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官两大类——“五史”与“府史”及其相互关系

（一）史官数众名繁

刘知几《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史官初建于轩辕氏近乎传说，于史难证。然自上古三代，尤其是自西周开始，史官“其数渐繁”，却是不争的事实。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中说：

中国古代设立史官，在地域上，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数目相当可观。以周代而论，见于金文及各类文献的史官，据近人统计，约一百二十九人，其中属于王室者五十六人，属于诸侯者四十七人，未能确定属于王室或诸侯者二十六人。属于诸侯者，鲁国三人，齐国四人，晋国九人，秦国、韩国各三人，楚国四人，宋国二人，卫国七人，郑、虢、莒、赵、魏各一人，私人之史七人。从天下共主的周室，到蕞尔小国的莒、虢，都设史官，又在文献偶然的披露下，人数到达百人以上，这应是人类学术文化史上的盛事了。⁽²¹⁾

另据《汉官六种》所载，西汉武帝时丞相府三百六十二名吏员中，多数都是以史为名者：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属百人，秩二百石；属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东汉时，河南尹吏员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诸县有秩三十五人，官属掾史五人，四部督邮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狱仁恕三人，监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学守助掾六十人，书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干、小史二百三十一人。此足见古代史官数量之众。

“名目繁杂”也是史官的一大特色。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一书中说：

周代各类专称史官的职名九类二十九个。分别有太史、小史、冯相氏、保章氏、内史、作册、尹氏、命尹、内史尹、作册尹、作命内史、作册内史、内史尹氏、御史、柱下史、守藏室史、外史、女史、左史、右史、瞽史、工史、眚史、书史、中史、史、祝史、祭史、筮史等。如果再加上不可知其具体职事的史官名称如史、辛史、彭史、微史、史、尗史、齐史、宁史、螨史、史、懋史等，则周代史官，其专有名称即达四十余种之多。⁽²²⁾

周之后，秦汉官府中称“史”者，较高级别的有御史、刺史、长史、内史，较低级别的有曹史、令史、卒史、佐史、尉史、侯史、士史、少史、仓史等。以令史为例，中央有尚书令史、御史令史、兰台令史，都尉、候官之下也有县令史、候官令史、司马令史、城令史、城仓令史、库令史、别田令史、门令史等。秦汉史官名目之繁杂由此可见一斑。

从命名方式而言，在“史”字前面加上一个说明某一类史官具体职事特征的字，以相互区别，是史官命名中最为常见的形式，如孙诒让《周礼正义·内史》中说：“内史官府盖在内，故以为称。”吕思勉《读史札记》中也说：“史官之职，原出明堂，盖朝夕侍王。其后典籍日多，主其事者，出外别为一官，是为大史氏。其居中者，则别之曰内史。”⁽²³⁾再如“司马令史”是专事兵马之史，“司寇令史”是专事司法之史。其他如小史、外史、御史、左史、右史、瞽史、刑史等的命名莫不如此。还有一些名称上未冠“史”字的，如作册、司历、日官、主书等。这些史官名称不一，主要是“职务咸异”，所司各自不同所致，如《周礼·春官·宗伯》“大史”郑玄注：“大史，日官也。”孙诒让疏：“此官掌正岁年以治历，岁年皆积日所成，故谓之日官。”另外，笼统地称之为“史”者，史书中也不少见，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的“史不绝书”，《论语·卫灵公》中的“吾犹及史之阙文”等，其“史”皆为统称。有些史是与人名连在一起的，有的则既有官名又有氏名，其中较著名者有周的史佚、史伯、史角、史良、史籀、史豹、内史过、内史兴等，晋的史狐、史龟、史苏、史赵、史墨等，齐的太史兄弟三人、南史氏等，楚的史皇、史老、左史倚相等，虢的史因，卫的史鱼等。

可以说，汉以前史官是一个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名目繁杂的官僚群体。

（二）史官两大类——“五史”与“府史”

古代史官虽数众名繁，但归结起来，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五史”与“府史”。

1．“五史”

《礼记·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刘知几《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云：“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些“左史”“右史”“大史”“小史”“内史”“御史”等，都是服务于天子或诸侯王的上层史官。

