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

1998年12月20日晚，从电视上获知钱先生辞世的消息。尽管先生缠绵病榻已四经寒暑，还是感到突然，痛惜万分。当晚与杨绛先生身边的同事通了电话，告我先生走得安详平静，又觉一丝安慰。又听说了他的遗嘱：“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我问最后一句的具体含义，得到的回答是：明天下午火化后，我们就回家。与其他人的骨灰混在一起深埋地下。我愕然无语。这在钱先生，或许是精神的超越与升华，人生境界的大完成；而我却未能免俗，不禁悲从中来。

灯下，默默地翻出他的赠书、照片、信函、审改文稿的手迹，乃至送我而已被我用旧的手套等等，真想不到，这些物品顷刻之间已成了遗物遗著遗墨！先生已鹤化西去，不留痕迹（后知从停止呼吸到火化完毕，全过程为57个小时），但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还留给我们后辈不尽的思念。

一、不敢以弟子自称

196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才见到钱先生。那时所里为每位初来的研究人员指派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钱先生。但他始终不认我这个学生。记得1984年我出版第一部论文集《唐宋文学论集》时，请他为我题签，并真心实意地感谢他多年来的教导之恩。他很快寄来了题签，信里却说：“吾友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老夫何与焉。”“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当不得真，他对后辈往往奖饰溢量，这我心里有数；而说“自家会的”，则更不真实。后来见面时，我也大胆地打趣说：“师生关系有‘文’为证，当年我的进修计划和您的审批意见俱在，白纸黑字。”他哈哈大笑：“给你写的题签，特地盖上我的印章，已经表示咱们的交情了。”嗣后赐函，就称“贤弟”，但不久又“贤友”“吾兄”“学人”混称了。然而，我从不敢在他人面前自称是他的学生，原因很简单：不配。

面前的一张纸片也许可作“证据”。还在河南明港干校时，一次军宣队主持开大会，我恰与他坐在一起偷偷交谈“开小差”。那时正好毛泽东对严复所译《天演论》有个批示，我们总算多了一本允许阅读的书。严译中有“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的句子，我对严复用“京垓”代亿万，用“员舆”代地球的用法表示疑问，并问他对严译的评价（有传闻说他对严译也如对林译一样评价很高），随手写在这张纸上向他请益。他认为，此种代字法，“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不足为训，并一口气写了唐徐彦伯以“虬户”代“龙门”、以“篠骖”代“竹马”，宋欧阳修讽刺宋祁撰《唐书》法为“宵寐匪祯，札闼洪庥”（代“夜梦不祥，书门大吉”），扬雄以“蠢迪检柙”代“动由规矩”等三四个例子，振笔直遂，欲罢不能，若不是反面是军宣队要我办事的介绍信（我那时是仓库保管员），可能还会“演示”下去。他写完最后一句“如君所举皆此类也”，不无得意地把纸片塞给我，而我却顿觉自己的贫乏和无知。何谓有学问，此即无言之教。

和钱先生最初接触，惊服于他的才情横溢，锋芒毕露，尊敬之中敬畏成分为多。时间长了，只觉他胸无城府，表里澄澈，有时竟表现出孩提般的赤诚。面对年轻后辈更充满呵护、提携之情。我手边的《宋诗选注》是他赠送的。他在扉页上写道：“水照不肯购此书，而力向余索之。余坚不与，至重印时始以自存一册赠之，皆悭吝人也。然而水照尤甚于余矣，一笑。”这一“自存本”上有他的不少改笔，我一下子明白了它的分量。他的戏笑之语洋溢着深挚的师弟情谊，更蕴涵着热切的期待。此时此刻，摩挲此书，油然联想起苏轼悼念文同之文为什么要多载与文同“畴昔戏笑之言”了。苏轼的往日之“笑”，也是此时“废卷而哭失声”之“哭”，且比“哭”更深一层。我也谨记先生“畴昔戏笑之言”以哭先生！

