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礼乐文明统摄下的铭文批评

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农耕文化背景下，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一种综合性文明成果。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杂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均植根于礼乐文明的文化土壤。《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师旷之言：“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²⁾《国语·周语上》记载召公之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³⁾在礼乐文明背景下，诗、赋、箴等文学样式得到发展。《诗·鄘风·定之方中》毛传曰：“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⁴⁾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从产生之初便深深地植根于礼乐文明，文学的社会功用受到统治阶层的关注。

铭文产生于先秦时期，按功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刻在器物上，以警戒为目的的。此类铭文相传最早为轩辕帝所作，大禹、成汤、武王、周公、孔子均作铭文。《文心雕龙·铭箴》曰：“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⁵⁾还有一类铭文是称美功德的。《周礼·夏官》司勋：“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⁶⁾此类铭文可以追溯至周武王。《国语·鲁语下》记载：“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⁷⁾称美功德的铭文，由于“庸器渐缺”，铭之于宗庙之碑，逐渐发展成为碑文。称美功德类的铭文与碑文之间有着密切的文体渊源。因此，先秦时期的铭文批评也成为后世碑文批评的源头。

从现存史料看，先秦时期有关铭文写作原则的论述较为少见，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左传》所载的臧武仲论铭，现录之如下：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小国幸于大国，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⁸⁾

周灵王十五年，晋悼公晏驾，其子平公继位。齐国乘晋初立之机，公然背弃中原联盟，与楚交好，兴兵攻打鲁、卫、曹等中原盟国。周灵王十七年，为巩固中原联盟，维护晋的霸主地位，晋平公亲自领兵出征，与宋、卫、郑、曹等十一国军队会师于鲁济（即鲁界内济水，今山东境内）。齐灵公率军在平阴组织防御，联军主力在防门展开攻坚战，齐军死伤甚众，联军乘胜追击，将齐都包围。平阴之战的第二年，季武子将从齐人那里收缴来的兵器等战利品熔掉，铸成大钟，并在钟上作铭文以记载鲁国的功勋。臧武仲认为此举不合礼制，原因在于作铭有三种情况：一是天子用来记载和宣扬美德；二是诸侯用来称美举动合时而取得的功劳；三是大夫用来记载征伐之事。季武子作铭，如果用来记载征伐之事，那就属于等而下之了；如果用来称美功绩，这功绩又是借助于晋国的力量，不足以称道；如果说举动符合时令，实际又扰民了，没有理由作铭文。况且大国讨伐小国，用所缴获的战利品制器铭功，其用意在于向子孙昭示明德，惩戒无礼，可鲁国却是借助别国之力救自己的危难，实在是乏善可陈。这次鲁国侥幸从大国那里取得胜利，若大肆宣扬而激怒大国，便是自取灭亡。

臧武仲论铭以“礼”为核心展开。“礼”在宗法制国家里是人们生活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引郑国政治家子产的话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⁹⁾又记子大叔的话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¹⁰⁾礼作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规定着人们的行为。礼侧重制度层面的规范，而乐侧重人性的教化。礼通过一系列典章仪式，将建立在血缘亲疏关系基础上的身份等级确定下来。臧武仲论铭以“礼”为核心，实际上也是围绕着身份等级的不同而展开。铭的内容按照身份等级的不同可分为三类，即所谓的“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称功论德的侧重点不同。不仅如此，臧武仲还指出铭文的功能在于，大国讨伐小国，在所得之庸器上作铭称美功德，以向子孙昭示明德，惩戒无礼。可见，臧武仲论铭紧紧围绕着“礼”展开，重视铭文称美功德的等级属性及维系教化的职能特点，体现了早期文体产生于礼乐文明的文化背景下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