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马敏

夏松涛的专著《展示新中国：展览、空间与新生政权的形象建构（1949—1957）》即将正式出版，可喜可贺！

改革开放以来，博览会史因其横跨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外交史、科技史和艺术史等诸多领域，成为史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国际学术界，海外和台湾学者对博览会史研究一直相当重视，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吉见俊哉的《博览会的政治学》、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葛凯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台湾大学教授吕绍理的《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加拿大学者Keith Walden的《多伦多的现代化：工业博览会和维多利亚后期文化的形塑》等。这些成果，对近代世界博览会与中国博览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均有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

当松涛确定选题的时候，我就让他阅读吕绍理教授写的《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这本书。受吕教授启发，松涛选择了新中国初期展览会的历史进行研究。他嵌入权力和空间理论，探讨展览会的权力网络和展览空间，将展览和国家形象建构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的“事件史”模式。阅读松涛的书稿，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该书拓宽了博览会史研究领域。以前博览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时期，较少有人研究新中国的博览会。2007年，上海财经大学编撰多卷本《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10）》，其中第四卷是中国会展经济发展史，但对新中国初期展览会的历史着墨较少。松涛这本书绘制了四个大的表格，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新中国初期国内展、出国展和来华展的发展线索，清晰地呈现出新中国初期展览活动的历史脉络。

二、该书选择了恰当的研究时段。新中国展览活动规模大、次数多、持续时间长。在研究时段上，我曾建议他研究1949—1976年间的展览史，把“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展览会研究一下，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展览比较有意思，目前研究成果较少。后来，考虑到这一时段还是太长，不如集中精力研究建国初期的展览活动，那既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也是一个转型、过渡时期，有太多的新事物需要去尝试，有太多未知的新路径需要去探索。所以我建议他缩短时段，只研究1949—1957年间的展览活动。博览会史研究的切入点很多，如全球化进程、民族国家的形塑、大众文化、人类共识等，选择新中国初期的展览活动进行研究，可以集中在民族国家形塑这个主题上，不至于造成研究主题泛化。学术研究切忌大而空，选择具体问题或者小时段的研究似更容易将问题研究透彻。

三、该书深化了博览会与民族国家形塑的研究。博览会是民族国家展示实力和形象的重要场域。进入民国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地位逐步彰显，将博览会与国家形塑结合起来的意图也更加明显，各种产品、商品被形象化为“洋货”与“国货”两种类型。国货展览会最终成为民族主义的视觉形象，民族商品与民族国家达到高度的结合。1949年以后，中国所举办的一系列展览会或出国参加各种博览会，其主旨都是为了塑造“新中国”的形象。该书从国内展和出国展两个方面出发，探究了国内展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形象的建构，以及出国展览与新中国国际形象建构的关系，进而分析展览政治和展览综合体。从“展示新中国”的视角出发，为中外关系史和共和国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近代中国呈现给世界的是“农业中国、艺术中国、落后中国”的形象。新中国主要通过展览外交、展览商贸、成就展示、会展较量等方式，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不同，使得中国的形象逐渐向“工业中国”“文化中国”“红色中国”“活力中国”等方面转变。展览活动中展品的遴选、展示的方式和国家形象的转变，可以从全球化、文明交流和传播学、形象学的角度来加深对中外关系和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解。

四、该书提出了一些博览会史研究的新观点。如该书认为新中国初期的展览，许多具有现代会展业的特征，因此，新中国会展业的起步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少会展学教材认为新中国展览业是从改革开放起步的，这是不妥的。又如该书考证新中国各行业第一次展览会的时间和名称，考证外国第一次来华举办展览会的时间和名称，考证新中国首次参加亚洲、欧洲、非洲举办的展览活动的时间和名称等。再如该书阐释了权力、空间与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在联系，从仪式、符号、话语、视觉、心理等方面深化了我们对展览会的认知。该书还以展览活动为载体和洞察点，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认知，促进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

当然，该书毕竟是一本历史著作，主要研究了展览活动的发展历程、空间与形象建构，对展览史研究所涉及的更为广泛的会展学、设计学、艺术学、图像学等学科知识还有用力不足之虞。我最后想说的是，松涛对论文写作十分认真，查阅了近10个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到近20个图书馆抄录过资料，完成本书前后花了10余年时间，体现了“十年磨一剑”的严谨治学态度。期待他再接再厉，在当代中国博览会史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新的成果。

201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