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起、研究对象及意义
（一）选题缘起。本书的写作缘于对《古乐书钩沉》的补辑与后期整理。《古乐书钩沉》是由王师小盾教授指导的一个音乐文献整理项目(1)，旨在对唐前乐书文献作系统清理与辑佚，为唐前音乐史、文学史、礼乐制度和文化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份详备坚实的史料，内容包括正文辑校与乐书解题两大部分。在整理过程中，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笔者愈发觉得前人在两汉乐书的辑佚和研究上存在的问题颇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推动两汉乐书研究正确而深入的发展，有时甚至会以讹传讹，贻误后学。本书立足于解决这些问题，为今后两汉音乐文献研究取得更高质量的成果尽一己之力。
（二）研究对象及范围。乐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乐书包括单体的音乐典籍、史书中的乐志、律志以及其他古代典籍中论乐述乐的篇章，狭义的乐书专指单体的音乐典籍。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即是产生于两汉（前206—后220）期间（含莽新王朝）的单体音乐典籍，包括歌诗集和乐谱。当然，对于其单体身份尚存疑问的少数几种乐书，也不因过分拘泥于体例而舍弃它们，而是从保存文献、反映两汉乐书著述整体状况的角度将它们列入本书一并研究(2)。
（三）选题意义。乐书是记录音乐实践、音乐理论以及与音乐相关的社会文化活动的载体之一，是古代音乐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各个时代音乐、文学、礼制等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从目录所载及古书古注之征引可知，两汉时期产生了数量可观、品种丰富的乐书，可惜尽皆亡佚、未有完帙。前人在考证两汉乐书存目、辑录乐书佚文、研究乐书个案等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从外围研究者多，结合乐书佚文研究者少，致使很多研究浅尝辄止，无法深入，得出的结论多似是而非或完全错误；对两汉乐书个案孤立研究者多，置于两汉乐书系统中进行关联论证则少，致使许多结论常常顾此而失彼，有些甚至自相矛盾。本书将两汉乐书作为一个音乐文献群体，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可弥补两汉乐书无系统研究的缺憾，另一方面可厘清两汉乐书的基本文献面貌，纠正前人在两汉乐书辑佚与研究中产生的错误，这对两汉音乐史、音乐文学史、礼乐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来说，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分而言之，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个案考察为基础，勾勒出两汉乐书著述、流传、散失与辑佚的基本面貌，可使人们对两汉乐书有一个较为清晰而完整的把握。
其二，清理前人有关两汉乐书研究的种种异说甚至谬说，解开蒙在两汉乐书身上的迷雾和疑团，避免这些论说继续贻误后人。
其三，全面考察两汉乐书的现存辑本，揭示一些貌似原本的辑本的原貌，重点对辑本文献进行辨伪，在此基础上辨析辑本优劣。现存辑本是目前两汉乐书研究的主要文献依据，这些辑本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乐书研究质量的高低。例如有些乐书辑本被长期作为最佳版本来使用，然对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使用者却浑然不知，而有些质量较高的辑本却又常常被忽略。对乐书辑本的全面清理，既可为今人在研究两汉乐书时选用最佳辑本、避免采用误辑或伪造佚文提供指引，也可为今后做出更高质量的两汉乐书新辑本提供学术保证。
二、两汉乐书研究概述
两汉乐书研究的现有成果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两汉乐书的著录及考证
古代目录学著作对两汉乐书的著录始自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汉志》、《隋志》、两《唐志》等记录了该时期乐书书目的大概，宋代公私书目则仅有零星记载。宋人和清人考证、增补两汉艺文志的著作，如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及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等都有对两汉乐书书目的补录。古代目录学著作对两汉乐书的著录，为我们理清两汉乐书的概貌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线索，但补史艺文志中也存在误收、失收以及收书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现代音乐独立学科的建立，专门的音乐文献目录也随之出现。民国时期有周庆云《琴书存目》（1914年）、袁同礼《中国音乐书举要》（1928年）、杜镜《知见音乐书草目》（1932年）等。新中国成立后，王运熙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载《乐府诗论丛》1958年版）、王世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音乐出版社1961年版）、黄友棣《中国古代音乐书谱目录》（载《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台北乐友书房1965年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初版，1994年二版）是几部很有学术价值的音乐书目，均收录了不同数量的两汉乐书。《中国音乐书谱志》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中国音乐图书乐谱目录刊行本，在诸种音乐目录著作中所收两汉乐书最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1984年版）也收有若干两汉乐书的词条。