钱先生赠本书作者的“自存本”《宋诗选注》上的改笔

二、学术领域绝不通融马虎

钱先生和我日常相处亲切厚待，无拘无束，但一到学术领域却严肃不苟，绝不通融马虎。我还保留两份手迹，是对我两篇文章的审读意见。对我所写的《唐诗选·前言》，记得他在小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六七张，但我一时尚未翻检出来；对我另一篇文章的意见，他写了一千多字，则在眼前。他首先肯定此文“有新见，能分析细致，文笔亦明洁”，但接着作了严厉的批评。那是一篇驳论文字，他指出我所论难的题目本身并不存在：“欲擒故纵，欲破先立，虽见心思，而不免系铃解铃之病”，反驳的论题，纯是为了展开自己的见解而虚拟的，“由作者造成”的。这个批评中肯而尖锐。然后他为我设想了改写的具体方案。最后还有一行字：“以上是四月五日写的，其他意见琐细，于四月十日与水照同志面谈了。”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琐细”而实不“琐细”的意见，我现在已完全记不起来了。但治学必应严谨老实的教诲，却终生不会也不敢忘记。

日本博士生内山精也君来复旦大学留学期间，曾有幸造访过先生。回校后，他又提了有关《宋诗选注》的十三个问题，请先生指点。钱先生一一作了批答。其认真细致的态度，可与鲁迅先生批答增田涉所提日译《中国小说史略》的问题前后辉映。比如关于柳开的字，有“绍元”“绍先”两说。先生批云：“‘绍元’‘绍先’记载各异。我采‘绍先’，因‘先’包含柳宗元是祖宗的意思，而‘元’字犯了祖宗名讳，等于直呼祖名了”，作出明确而圆满的结论。关于《宋诗选注》的选目，钱先生已经说过：“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内山君进一步追问：如果现在重新编选的话，钱先生“要选什么样的作品”？钱先生批云：“说来话长；又事隔数十年，懒于更提了。请原谅。”胡适评《宋诗选注》，极口称赞其注和评，但对选目则有所保留；海内外的一些书评对此也有微辞，我曾对“种种缘因”作过一点解释。现不敢自秘，顺将先生晚年的这段话叙出，宋诗研究者或许更愿闻知。毕竟《宋诗选注》已是宋诗学研究中的一部名著，有关种种背景材料均甚重要。钱先生未把要“说”的“话”留下来，我们仍可从他遗存的著述中（包括《围城》中小说人物的谈论），对他的宋诗观进行深入的探讨。

三、与青年学子平等论学

钱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学者，但又谦逊宽容，具有海不择流、有容乃大的宽广襟怀。他与不少素不相识的后生晚辈进行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真正实现了“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妨举几个我所知道的例子。王安石《重游草堂寺次韵三首》其一云：“鹤有思颙意，鹰无变遁心。”上句用周颙鹤事，没有什么疑义；下句用支遁鹰事，就有些纠葛。李壁注云：“支遁好养鹰马而不乘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耳。”钱先生《谈艺录》指出：李注未言所引何书。他于是广征文献，大都只言支遁养马而未道及养鹰之事；且指出“神骏”只能形容“马”而不能形容“鹰”，言“鹰”则习用“俊”字。但当年尚属年轻学子的刘永翔先生，向他提供一条材料：李注原文出于晋许恂集，见于唐许嵩《建康实录》所引。钱先生获知后大喜过望，“珠船忽获，疑冰大涣”，并进而博引书证，推断许恂集当时即流行不广，致使唐初以来人们但知支遁好马而未及养鹰，把此事原委分疏得更为清晰。钱先生不仅数次致书刘君，褒奖、感谢兼并，而且特在1987年《谈艺录》增订本补正中，标出刘君大名，“以志勿忘所自”（《钱锺书致刘永翔三通》，收入《现代作家书信集珍》）。前辈虚怀若谷的风范确是感人肺腑。我有次突接先生来函，要我转告日本留学生内山精也君，因他们在日译《宋诗选注》，说此书还有一处须改，原来安徽一青年向先生提出，书中赵汝生卒年原作“未详”，实可据刘克庄《刑部赵郎中墓志铭》补出。他指示日译本中一定也要申明此乃该君“告知”。《管锥编》增订本中此类例子多多。长者不掩人善的坦荡胸怀，更令人仰羡不已。

钱先生对后辈的呵护、提携和奖勉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人，实是对整个民族学术文化传薪的期待。他晚年常常自叹“老年炳烛馀明，著书愈不易”，而把满腔热情投注于后辈晚生：“年事方壮，如日中天，不朽事业，有厚望焉。”这可以视作他对我们晚辈学子的学术嘱托。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轻。

