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的经济外交思路

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迄今，中国的话语和实践充分表明：它对该议程的参与同时涉及内政和外交，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结果，而决非孤立、单一的进程。①以整体性视角来看，中国对2030年议程的参与和落实，折射出它在新时期的经济外交思路，后者至少包含目标、方案与特征等三个层面。

（一）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总体目标

一国从事经济外交的核心目标，与它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看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换言之，前者往往蕴含于后者之中。以中国而论，其国际秩序观或全球治理观是理解经济外交目标的一个恰当视角。根据习近平主席在G20工商峰会上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阐述，中国主张的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重点构建全球金融、贸易和投资、能源、发展治理的国际经济格局。②从这一系统表述来看，中国现阶段经济外交的总体目标应该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寻求和创造更多的利益汇合点，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及其绩效的改善，另一方面在既有国际经济体系中为自身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一目标并非无的放矢或泛泛之论，相反，它旨在应对与化解当前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面临的现实风险甚至威胁。

首先，中国之所以倡导平等的全球经济治理，针对的是长期以来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尤其是布雷顿森林机制内发达国家把持过多比例投票权与决策权的不合理局面，用意在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渐进改革，逐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升这些机构的正当性与运作效率。

其次，中国之所以倡导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针对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保护主义、排外主义风险的上升，意在通过提倡开放、非排他的地区主义，重振各国对多边合作机制的信心。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但余波仍在产生后续影响。正如福山等学者观察到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在各国的呼声渐趋响亮，①多边合作的吸引力却黯然失色。②一个代表性的例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有十五年，本应在2016年底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至今仍然不愿对此作出明确认可。中国以2030年议程为契机，在诸多场合呼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正是出于对上述迹象的警惕和回应。

再次，中国之所以倡导合作的全球经济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针对的是效果不佳的传统发展伙伴关系——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单向的“捐助—受助”模式，意在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新形式，突破和拓展此前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相对狭隘的发展伙伴关系。“一带一路”虽然是中国发起、提出的国际倡议，但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共商、共享、共建的合作原则，而非由中国单方面设定规则章程。

最后，中国之所以倡导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针对的是此前数十年间全球化进程收益分配的不均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收益分配的失衡。2030年议程提及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全球化失衡的结果和表现。为此，中国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项目、技术等支持，另一方面则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等新机制和平台加强南南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共赢方式融入全球经济。毋庸讳言，在此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有着切身利益，如更广阔的市场前景、更多样化的合作选择等。事实上，这正是新合作形式的生命力所在，即更为坚实的共同利益。

（二）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方案

从中国近年来在国际层面的举措来看，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中国已将“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经济外交的基本方案。或者说，为了推进总体目标的实现，中国决心以“一带一路”作为展开途径。与此同时，中国围绕2030年议程的言行也表明，落实新议程与“一带一路”尽管各有侧重，究其实质却同属一体之两面，都是试图让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集体利益融会贯通、互为依托的尝试和努力。在这一重意义上，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中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G20峰会聚焦发展问题，就是旨在助力2030年议程。①中国在落实2030年议程的立场文件中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中国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主要渠道。②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也指出，亚投行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融资支持，是落实2030年议程、实现共同发展的务实行动。③

在上述视角的观照下，就不难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属性，以及国际行为体对此的认同。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认为，“一带一路”与2030年议程有着共同的愿景和基本原则，将对包括消除贫困在内的议程实施发挥重要作用。④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也表示，“一带一路”将成为落实2030年议程的重要平台。⑤实际上，早在2030年议程正式出台之前，就有国际组织官员建议中国将“一带一路”与新议程结合起来，定位为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与服务。⑥从后续进展来看，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国决策层的采纳，用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说，“一带一路”着眼于各国发展的共同需求和互补优势，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⑦与之相印证，“一带一路”在实践层面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进展，包括合作伙伴、金融支撑、互联互通网络、产能合作等领域。⑧

（三）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特征

中国外交近年来更趋奋发有为的态势，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中国对国际发展合作尤其是2030年议程的参与，是其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就此而言，考察中国在2030年议程上的举措，为理解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外交呈现出某些别具一格的特征，它们分别涉及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南南合作、南北关系、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

首先，中国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国际组织的比较优势来决定自身与其开展互动合作的重点方向，并且努力使之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总体目标的实现。以2030年议程为例，中国意在促成联合国主导进程与G20落实工作的相辅相成，即联合国在早期咨询磋商、后续监督评估中发挥主导作用，而G20通过制定落实工作行动计划等举措发挥表率作用。之所以有此构想及安排，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种多边机制各自在职能范畴、影响力等方面的强项与弱项。作为规模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突出优势在于其普遍性及权威性。联合国机构对评估等环节的领导，满足了国际社会对相关进程合乎程序正义的要求。然而，联合国系统内机构设置的庞杂臃肿和运行效率的低下，则意味着它并不适合事无巨细地承担起2030年议程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由于G20在“号召力和集体行动力”上的优势，它能够以确立高级别原则、设定优先领域等方式，对联合国有关进程形成支持和互补。①

其次，除联合国与G20之外，中国也并未忽视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例如，2016年7月，李克强总理就与IMF、WTO、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六家主要国际机构领导人展开对话，共同商讨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沟通合作，并且一致同意推动圆桌对话会的常态化、机制化。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并非被动依靠国际组织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反，它在识别、运用这些组织的比较优势之余，还主动采取措施以强化其既有优势。以G20为例，该机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曾被普遍寄予厚望，期待其承担起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任，但近年来却面临改革势头停滞、影响力趋减的挑战。③中国以主办杭州峰会为契机，将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列为峰会重点议题，开创性地就2030年议程落实制定行动计划，将发展问题放在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发起倡议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其根本用意就是巩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地位，重振国际发展合作的活力。

再次，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一方面就南北之间的某些分歧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立场与原则，另一方面也同北方国家开展务实合作。诸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技术转让、发展权、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与兑现等，历来就是南北国家之间争论的焦点，许多分歧至今悬而未决。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坚持南方的整体立场。例如，中国牵头起草了金砖国家在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其中明确提出：金砖国家重申应将发展权置于2030年议程的核心，呼吁尊重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政策空间。①与此同时，中国继续以开放、务实的态度与发达国家合作。李克强总理在OECD总部演讲时举例指出，中国向拉丁美洲出口渡轮的动力系统，就是从发达国家采购的环保型发电机；中国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既采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也面向发展中国家就地生产装配，其目标在于三方共赢。②

最后，在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中国采取了国家与市场两种手段相互结合、各有侧重的方式。对于公共产品属性较强、难以由企业等私营部门提供的领域，中国充分发挥国家政府、国际机构的能动性，以促成其运作。例如，在刚刚闭幕的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设立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为国际税收、创业、反腐等合作领域作出贡献。对于兼具公共与私人产品属性、不宜由政府或企业单独承担提供成本的领域，如基础设施的跨国互联互通等，中国采取了国家与市场相互促进的方式。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一带一路”：在国家层面，中国以发起国际合作倡议、创建亚投行等支持性金融机制的方式凝聚各国的政治意愿和共识；在企业层面，各国企业均可根据自身实力和对盈利前景的判断，按照市场原则自行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