在两汉乐书存目的考证方面，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堪为代表。清人的补史艺文志在补录两汉乐书时，大多佐以考证，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是其中的上乘之作。今人郑祖襄《〈汉书·艺文志〉中的音乐书》（《音乐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3期）则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对《汉志》著录的音乐书进行了简单介绍和内容分类，间有考证之语。喻意志《汉唐音乐典籍叙录》（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以提要的方式，分“乐书”“乐府”“琴书”“其他音乐典籍”四类对汉唐时期的音乐典籍进行考证和介绍，其中涉及大部分汉代乐书，较之前的存目考证更为详细。前人在两汉乐书存目的考证上虽已取得不少成绩，但另一方面，这些工作主要是目录学的考证，依据的是传记和著录等外部材料，很少用到乐书佚文等内证材料，且其考证内容多局限在书名异同、卷数分合、作者行迹等方面，因此对乐书的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深入。
（二）对两汉乐书文献的整理
对两汉乐书文献的整理可分为辑佚和注释两个方面。关于辑佚方面的成果及不足，下文将有详考，此处从略。对两汉乐书的注释主要集中于《乐记》《乐纬》《琴操》三书。古来对《乐记》的注释可谓汗牛充栋，兹不赘举。为《乐纬》作注者有汉郑玄、宋衷、宋均等人，详见下文考辨。《琴操》的注释之作有三种：一是孙星衍对《读画斋》本《琴操》进行校注，形成了《平津馆》本；二是刘师培的《琴操补释》，以《平津馆》本《琴操》为底本，作了简略的校释；三是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汉诗》卷十一《琴曲歌辞》以《平津馆》本《琴操》为底本，收录了《琴操》中有歌辞的琴曲，对所收琴曲的歌辞、解题文字及《琴操》篇目等均有校勘和考辨。然而，这三部著作都存在底本选择不当的问题(3)。
（三）对两汉乐书的个案研究
1．关于《乐记》的研究
自汉至今，人们对《乐记》的研究持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是学术热点之一。尤其自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乐记》研究产生了多部论著和大量单篇论文，涉及《乐记》的方方面面，孙星群《〈乐记〉研究百年回顾》（《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龙珲《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黄钟》2006年第2期）、王祎《〈礼记·乐记〉研究论稿》（暨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绪论、段博洋《2006—2015年〈乐记〉问题研究综述》（《戏剧之家》2017年第1期）已对此做过全面总结，本书不再详述。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乐记》的作者和成书，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公孙尼子说”以来，争论了几十年，迄今仍无定论。近年来，郝明朝《〈礼记·乐记〉非〈王禹记〉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钟仕伦《〈乐记〉作者考论——读〈金楼子·说蕃〉》（《文献》2009年第4期）、张小苹《〈礼记·乐记〉非作于西汉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成祖明《从版本流传和文本重建论〈乐记〉的成书》（《黄钟》2012年第1期）等论文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因此关于《乐记》作者的研究还有开拓空间。
2．关于《汉志》所载歌诗二十八家的研究(4)
关注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可分三类：一是《汉书》注家，二是《汉志》研究者，三是乐府及乐府文学研究者。除专著中的考证和论述外，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还有以下重要论文：黄丽媛《〈汉书·艺文志〉“歌诗”考论》（《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钱志熙《〈汉书·艺文志·诗赋〉所列歌诗目录集考、集说》（载钱志熙《汉魏乐府艺术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王小盾师《论〈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代歌诗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10年》）。在歌诗二十八家的研究上真正取得突破的是最后一文，该文逐一考察了二十八家歌诗的篇目、存佚，对其撰时、著录依据、音乐来源及乐府采集歌诗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立论精辟而令人信服。
3．关于《乐纬》的研究
明孙瑴《古微书》，清赵在翰《七纬》，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日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书都以解题方式对《乐纬》的著录、篇目、内容进行了简单介绍。李中华《纬书与汉代文化》（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吴从祥《天、乐、人的交融——〈乐纬〉音乐美学思想探析》（《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5期），孙蓉蓉《〈乐纬〉考论》（《文艺研究》2010年第11期），罗艺峰《由〈乐纬〉的研究引申到〈乐经〉与〈乐记〉的问题》（载《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任蜜林、柳兰芳《〈礼纬〉〈乐纬〉合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韩伟《〈乐纬〉“气”论考释》（《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刘明《〈乐纬〉音乐理论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等文分析了《乐纬》的形成及其蕴含的音乐理论、哲学思想等内容。