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自先秦至南朝梁共選録八代一百三十多位作家作品，包括了當時主要流行使用的賦、詩、文等三十九種文體，所以它成爲中國古代的經典，流傳了一千多年，尤其是自唐初便建立了專學，使得“《文選》學”成爲中國古代學術的重要傳統之一。1919年的五四運動，因應著文學革命的需求，在反封建思想指引下，五四運動先驅者將“《文選》學”作爲封建社會的文化代表，提出了“選學妖孽”的口號，使得“《文選》學”受到了巨大衝擊。毫無疑問，五四運動文學革命是中國社會需要變革的積極進步的力量，它選擇《文選》作爲革命的標靶，有它合理的理由，事實上，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是成功的。但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社會轉入正常的歷史進程之後，中國古代的文學遺産，仍然需要後來者嚴肅認真地對待和繼承。《文選》作爲古代社會文化經典，在社會需要革新變化的時候，其作爲新文化建立的對立者，説明它的確代表了古代社會文化的特徵，這個特徵不適合新社會中新民衆的文化需求，所以需要在批判它的基礎上建立新文化需求的新文體。但當新文化建立以後，社會在進入正常前行的軌道之後，對歷史文化也應該採取正常的認識和繼承的態度，而《文選》作爲古代文化遺産，是需要我們從學術角度進行重新評判和認識的。正是這個原因，在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後的上世紀八十代末，中國學術界開始對《文選》重新評價和研究，又得到國家的認可，建立了中國《文選》學會。自那以後，新時代的《文選》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與傳統《文選》學不同，建立了具有新學術特徵的新《文選》學。2019年，中國《文選》學會委託北京大學中文系在北京舉辦了第十四届“百年《文選》學研究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一百年前，由北京大學發動向《文選》清算而提出的“選學妖孽”，至2019年整整一百年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民衆的思想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學術研究也同樣如此，而反映在《文選》學研究上，尤其帶有標誌性的特徵和某種思想意味。我們將上世紀八十年代復興的《文選》研究稱爲“新《文選》學”，以與傳統《文選》學相區别。對於新《文選》學，許逸民先生在《再談選學研究的新課題》一文中，曾歸納爲六個方面：即1.《文選》的編者；2.《文選》的選録標準；3.《文選》與《文心雕龍》的關係；4．沈約聲律論；5．簡文帝蕭綱《與湘東王書》；6．對《文選》的評價^①。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文選》學研究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開闢了許多新領域，新《文選》學已不限於許逸民先生在上世紀所作的歸納。我在《百年〈文選〉學研究回顧與展望》中，總結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研究成績後，對將來的《文選》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展望：1.《文選》學與漢魏六朝文學史研究如何結合；2．建立《文選》文獻學；3．加强文本細讀，建立基於文本的批評學、材料學、文學史學等。這個展望雖然還不全面，但很明顯表示新《文選》學的内容隨著學術的發展不斷在更新。正是在這樣的學術研究形勢下，《國學研究》開闢了《文選》研究專號，藉以表明當代中、外學者在新《文選》學研究上的進展。我們邀請了當前活躍在國内外《文選》研究界幾位較有代表性的學者，發表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中有成長於改革開放以後、當年稱爲年輕一代的學者，也有當前湧現的學術新秀。海外學者主要是《文選》研究重鎮的日本學者以及韓國學者，顯示了《文選》研究的國際化視野。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團結國内外學者，深入開展《文選》研究，讓這一個具有一千多年專學的學術傳統在我們這一代得到更大的發揚和進步。

傅　剛

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