四、拒绝为他立传的背后

对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光大，当然应包括“钱学”即“钱锺书研究”在内。不论钱先生在或不在，他的论著和创作仍会流传下去，他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也将影响久远。但钱先生生前一再“诚诚恳恳地”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一是反对写他的传记；二是反对建立“钱学”或“钱学体系”。但他的意见别人无法遵奉，因为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特征及其走向，已无法绕过这座“文化昆仑”。然而，先生的这两条意见，并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包含颇深的学理和对人情世态的洞察的。

学人传记也是一种研究方式，自然也要传达出传主个人的性格色彩。钱先生是位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学者，“钱教授的风趣”就是如此。他才富思锐，辩才无碍，表里如一，不自掩饰。这有时不免开罪于人，更多时候会在传闻过程中发生增生或变异，谣传更是屡见不鲜的。钱先生的褒贬人，言词容或锐利，存心却是坦然磊落的。即如近来引起议论的他与吴宓先生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钱先生的《吴宓日记序》、杨先生的文章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当年吴宓先生看到钱先生的拟投稿件（最后也未正式发表），确实引起过不快，曾告诉好友贺麟先生，“麟谓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言之有理”，这至少是对钱先生文章的一种毫无偏袒的当下反映。尤其是嗣后吴先生仍“大度包容，式好如初”。他积极向有关校方推介钱先生，听到一些有损于钱先生的言论，他感到“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皆妾妇之道也，为之感伤”，甚至欲把钱先生“荐为浙大外文系主任，宓则往为教授”。他又几次借读李赋宁先生所记钱先生的授课讲义《当代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甚佩”“亦佳”“并甚佩服”，赞不绝口。这些都是《吴宓日记》中的明确记载。直至新中国建立后，吴先生往访钱、杨先生于北京寓所，“三人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事情的原委本末并不复杂。经历或闻见过近几十年来种种人整人运动的我辈后人，对于前代长辈之间人际交往关系的理解，对于他们文化性格中所承受的中国文化人传统影响的理解，有时存有隔阂，未达一间。“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先生指出的这一治学态度，诚为切要。

钱先生的风趣，如果从语言智慧的自然展现和文化性格的多姿多态来理解，或许能接触到一些有意义的底蕴。他总是妙语如珠，滚滚而来。写信向他祝寿，他说：“‘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他自叹近况：“谢客而客愈多，谢事而事不减。”他辞谢招收研究生当助手：“不是助手，而是助脚。”不愿差遣跑腿，误人子弟。安慰他病会痊愈，他答道：“白香山诗云：‘病与乐天相伴住。’”应允接待晤谈，“以结文字因缘，亦杜甫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也”。此以古代诗句为典实，有时则用洋典。他要赠书给我而出版社一再拖延，他写道：“西班牙旧日万事拖延，号称mañana人（Tomorrower），今则此尊号宜上于中国人矣。”这些都是随机生发，信口说出，摇笔自来，我揣摩可能是他的自我愉悦之道，营造一种于人于己都轻松愉快的生存环境。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文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但愿我们能与拘谨自闭、呆滞木讷、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告别，我们就有可能更理解钱先生了。若用一种非学术的异样眼光来“研究”，恐非“钱学”研究之幸。

五、“钱学”、理论体系与学术走向世界

钱先生的名作《读〈拉奥孔〉》原发表于《文学评论》，后收入《旧文四篇》时特地加了一节引言，强调片段资料的重要性，有时它能“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而“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这是很深刻的见解。陈寅恪先生也说过，今人所著的有些中国哲学史，“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意思是一致的。这就是钱先生拒绝或谢绝建立“钱学”和“钱学体系”的缘由，也是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大都采取读书札记（《管锥编》）、诗话（《谈艺录》）、选本（《宋诗选注》）等传统著述体裁的缘由之一。因而他一再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中国诗与中国画》，见《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而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与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研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感受不是科学研究，我无力说个明白。好在钱先生在《读〈拉奥孔〉》的同一段文字中说过：“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在他的数量惊人的“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中是可以抽象出“自觉的周密理论”的。因此，“钱学”研究的重点或中心点不能不是从其学术著作中努力阐发其义蕴，寻绎其本身固有的“自觉的周密理论”。这是一项需花大力气进行的严肃困难的科学工作，但于我们后辈学人完全值得。