付林鹏《〈乐纬〉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系统考察了《乐纬》的成书、内容、解乐模式，论述了《乐经》《乐记》《乐纬》的传承关系，分析了《乐纬》对汉代政治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最早对《乐纬》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于佳敏《〈乐纬〉研究与辑校》（东北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一文重点在辑校，以《七纬》本为底本，对《乐纬》佚文进行校勘和补辑，用力颇勤，为形成更完善的《乐纬》辑本进行了有益拓展。
4．关于《琴操》的研究
《琴操》研究在两汉乐书中是仅次于《乐记》研究的第二大学术热点，成果颇丰。
在《琴操》综合研究方面，有两篇硕士论文。一是德国沙敦如的《〈琴操〉：一种思想体系的开端》（德国汉堡大学1988年硕士论文，经王印泉翻译后，发表于《艺苑（音乐版）》1991年第4期），涉及《琴操》版本、编撰者、形式与内容安排、背景文献、历史背景、刊本与流传、历史影响等七个方面(5)，是一篇用力颇深也有不少独特见解的文章。二是赵德波的《蔡邕〈琴操〉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对《琴操》的撰者、成书、版本、琴曲本事、文学价值及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不过，这两篇论文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底本选用不当：沙文所据为《读画斋》本，赵文所据为《平津馆》本，这两个《琴操》版本（《平津馆》本以《读画斋》本为底本，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本子）存在大量误辑文字，质量很差（详见下文考辨），受此影响，二文的很多结论无法成立。
关于《琴操》的作者，向来众说纷纭，是《琴操》研究中讨论得最早、最多的问题。迄今为止，共出现四种观点：一是蔡邕说，这种观点占主流。持此说者有马瑞辰《〈琴操〉校本序》、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本《琴操》叙录、李祥霆《〈琴操〉撰者辨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沙敦如《〈琴操〉：一种思想体系的开端》、赵德波《〈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此外，今存清辑本均题署蔡邕。二是孔衍说。持此说者为王谟《汉魏遗书钞》本《琴操》序录。三是蔡、孔二书并存说，持此说者有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琴操二卷》、马萌《〈琴操〉撰者考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2期）、过元琛《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复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四是三书并存说。持此说者有王辉斌《蔡邕与〈琴操〉及其题解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邓安生《琴操的版本与作者》（《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王辉斌所指三家《琴操》为桓谭、蔡邕和孔衍所撰，邓安生所指三家为蔡邕、孔衍及无名氏《琴操》，否定桓谭《琴操》的存在。关于《琴操》作者问题，目前尚难有定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琴操》版本研究方面，逯钦立辑校《汉诗·琴曲歌辞》，辨明《平津馆》本《琴操》“别鹤操”“岐山操”等数条为误辑，是辑本辨伪的一个实践。吉联抗《琴操考异》（《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对《平津馆》本《琴操》的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该本是在《遗书钞》本基础上的整理本。其论虽不能成立，但启发我们关注《平津馆》本的底本《读画斋》本，从而发现该本存在的大量问题，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沙敦如《〈琴操〉：一种思想体系的开端》首次全面介绍了《琴操》今存的版本。
在《琴操》所载琴曲歌辞研究方面，有高长山《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兼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甘宏伟《论“琴操”》（《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2期）、赵敏俐《先秦两汉琴曲歌辞研究》（《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吕晓莹《从〈琴操〉看琴文化与东汉末年诗歌的创作研究》（云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杨超《〈大周正乐〉佚文所见〈琴操〉篇目考》（《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1期）等论文，从诗学、文体学、文化学、艺术学、文献学等角度探讨了琴曲歌辞的内容、特点及价值。
