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词坛的易帜

朱彝尊、汪森“览观宋、元词集一百七十家，传记、小说、地志共三百余家，历岁八稔”^[1]，按醇雅标准选取唐至元词650家、2250多首，于康熙十七年（1678）辑成《词综》三十卷之鸿篇，其影响远远超出浙西而遍及全国。次年仁和龚翔麟于金陵刊刻《浙西六家词》，录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李良年《秋锦山房词》、沈皞日《柘西精舍词》、李符《耒边词》、沈岸登《黑蝶斋词》、龚翔麟《红藕庄词》计十一卷。并将朱彝尊新近发现的、失传数百年的张炎《山中白云》词集八卷（陶南村抄本）附刻于书后，以明宗法渊源，并作为天下词家填词的范式，浙西词派由此而得名。

浙西词派尊奉姜夔、张炎为词坛正宗，标榜词要“醇雅”、“清空”，贬低豪放词派的“硬语”、“新腔”，“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2]，“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3]。以此来洗除明代词坛纤靡淫哇之颓风、俚俗粗陋之流弊，收到了一定的客观效果，追随者众多。清代康、雍、乾三朝，浙西词派风靡一时。上述观点、论调都跟朱彝尊氏自身由明入清、从抗清到仕清这一特定生平经历、境遇的前后变化密切相关。

继朱彝尊之后，钱塘人厉鹗崛起于词坛，成为清中叶浙西词派的中坚。他尊周邦彦、姜白石，擅南宋诸家之胜，修正并发展了朱彝尊的词学主张，使得浙派之势益盛。他与查为仁合作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汪《词综》之后鼓吹南宋词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厉鹗词笔调细腻、字句工巧、审音叶律，尚“清”崇“雅”，格调幽隽清绮，婉约淡冷，适度表达作者远俗澄澈的清正志性。长年流寓、科举两挫的经历，孤僻嗜书的秉性，悠游山水的趣好，使得厉鹗词的意境清旷有余而深沉阔大不足。

浙西词派创作上注重格律技巧，词句工丽、典故生僻，学富五车的朱彝尊、厉鹗都暴露出炫博导致的表意晦涩问题。包括朱、厉在内的浙派词人取材范围相对狭窄，朱氏的宴嬉逸乐、厉氏的山水清嘉，开掘不深，寄兴不高，意境疏浅。沿袭宋人的咏物风气却缺乏宋元鼎革之际词人特定的寄托内涵，只在音律与辞藻的雕琢方面用力而忽略内容题材的拓展。在那些缺乏如朱、厉之深厚学问功底、徒事模仿步趋的追随者们手里，必然造成内容和风格的单调、重复、枯寂、琐碎，至乾隆年间浙西词派产生了淫词、鄙词、游词的“三蔽”恶果。当然，统治当局文字狱的高压威慑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浙西词派后期词人吴锡麒、郭麐等尝试变通浙西词派传统理论，以“尚意”来补救后期末流词人凸显的委顿态势，但终究无力挽回日渐衰颓的强弩末势。朱氏的词论主张在浙西词派发端时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其号召力在整个清代词坛影响甚大。但是重蹈格律词派的老路，注定不可能取得巨大突破性成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不可避免地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繁荣、而衰落。

乾隆末期，封建社会的衰象显露，底层知识分子的治世责任感开始觉醒，词坛自身也亟须理论上的更新。常州经学家张惠言以《风》、《骚》之旨相号召，以比兴、寄托提高词的地位，以抒发幽约怨诽来充实作品内容，成为常州词派的实际发轫渊源。嘉庆二年（1797），张氏编辑的《词选》问世，并亲撰《词选序》强调重视词作内容，“意内而言外”，“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反琐屑饾饤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综观清词的发展轨迹，常州词派吸收了浙西词派尊词体、重寄托等理论及创作经验，并多有超越前人朱彝尊之处。

在张惠言的学术生涯中，著作14部投入最多、成就最大的是对《礼》、《易》经学的研究。他秉持“治经术当不杂名利”、“勿求为天下名士”^[4]的孜孜治学精神，终于达到“孤经绝学”的崇高境地而名列《清史稿·儒林传》。曾国藩盛赞张惠言“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谓大雅者欤”^[5]。张惠言以治经的“微言大义”手法，主观地来挖掘温庭筠、韦庄和欧阳修的一些艳词中所谓“比兴寄托”深意。张惠言与其同调者彼此鼓吹，声势大盛，蔚然成风。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更加契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阳羡派后继者史承谦，独立不倚的郑燮、蒋士铨，无锡的顾、杨词人群都在活动，但是词坛仍然主要为浙派左右。清中叶词坛审美风尚由“醇雅”“清空”向比兴寄托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浙、常两派之间的旗帜易主。

常州词派崛起颇为引人注目。平心而论，张惠言一介穷儒，大半生衣食不给，何以有开宗立派的号召力？其《词选》不过是坐馆课徒的百十六首普及性读本，何以竟能够力挫《词综》鸿篇巨制，且不胫而流行于大江南北？其《词选序》立论虽高，但偏执固陋之处十分明显，何以能弁冕词坛，“意内言外”之说何以被后人尊为“词教”？这一切，绝非张惠言一人之力所能致，也不可以单纯地归于偶然，而是有赖于特定时代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思潮大气候，这正是本文要着力研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