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历代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理论内涵，是指导中国沉着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厘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金钥匙。

（一）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历史渊源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的屈辱和磨难，重新站立起来，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现代世界中重新确认自身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实现现代化梦想的逻辑起点。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①毛泽东把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作为中华民族应当自觉承担的责任，而实现这种责任的路径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毛泽东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思想构成了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与逻辑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建设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得以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通过认真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冷静分析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得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伟大论断，确立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此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增强，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20世纪90年代初期，江泽民准确把握刚刚兴起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始了积极“入世”的进程。①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思想向世界宣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绝非仅仅着眼于自身利益，而是以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为己任。在和谐世界思想指引下，中国积极引导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建设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建设性参与者；中国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全球首位，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推动者。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国际大势，着眼总体外交战略布局，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增添了新内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作出的顶层设计。自2012年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通过重要国际组织、系列主场外交、多边峰会等不同层面，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习近平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方向、总体布局、实践路径。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而提出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全球化时代，“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客观基础和时代命题。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依然面临着三大“赤字”的严峻挑战——和平赤字，地区热点持续动荡，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发展赤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治理赤字，由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弊端丛生，治理失灵，严重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有效应对并化解这三大“赤字”的挑战，是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根本动力。②正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引下，习近平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逐渐形成与完善。

习近平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是从毛泽东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思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思想、江泽民的“引进来、走出去”思想、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发展而来的，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等战略思想则是对中国历代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将历史继承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已经变化的世情、国情，作出新判断、提出新方案、采取新措施、创造新发展。习近平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是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情、国情作出的一系列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正确判断和决策，系统回答了关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结晶。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习近平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对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理论作出了贡献。随着这一思想的成熟和实践，必将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二）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存在陷入僵局的危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1．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冷战后高歌猛进的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已经连续多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增长一直高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格局。跨国投资持续低迷，回暖势头较为脆弱，迄今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多边贸易谈判步履维艰，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层出不穷，并出现碎片化、封闭化趋势。各国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对外来投资的监管力度更趋严格。国际投资领域被数量众多的双边协定所分割，不利于开展跨境投资合作。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不一，货币政策分化日趋明显，美国进入加息周期，而欧洲、日本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英国脱欧、美元加息预期等事件加剧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引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以及对爆发“货币战争”的担忧。世界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导致危机的政治后果进一步显现，贫富分化、党派分歧、难民危机、族群冲突、恐怖主义等内外矛盾交织，致使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泛滥，并上升到国家最高政治层面，政策取向向保守化、内向化转变。经济全球化进程遭受重大挫折，进入深度调整期，同时也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习近平认为：“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①

2．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存在陷入僵局的危险

以IMF、世界银行、GATT/WTO的为代表的国际经济体制均是在“二战”之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其治理结构反映了当时的权力分布状况。冷战结束后，一个新的全球性现象出现了，就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并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形下，国际经济体制中权力分布与治理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一大主题就是顺应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大趋势，增强它们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借助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来应对危机，同意了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尽管该方案并未触及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但美国仍拖延改革进程，直至2015年底才批准这一方案。在治理结构相对民主的WTO中，美国无法顺利推进其贸易议程，日益诉诸区域贸易协定、诸边贸易协定甚至双边贸易协定，出现将多边贸易体制边缘化的趋向。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存在陷入僵局的危险。对此，习近平深刻指出：“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①

3．中国对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态度更加积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各大强国从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转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②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更加主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积极提出主张、倡议和行动方案，开始由全球治理的融入者、参与者，转变为主动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2015年10月及2016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集体学习，强调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①

4．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的必然要求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2014年GDP达到7.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也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2010年）、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3年），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正发生着历史性变革，出现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无论从市场规模、经济总量、贸易总额还是投资总量来看，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走进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②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对外开放局面正面临着新的转折点，过去是招商引资为主，现在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过去主要是扩大出口换取外汇，现在是市场、资源能源、投资都离不开国际市场；过去只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③但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地位相比，中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还有待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④。那么该怎样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呢？习近平认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他明确提出：“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与中国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