的評價不一，但他在明治初年居於“國民教師”的地位，而他的《勸學篇》和《文明論之概略》是當時文化方向的指標，均為不可否定的事實。

福澤諭吉出身於傳統的漢學，曾習蘭學及英語，並三次隨幕府遣外使節遠赴歐美，與西方近代文明有所接觸。他在英國功利主義的影響下，主張尊重個人和國家的獨立自尊，以及社會的實利實益。《西洋事情》三編十冊（1867—1870），便是根據親身見聞及有關資料撰成的介紹歐美事物的先驅著作。他又致力於打破封建式的教育，1868年設立慶應義塾（慶應大學前身），作為培養人才的機關。

福澤諭吉

《勸學篇》初編於1872年（明治五年）出版，至1876年（明治九年）為止，共寫成17編，各印20萬部，全數凡340萬部，至於大量的翻印本還未計算在內，可見流傳之廣。本書以“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句為開端，充分發揮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平等自由之說，並根據社會契約論肯定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號召日本人民捨身衛國，使日本文明趕上先進國家。福澤諭吉對文明進步極具信心，他勉勵學者不要獨善其身，而須興辦事業，為世人造福；又力言先進的學問不是傳統“儒學者”、“和學者”的空談理論，而是實用的、實證的“實學”，投身實學可以得到個人的獨立自主，從而以此為基礎，推進日本的文明和達成國家的獨立。

1875年（明治八年）刊行的《文明論之概略》，分十章闡述文明的涵義，認為文明一詞至大至廣，無所不包，從工商企業、科學技術到政法制度、文學藝術和道德智慧等等，舉凡人類社會的一切物質和精神財富，都包括在這概念中；不過，作者特別強調人民的道德智慧，是衡量一國文明程度高低的標準。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之概略》中，又分析比較了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認為歷史是順着野蠻、半開化、文明的次序發展的，並斷定日本落後，西洋先進；為了國家的獨立，人們不得不進於文明，因此日本必須以西洋為目標，努力學習，急起直追。簡言之，此書在社會觀方面，提倡市民的社會改造理論；在歷史觀方面，則主張以文明史觀代替治亂勸懲的儒家史觀；整體來說，是圍繞着當時最大的課題——“文明開化”而展開系統論述的巨著，是使日本的啟蒙思想達於巔峰的代表。

《文明論之概略》

明治後期的新聞記者、思想家陸羯南，在他的《近時政論考》（1891）一書中說，排斥封建性的依賴心而獎勵社會革新及實利主義的，當推福澤諭吉；打破封建性的畏縮心而倡導國權主義和愛國心的，則是加藤弘之、津田真道等人。換言之，即使一起集結在明六社內的啟蒙思想家，他們的思想動向也決不是同等性質的，不可一概而論。《明六雜誌》共出43期，是集合社中各人思想的結晶，大體來說，充分反映出啟蒙思想的總路向，是不成疑問的。至於各人後期思想言論的轉變，此處不擬贅述，只想扼要指出，開化期的啟蒙思想可以大別為“自由民權論”和“國權論”兩個方面，前者急於倡導及實踐從西方輸入的政治理論，後者則具有跟較為守舊的儒教主義結合的因素。此後日本思想界的演變，大抵是沿着這兩條路線發展下去的。但無論如何，福澤諭吉在促進日本偏激思想一事上，應該負起相當的責任。

就算是福澤諭吉本人的思想，也日益趨向保守和極端。他在1882年（明治十五年）創辦的《時事新報》，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為標榜，但公開提出“官民調和”的論調，要求人民把爭取民主的鬥爭，從屬於天皇制國家的對外獨立和擴張。這種思想，據他自己說，早在1875 、76年（明治七、八年）前後就產生了，因此他自己並沒有參加盛極一時的“自由民權運動”。1885年（明治十八年）在報上發表的《脫亞論》，且把維新的意義集約於“脫亞”二字，認為日本國土雖在亞洲的東邊，其國民精神已脫離亞洲之固陋，而移於西洋之文明，他甚至進而主張謝絕與“惡友”中國、朝鮮往來。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1894—1895），更說這是“文明”（日本）與“野蠻”（中國）之戰，並藉着這個理由積極主戰。戰後對於日本沿着他所期望的“大國”方向發展，也頗有自豪之感。

福澤諭吉的著作約有60種之多。從最初的《增訂華英通語》（1860）到《西洋事情》，主要在於介紹西方知識和事物；其後集中於闡揚他的啟蒙思想和文明理論，除《勸學篇》及《文明論之概略》外，《丁丑公論》（1877）、《民情一新》和《時事小言》（1881），大抵都屬這類；晚年寫成的《帝室論》（1882）、《尊王論》（1885）、《女大學評論∙新女大學》（1899）等，主張便很見保守了。1897 、98年（明治三十、三十一年）間，他用口述的方式回顧了一生經歷和思想變化的情形，由速記員筆錄下來，然後親自校訂，題為《福翁自傳》，發表在《時事新報》上，隨後並結集出版。對於研究福澤諭吉的生平及言論，這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