在《琴操》所收作品的个案研究方面，王作良《〈琴操〉与昭君题材的文学化进程》（《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过元琛《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赵德波《蔡邕〈琴操·鹿鸣〉考论》（《学术交流》2010年第3期）、赵德波《蔡邕〈琴操·雉朝飞操〉考论》（《中州学刊》2010年第5期）等文，分别关注了《怨旷思惟歌》《鹿鸣》《雉朝飞操》三曲，是《琴操》研究逐步走向精细化的表现。目前被关注的琴曲数量较少，这方面的研究尚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除乐书个案研究以外，也有一些通史通论性质的成果涉及汉代乐书。如修海林主编的《中国历代乐书要籍精诠》（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主要从学术史和专题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历代乐书进行“精诠”，有较重要的学术贡献。但受总体篇幅的限制，入选的汉代乐书只有《乐记》《乐元语》《乐纬》《琴操》等八种，未能反映汉代乐书著述的全貌。金溪《汉唐散佚乐书概论》（《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一文，从保存情况、体裁分类、现有整理成果等方面对汉唐散佚乐书给予了概要式分析，对我们从整体上认识汉代乐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概述了迄今为止两汉乐书研究的大致情况。两汉乐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成果在逐渐丰富，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不足之处主要有三：
其一，对乐书辑本文献的研究较为欠缺。目前的研究大多依据辑本文献展开，但对辑本文献信而不疑，缺乏辨伪意识，很多论证与结论建立在误辑文字的基础之上，损害了研究的科学性。
其二，研究主要集中在《乐记》《琴操》《乐纬》等少数乐书上，大量的其他乐书则无人问津。因不注重对同类文献的考察，使很多相互关联的问题被忽视或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其三，两汉乐书的个案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将这一时期产生的乐书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文献群体进行系统研究则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两汉乐书著述的总体成就未能得到全面反映，本书将可弥补这一缺憾。
三、本书的研究重点
本书侧重从文献学角度考论两汉乐书的基本问题，原则上避熟而就疏，对研究得比较成熟的内容，视需要或作简要述评或不涉足，将研究重点放在前人未曾关注、关注不多或结论有待商榷的地方。
个案研究系本书之主体，综合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文献学方法和音乐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对律历书、礼乐书、琴书、乐纬4类共24种两汉乐书逐一进行考证，考证之内容包括书名、卷数、撰人、撰时、著录、流传、内容、辑本等方面。当然，由于各书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及材料多寡等均有所不同，因此以上所述考证内容并非每书皆备，而是因书而异，有则考之，无须考或不可考者则付诸阙如。
辑本及佚文辨析是本书的又一重点。全文共辨析两汉乐书已知辑本50种，对那些尚未进入辑本的古书误引的所谓乐书文字，也进行了考辨。在乐书辑本考辨上，本书自始至终贯穿辨伪意识，逐条考实佚文出处，对未注出处的佚文则尽力查明其来源。通过这种看似笨拙但却不可或缺的方法，辨析出明清以来两汉乐书辑本中存在的大量误辑佚文乃至伪造之文。在此基础之上，再结合其他方面的分析，最终对乐书辑本作出尽可能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本书的创新点及学术贡献
其一，通过将两汉乐书作为具有共同性的文献群体进行研究，克服了以往孤立研究乐书个案的局限，详明了两汉乐书的著述面貌及留存情况，为包括乐书在内的两汉音乐文献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二，全面清理两汉乐书辑本存在的问题，着重辨析误辑和伪造之佚文，揭示读画斋本《琴操》、清河郡本《乐纬》等貌似原本的辑本的本来面貌，从而纠正了以往对这类辑本的不当评价。此外，对于那些尚未进入辑本的、被后世典籍误引的所谓乐书文字，本书也尽力予以辨析。所有这些，可为今后两汉乐书的重辑与研究在文本资料上不出大误提供坚实的基础。
其三，充分运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清理关于两汉乐书的种种陈说，解决了两汉乐书研究中一些长期存疑的问题。以往研究者在诸如元始《乐经》的作者、扬雄《乐》四篇与《琴清英》的关系等问题上，多据外部材料或仅凭臆测立说，导致异见纷纭而莫衷一是。本书综合使用外部材料和乐书佚文，对这些异说进行辨析，伪者证伪，实者证实，在充分论证基础上定立己见。而在解决京房《律术》、蔡邕《律历意》等不见书志著录的乐书的流传问题方面，传统上以书目著录和他书记载为依据的考察方法显然失效，本书则运用乐书佚文资料对此作出较为允洽的判断。
其四，详究据书的引书体例及行文习惯，较好地解决了诸多乐书佚文的下限问题。对佚文下限判断是辑佚中的一大难题，很多两汉乐书辑本或因延长下限而致误辑，或因上推下限而致漏辑。本书通过详细考察《白虎通义》《风俗通义》《五行大义》等书的体例，对它们引用的《乐元语》《钟律书》《乐纬》等书诸多佚文的下限作出了明确决断。
(1) 该项目自1991年开始，先后有叶昶、张振涛、李玫、朱旭强、喻意志等人参与，由笔者作补辑和后期整理，因此本书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含有他们的学术贡献，在此特予说明并致谢。
(2) 这样的乐书有三种，即刘德的礼乐古事五百余篇、蔡邕《律历意》《乐意》。对于刘德之书，本书考定其为丛书，但具体包含哪些书目不易确定，故权且算作一种。蔡邕二书，从最初编撰情况看，是蔡邕所著“十意”中的二意，此后也曾收入《东观汉记》，但同时又有单本流传的迹象，因此亦视其为单体乐书。
(3) 笔者《〈汉诗·琴曲歌辞〉指瑕》（《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2期）一文对此问题有详论，可参。
(4) 从严格意义上讲，《汉志》著录的歌诗为二十八家，不是一种乐书，故不当定义为个案。但在实践中，人们习惯于将此二十八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仍可纳入个案研究的范畴。
(5) 该文在《艺苑》发表时，《刊本与流传情况》《历史影响》两章只保留了标题，内容则被略去，故不知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