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史官主书研究

第一章　史官所指及其内涵

一、史官的界定

金毓黻⁽¹⁾《中国史学史》：“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盖史籍掌于史官，亦惟史官乃能通乎史学，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²⁾“史官”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学者群体，中国古学出于史官，现存古代典籍也多撰成于史官，研究中国史学不能不明了史官。

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先识览》《史记·太史公自序》及《说文解字·序》等，均认为史官产生于黄帝之时。言史官“肇自轩辕”，此固然无直接的材料可以佐证，然从先秦史官体制之发达，史官文化之丰富程度来看，史官起源于西周之前的上古时代，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正如梁启超所言：“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最初之“史”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并非一回事。

对“史”字构形的辨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史”的最初意义及其原始职掌。许慎《说文解字》第三篇下《又部》部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认为“史”的构形是“从又持中”，“又”是右手，“中”为中正。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曰：“古文中正之‘中’字作、、、、诸形，而伯仲之‘仲’作中，无作者，唯篆文始作者。且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王氏此论颇具说服力，“史”之上部所从者并非“中正”之“中”字，“中正”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也不可能是以手来握持的。“史”字上部究竟为何物之象？这是解开“史”字初义及其原始职掌的关键所在。

戴侗、江永、吴大澂、林义光、阮元、王国维、顾实、李宗侗、劳榦、徐复观诸家，皆以篆书“史”字上部所从之“”形为是，对“”所代表的物象及“史”的初义、职掌等，展开了各自的论述与争鸣，主要观点概括有六⁽⁴⁾：一、释“”为笔，史即持笔之人。如戴侗《六书故》卷十五曰：“史，掌书之官也。秉聿以俟，史之义也。”二、释“”为簿书，史即掌簿书之人。如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九曰：“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右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三、释“”为简册，史即执简记事之人。如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第三曰：“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四、释“”为盛算之器，史为持盛算之器者，引申为持书之人。比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五曰：“中，射礼所用以实算者，……以手执之，奉中之义。”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曰：“是中者，盛算之器也……射时舍算，既为史事，而他事用算者，亦史之所掌。算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算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五、释“”为弓钻，史为持弓钻钻龟而卜之形，表示卜筮之事。如劳榦在《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一文中说：“史字是从右持钻，钻是象钻龟而卜之事。”⁽⁵⁾六、释“”为口诵简文，史即祝祷之人。如徐复观《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一文中说：“与祝之从口同。因史告神之辞，须先写在册上。……将笔所写之册，由口告之于神，故右手所执之笔，由手直通向口。”⁽⁶⁾

不难发现，以上诸家皆是以后世史官的某一项或几项职能，配合篆书“史”字之形，来推导“”所代表物象的。然而，今所见最早的“史”字——甲骨文中的“史”字，通常写作“”“”二形，其上部所从者或为“”，或为“”，不尽为篆书“”一形。其中，从“”之形的存在，是持上述六种观点者所无法解释的。

甲骨文“史”作“”者，徐中舒以为其构形是手持武器从事狩猎或作战，所持武器或为丫杈，或为丫杈、棍棒缚以石块做成的锤形物⁽⁷⁾。陈梦家也认为最初之“史为田猎之网，而网上出干者，搏取兽物之具也”⁽⁸⁾。胡厚宣的观点与陈梦家的基本相同：

甲骨文史字作“”“”，两形通用，如丙78同是“史”字，一作“”，一作“”可证。亦或省作“中”，亦有省作“”者。“丫”即“干”，亦即“单”，为、、战字所从，乃田猎和战争所用之工具，与卜辞擒之作“”者其意略同。⁽⁹⁾

王贵民《说史》一文，对陈、胡二家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论述：

早期的“”字所从之“丫”，即是“狩”字“”的田猎工具部分，丫可以是表示干戈的干，也可以是小网长柄的“”，更可能是原始狩猎刺兽工具的叉，半坡遗址出土骨鱼叉是单刃倒勾，它的发展形式应该是双刃或多刃的，以增强命中杀伤率。它应该是双刃叉这种工具的文字化，中的已是田网的简化，故丫不再是。捕兽工具需要犀利，故干不如叉。狩猎时代搏兽工具中叉是比较普遍使用的。史字上部偏旁是丫与的复合，无非表示田猎工具，甲骨文中又有在叉尖加圆圈者，是文字化以后，不再顾及初形初义的一种增饰。⁽¹⁰⁾

徐、陈、胡、王诸家立足于先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史”字所从之“”，“史”之初义及原始职掌的说解，无疑是客观而准确的。“史”之上部为搏击之具，“史”之初义为田猎、作战之人，已为当今学界所普遍接受。故此，从字源上来说，最初之“史”并不能与后世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发生联系，《说文解字》所言之“记事”并非史官的原始职掌。