“五史”就是对这种服务于天子或诸侯王的上层史官的统称，其名源自《周礼·春官·宗伯》：“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袭，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诏王治……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谓：“《周礼》所载五史，即所谓王室史官也。”⁽²⁴⁾事实上，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王者之史”远远不止这五种，如观测天象的冯相氏、保章氏，在王侧诵诗箴规的瞽史、工史，诸侯王身边的南史、女史等，这些都是直接服务于天子或诸侯王的上层史官。由于《周礼》之五史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故一般将天子或诸侯王身边的上层史官皆统称为“五史”。

“五史”之中各史，身份地位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帝王近身之史，其身份地位要高于它史，如周之内史，在王之左右，掌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法，是“五史”中身份地位最高者，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以为“内史之官虽在卿下，然其职之机要，除冢宰外实为它卿所不及。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另外，“五史”之间也存在有个别类似于隶属关系的主次差别，如《周礼·春官·宗伯》：“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此得出“小史隶属于大史”的结论，但二者存在身份与地位上的主次差别，则是毋庸置疑的。

2．“府史”

《周礼·春官·大史》载：“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处的“大史”与“小史”同属于“五史”的范畴，而与胥、徒并列的“史八人”之“史”，则是隶属于大史与小史的一类低级史官。《周礼·天官·冢宰》：“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数，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此处“六曰史”之“史”与《周礼·春官·大史》中“史八人”之“史”当属同类无疑。此类史官即《礼记·王制》所载的“执技以事上者”，郑玄谓之“府史”。《周礼·天官·序官》：“府六人，史十有二人。”郑玄注：“府，治藏；史，掌书者。凡府史皆其官长所自辟除。”《仪礼·士冠礼》：“有司如主人服。”郑玄注：“有司，郡吏有事者，谓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时卒吏及假吏是也。”

另外，《礼记·玉藻》：“（大夫）将适公所，宿齐戒，居外寝，沐浴，史进象笏，书思对命。”孔疏：“史，谓大夫亦有史官也。”这种私人侍史，皆由大夫自行任命，也应当属于“府史”的范畴。

“府史”内部各史之间，也存在身份地位方面的明显差异。依据不同国家机构之从属关系，“府史”可分为中央直属机构与地方郡、县等不同的群体层次。一般来说，上级机构的“府史”要比下级机构的地位高，如按《说文解字·序》《汉书·艺文志》及“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载，汉初作为全国史学僮课试第一名的尚书卒史，就比郡国第一名的县令史地位高。而即使是同一机构中的“府史”，相互之间的地位差别也很大，如《汉旧仪》丞相少史下有“书令史斗食，缺，试中二十书佐高第补”，同为丞相府少史所属，书令史的地位就比书佐的高。陈梦家曾对“居延汉简”官文书末尾的史官签署做过专门的统计分析，结论是：每份文书上签署的史官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三四人，边塞文书，除塞尉、候长、隧长只有一种低级史官签署外，三公府、太守、都尉、候官和县的文书签署可以是高、中、低三级的史官，也可以是高、中二级或中一级史官，每一级通常一人，也可以是两三人，史官签署时以级别高低为序，高级为掾、史、少史，中级为卒史、令史、属、守属、守卒史、守令史，低级为书佐、佐、尉史、候史等⁽²⁵⁾。

中国古代史官虽数众名繁，但“五史”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分散在各官署机构，从事具体文书工作，主要由官署长官自行辟除的“府史”之史。如《周礼》所有的职官（包括五史）之下，都有称之为“史”的属员，这些“史”大多都是隶属于各政府机构的“府史”。

“府史”之史分属于各级政府机构，因而不存在内部构成问题，他们与“五史”之间也无绝对的统属与隶属关系，是相对独立而又散漫的一个史官群体。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的社会等级主要是以二十等军功爵位来划分的，并且这一制度一直保留到了西汉初年，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汉初有关皇帝恩赐臣下的标准，是将“府史”与最低几级的爵位并列的：“不更比有秩，簪袅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斗食令史肉十斤，佐史八斤，酒七升”⁽²⁶⁾。因此一旦成为“府史”，就意味着步入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初始阶段。