说“值得”，是因为它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特殊意义。钱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治学特点最符合当今学术文化的历史走向。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高涨之际，学术文化已展示出新一轮的中外互融互补的灿烂前景。在这个时刻失去钱先生，是令人格外痛惜的。谨再举一例。有次他来信告诉我：“上周有法人来访，颇称拙著中《老子》数篇，以为前人无如弟之捉住《老子》中神秘主义基本模式者。因问弟何以未提及马王堆出土之汉写本《德·道经》，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反问曰：‘君必细看过，且亦必对照过Lanciotti君意文译本，是否有资神秘主义思想上之新发现？’渠笑曰：‘绝无。’”他写这段话，是教育我治学虽必以材料为基础，却又切忌死于材料下。实际上他当然掌握马王堆本，且“对照过”意文译本，胸有成竹，才能如此反诘。在当今中国，要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目标，钱先生是与西方作“文化对话”的最有资格的代表，这段与法国学者对话的小插曲，可以当做一种象征。

先生走了，我真诚地希望对他的研究能进一步健康发展，产生出一批与他的博大精深相称的研究著作。这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1998.12.23

附：钱锺书先生致本书作者函（1984.12.22）

水照贤友教席：

东游前承枉顾取别，锡以多珍，愧喜交并。弟不能赠君以车，又未暇赠君以言（如送别序、送行诗等），殊乖古谊，内疚至今。急景催春，又将换季，敬祝吾友岁釐年祥，道光文富！

顷奉长函，忻悉幽讨穷探，发未尽之藏，读未见之书，真不虚此行，尤足使彼辈自惭眼不见睫也。尊注坡选，早已研读，精实不特超出所睹此类选注难以道里计，抑且不可与此类较短长。盖此类充其量不过教本之良，尊著则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小川士解先生叹赏，殊为具眼，亦征月旦之公。日人阴薄吾国“汉学”，弟告兄以彼土于两先生讲学后来信内容，即是一例。然人苦不自知，其著作中之稚浅迂谬（不仅“支那学”，于西洋文哲学亦然），正复贻笑通人者不少。

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弟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者。上周有法人来访，颇称拙著中《老子》数篇，以为前人无如弟之捉住《老子》中神秘主义基本模式者。因问弟何以未提及马王堆出土之汉写本《德·道经》，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反问曰：“君必细看过，且亦必对照过Lanciotti^［一］君意文译本，是否有资神秘主义思想上之新发现？”渠笑曰：“绝无。”弟因告以五年前访美时，参观国会图书馆，馆中有司导观其藏书库，傲然有得色，同游诸公均啧啧惊叹，弟默不言，有司问弟，弟忍俊不禁，对曰：“我亦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主者愕然，旋即大笑曰：“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虽戏语，颇有理，告供一笑。

上月我应读者要求，将《旧文四篇》大改订一下，又将《也是集》（香港出版，内地不能销售）中白话论文三篇合并一集，本欲授本院出版社印行，而魏同贤同志热情难却，仍交上海。兄明年返国，当可问世，必呈教也。《谈艺录》新本大约元旦后出书。上周偶检存稿，即见可增删处往往而有，如开卷山谷诗注中引但丁写观画时于无声中闻声，更可补稍后于但丁之Boiardo^［二］诗咏此明白易晓；引梅圣俞论诗语，更可补东坡柳子厚诗跋中语（涵义稍狭而词同），等等。老年炳烛馀明，著书愈不易，兄年方壮，如日中天，不朽事业，有厚望焉。奉复。

即颂

旅绥！

钱锺书上 二十二日夜

杨绛同候

整理者注：

［一］ Lanciotti，即意大利汉学家兰侨蒂（Lionello Lanciotti，生于1925年），历任罗马大学、威尼斯大学、那不勒斯大学中文教授，《东方与西方》杂志联合主编，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宗教，论著与翻译作品颇丰。

［二］ Boiardo，即意大利诗人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1441—1494），代表作品为传奇叙事诗《热恋的罗兰》，另有抒情诗集《歌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