甲骨文中的“”或“”，通常被隶释为“事”“使”“史”三字。隶释为“事”者，有“叶王事”“叶朕事”“我有事”“我亡事”等。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曰：“殷人卜辞皆以‘史’为‘事’，是尚无‘事’字。”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曰：“徵之豕之卜辞‘叶王事’语，省作‘叶王中’（《戬寿》四六、三，编续五、二二、八及六、二二、一三重）以中为事，是又、二文并即事字之旁证。”⁽¹¹⁾王贵民谓：“在渔猎时代人们的重要生产活动之一是捕获禽兽，故以‘’概括所从之事。”⁽¹²⁾可见，殷人“史”“事”不分，史之用为“事”者，皆取其初义。

甲骨文隶释为“使”者，有“使人于画”，“使人于沚”等。胡厚宣以为：“史在卜辞又有用为使者，如言‘使人于画’，‘使人于沚’，‘使人于’，‘使人于茜’。画、沚、、茜，皆是地名，使人于某地，亦言因武事而派遣某人使某地之义。……古文字中史、事、使三字不分，史从又持干，或又从斿，象史官奉命出使，所谓‘史乃奉使之义’。”⁽¹³⁾殷商时代，史之用为“使”者，皆为出使之义。

甲骨文隶释为“史”者，有“令我史步伐方”“贞在北史亡其获羌”等。此类“史”尽管可以称之为史官，然这一史官却并非后世的文职吏员，而是指武官。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一文对此论之尤详：“由甲骨文字看来，史官本为武官，并无执笔记事之意。……史官者正是出使的或驻在外地的一种武官。因为史是武官，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常担任征伐之事。如武丁时卜辞或称‘令我史步伐方’。”⁽¹⁴⁾在殷商时代，史之用为“史官”者，皆为武官。此似已成定论，1980年版的《辞海》及1979年版的《辞源》，均主此说。

可见，至迟在殷商时代，“史”字尚不具备后世史官范畴的任何意义。

据现有文献资料分析，西周之时，“史”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政府文职吏员，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制度已经发展成熟。然作为史官制度成熟之后的“史”，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职能也并非一成不变。李宗侗《中国史学史》：

史之初义为史官，而其职权凡三变。总全国一切之教权政权，最初之职务也。盖最古教权与政权原不分，史既掌管一切天人之际的事务，则总理一切政权教权，亦极合理，后渐演变，因政权与教权分离，天人之际属于教权范围，故史官职权缩小，只包括天人之际的事务及其记载而不能参预政权，此第二阶段也。只以著国史为事，此第三阶段。亦即后世对史官之普通观念。⁽¹⁵⁾

金毓黻亦主张史官职权“三变”说：

凡官之以史名者，既掌文书，复典秘籍，渐以闻见笔之于书，遂以掌书起草之史，而当载笔修史之任。初本以史名官，继则以史名书，而史官之名，乃为载笔修史者所独擅，而向之掌书起草以史名官之辈，转逊谢以为无与，不得不以吏自号矣。史官至此，盖经三变，发展之序，不外是矣。⁽¹⁶⁾

刘节将中国古代史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官之史，一种是书记官之史⁽¹⁷⁾。白寿彝也指出：“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¹⁸⁾

实际上，就性质而言，李宗侗、金毓黻二家的“三变”与刘节、白寿彝的“两种”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史官制度成熟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专职修史史官的出现，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

盖后汉之时，尚无历史官专职也。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梁陈二代，又置撰史学士，历史官之有专职，盖始乎此。由此观之，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可断言也。⁽¹⁹⁾

魏晋以后，史官基本上成为了专职修史之官的统称。“史”之义也由“史官”变为了“史书”，如《续后汉书》卷二十八孙权言：“至嗣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法，自以为多有所益，……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中所说的“史”，也尽指“史书”。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引巴特菲尔德说：

很多早期的编年史，并非源于恢复既往的动机，……在西方世界以及东方，历史多归功于掌管历法的官吏。在东方（中东，笔者按），历史特别有赖于一类秘书，他们掌管纯为商业性质的记录，最初一点也不是为了绵延历史。⁽²⁰⁾

汉以前的中国史官，也如中东的秘书，他们掌管的政务性质的记录，同样也不是为了绵延历史。尽管如此，这些史官所记，经过时间的沉积，便成了旧事和历史，再加整理和增删，则成为了史书，在此背景下，便出现了《尚书》《春秋》《竹书纪年》《左传》等基本上符合后世“史书”标准的历史书，但这并非就意味着汉以前的史官与汉之后的历史官是一回事。

概言之，就“史”之名而言，殷商以前的“史”与西周史官制度成熟之后的“史”，二者是不同的两种概念。当然这只是说殷商以前的史官与西周以后的史官，其“名实”是不统一的，而不是说殷商以前无后来意义上的史官之“实”，如甲骨文中的“作册”与西周的“作册史官”，二者的性质与职能完全相同。两周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制度发展成熟，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诸子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秦汉时代，史官制度逐步走向衰退，以至于魏晋以后“史官”之名亦渐为“修史”之官所取代。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实际上，作为文书行政的具体施行者，传统意义上的史官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只不过其名称发生了变化，大多不再以“史”为名罢了。西周至秦汉的史官建制，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基础，史官职能的演变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从西周到秦汉“史官”之名没有发生变异的这一时间段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史官。殷商时代虽有史“名”而非其“实”者，以及汉之后的“修史”之官，皆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