（三）“五史”与“府史”的相互关系

“五史”与“府史”，虽可统称为“史”，然二者在身份地位方面，差别却很大。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释》曰：“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又《礼记·王制》郑玄注：“庶人在官，谓府史之属，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五史”由卿、大夫、士为之，受命于王者，直接服务于王者；“府史”为庶人在官，其服务的对象为各级长官，其职一般是由各级长官自行辟除。这是“五史”与“府史”的主要不同之处。凡以“史”为“天子重臣”“执政一人”的，皆是以“五史”为例而论者，如《大戴礼记·保傅》：“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柳诒徵《国史要义》：“周官之制，相权最尊，而大史、内史执典礼以相匡弼。”⁽²⁷⁾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官以大史为长，秩以内史为尊……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其职与后汉以后之尚书令，唐宋之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明之大学士相当，盖枢要之任也。”凡以“史”为“社稷常隶”“身贱位卑”的，皆是以“府史”为例而论者，如《礼记·王制》：“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出乡不与士齿”，足见“史”地位之低下。再如《左传·宣公三年》载周初封鲁公伯禽时，即是将“史”作为赏赐的内容与备物、典策等并赐鲁公的，可见“史”的地位并不高。《礼记·王制》与《左传·宣公三年》所载的这些地位不高的“史”，都是指的“府史”。

古代“官”与“吏”是有很大区别的，“官”通常是指由中央统一任命的“朝廷命官”，而“吏”则是作为“官”的下属、助手而存在，其职一般都是由官长自行辟除。王恽《秋涧集》卷四十六中说：“领持大概者，官也，办集一切者，吏也。”许谦《白云集》卷二也说：“（吏）处官府，职簿书，……蠲其课役，而使之造文书给趋走而已。”就此而论，古代史官中的“五史”是可以称之为“官”的，而“府史”则只能是“吏”，不能称之为“官”。然历来论及史官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府史”也纳入史官之“官”的范畴来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主要就在于“五史”与“府史”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二者尽管身份地位差异很大，然在具体的业务执掌方面却是相通的。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释》对此有过专门论述：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五史之于文字，犹太宰司会之于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章学诚《史释》的中心思想，在于阐明“府史之史通于五史”的道理，“皆守掌故”是章氏所认为“五史”与“府史”的相通之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古代史官实为一个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议决焉。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²⁸⁾“皆守掌故”确为“五史”与“府史”的共通职掌。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也认为“五史”与“府史”的业务执掌是相通的：

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吾谓史官之始，不过掌书起草，品秩最微，同于胥吏，只称为史，如汉人所称令史是也。其为诸史之长者，亦不过如汉代之长史、魏晋之掌书记。其以记事为职，古今亦无二致。继则品秩渐崇，入居宫省，出纳王言，乃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诸称，以别于掌书起草之史。然亦不过因诸史之长，而稍崇其体制，如汉晋之有中书监、令，唐宋之有翰林学士、知制诰，明清之有大学士，是也。凡官之以史名者，既掌文书，复典秘籍，渐以闻见笔之于书，遂以掌书起草之史，而当载笔修史之任。⁽²⁹⁾

“既掌文书，复典秘籍”是金毓黻所认为“五史”与“府史”的共通执掌。“复典秘籍”也即章学诚的“皆守掌故”。可见，在“五史”与“府史”共通业务职掌的具体内涵上，金氏的要比章氏广一些。不过，金氏所说的“文书起草”，也确为“五史”与“府史”在“皆守掌故”之外的另一项共通职能。《周官·天官·宰夫》：“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郑玄注：“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前已述及，这里所说的“史”乃是低级吏员——“府史”，其所掌为官府文书。然而，这“掌官书以赞治”，也是其他高级称“史”之官——“五史”的共同职能，帝王册命、祝文、载书等的拟定，大抵为“五史”之责，诚如《周礼·春官·御史》孙诒让《正义》中所说：“王之有御史，盖犹百官府之有史，故宰夫八职亦曰：史掌官书以赞治。彼史掌赞众官府之书，与此御史尊卑殊绝，而所掌略同。”朱希祖也说：“惟五史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府史之史，则为下级书记耳。”⁽³⁰⁾孙诒让与朱希祖二家所论，在本质上与章学诚、金毓黻的并没有区别，“五史”与“府史”之间“无异义”之存在，当是客观事实。

故此，我们说“府史”虽品秩低微，然却是史官中数量最多的群体类型；“五史”与“府史”尽管地位悬殊，然在具体的业务职掌方面，二者有相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