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自上古开始就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宗法制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在社会构成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繁衍发展的基础。
《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可见，家族的亲睦与和善是社会繁荣的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文化传承成为表现家族发展势头的重要元素，往往是掌握了先进文化的家族就会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甚至是统治者，这在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屡见不鲜。家族对于文化的重视导致了家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社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家族文化的聚合体。建立在文化传承基础上的家族又往往因为仕宦而成为高等门第，这些家族世代为官而又注重文化传承，因此被称为“世家”。
世家最早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2)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世家”作为记载王侯家世的一种传记，后来成为历代史书编纂的通行体例。《史记》所载最早的世家是吴太伯世家，它起自商代晚期，至春秋末，绵延六百余年。春秋时期，诸侯崛起，卿士坐大，遂各成世家，如晋国六卿：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其中，韩赵魏最终打败智氏，三家分晋，位列诸侯，并同时进入《史记》之世家系列。但是，此时的世家还不是文化世家，而是以世卿世禄制度为基础的政治世家，似乎更应该以世族相称，因为这些家族的发展还缺少文化作为精神支撑。
孔子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自孔子以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孔子在总结中华早期文明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创立了以仁为内核、以礼为规范的完整价值体系。他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与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和锻造。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3)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是在汉代以后，却主要表现为对于家族的影响。西汉自武帝开始重视儒家思想，特别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朝廷立五经博士，儒学从显学进一步发展为官学，《诗》《书》《礼》《易》《春秋》超出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汉代儒生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朝廷也以此作为评价和选聘官员的重要标准。此种情形下，各家族自然重视以经学传家，朝廷内外解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所引邹鲁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4)，便是对此种现象的评价。这些重视儒学同时又在朝廷任职的士族，逐渐发展为世代传承的名门望族，他们在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在这些家族中，“累世公卿”和“累世经学”合而为一，它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化世家。
这些以经学为基础的文化世家在两汉传承发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家族因为解经传经而成为经学家族，经师们解读和阐释的儒家典籍被立于学官并成为世人学习的范本，这些经书长时间影响儒学的发展方向，其中一部分经过进一步注解发挥后成为后世永远尊崇的经典。但是，这一时期经学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以及士人对于解经的过于重视，使得经学在东汉中期以后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开始阻碍思想文化的发展。同时，经学的发展受制于政治和家族，随着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影响，经学发展逐渐失去活力主要表现为：首先是东汉中后期的外戚和宦官专权，使皇帝和中央政权形同虚设，儒学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号召力，党锢之祸又对儒士进行了残酷迫害和打击，士人对通经入仕之路失去信心；其次，东汉时期的经学重视家法，士人信守一家之学而排斥他说，这种反对创新与融合的文化政策，严重阻碍了经学的发展。
东汉末年，儒家思想开始从式微走向分化裂变，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成为一种趋势。朝廷政治和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法家、名家和道家等思想的崛起。因此，这一时期就出现了名、法的结合，名、儒的结合，名、道、儒的结合，各种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思想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活跃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士人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他们更加关注个体命运和道德修养。而经学取士的吸引力也日渐衰退，士人在退出官场之后，学术兴趣转向书法、绘画、文学和音乐等具有一定表现力的文艺形式。在这样的氛围中，经学家族逐渐转变为文化家族或文艺家族。随着东汉中后期儒学影响力的日渐衰弱，文学首先冲破儒学的影响和束缚，开始强调抒情，向文学的本体回归。所以，东汉中后期诗人逐渐增多，而且很多还是当时的名儒，他们创作的表现个人情感的诗歌和小赋，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典范。他们的创作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的说教，开始热烈地表现个人情感，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一时期文人诗的代表。这实际表现了汉末经生向文人转化的情形，正如齐天举所说：“在许多儒者的著述中，文学作品占有愈来愈大的比重……这不简单是一个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多少的问题，主要是反映观念的改变。”(5)
在这其中，书法在士人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许多士人因为惯性使然，在思想上一时无法突破儒学对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便在日常书写中借助于毛笔的挥洒，在书法线条的变化中尽情地表现自己的艺术精神。线条的抽象完全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形象，其纵横变化属于个人精神世界的自我陶醉，所以很快吸引了许多文人的参与和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对于书法创作的推动也是空前的。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汉末魏晋这样，社会纷乱和艺术生机能够并存，士人承受着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以极其投入的状态去激活书法艺术的生命因子。所以，在那个时代，书法艺术的发展状态空前好，士人将人性与自由在书法作品中全力表现，形成了我们今天仍要高山仰止的魏晋风度。当时的书法名家全力推动书法创作进入表现的高峰，在点线的锤炼、结体的夸张、字体的推陈出新和书写形式的丰富多彩上，都极尽变化之能，出现了许多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书法家，如张芝、钟繇、王羲之等。南朝梁代书法理论家庾肩吾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创作状态：“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华落纸将动，风彩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6)此虽是溢美之词，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末魏晋书法发展的盛况及表现主义对书法发展的推动。这是后来出现书法文化世家的基础，即书法创作从此时开始成为一种艺术自觉，创作者和书法作品大量增加，形成一种艺术风气，并逐渐在家族文化中产生影响。
在这场文艺变革思潮中，书法艺术经历了从“旧体”到“新体”的转换，风格发生了重要转变，并出现了许多新的书法文化家族和书法家，家族和书法名家成为衡量那个时代书法发展的两个重要坐标，他们共同推动了汉末魏晋书风嬗变的展开。其中，家族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使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表现出非常独特的特点，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这些家族大多是从汉代的经学家族发展而来，经过了儒学嬗变和思想转型，在汉末魏晋时期一举转变为文化家族，开始围绕文学和艺术创作进行新的创变与发展。但是，这些家族在进行文化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于儒学的坚守，它们只是从原来的笃守一经转变为兼容并包，家族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同时，这些家族大多发展为更加强大的政治世族，如颍川钟繇、河东卫瓘、琅琊王导、高平郗鉴、颍川庾亮、陈郡谢安等都是权倾朝野的宰辅，家族地位的显赫与家族文化的繁荣并驾齐驱，进一步彰显出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高贵。因为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书法的发展，所以在家族文化的转型与发展中，我们着重强调书法在家族中的意义和家族书法的传承与发展，并因此而将这一时期的书法文化家族命名为“书法文化世家”。
我们研究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定位的基本原则是：家族声势显赫，一度成为魏晋门阀世族的核心和领袖；书法传承至少在三代人中进行或是在某一代出现家族书法高度繁荣的景象；传承中有杰出的人物出现。以此分析，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主要包括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等七个家族。因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发展起自东汉中晚期，所以我们同时对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东汉博陵崔氏、敦煌张氏和陈留蔡氏三个家族的书法传承与发展进行分析。这些书法文化家族一直延续着书法传承和创新的优良传统，家族之间也通过师承、联姻和交游等进行书法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各家族自觉形成独具特色的书法文化精神，这些精神又通过家族间的交流而进一步聚合、发展，最终构成魏晋书法文化的主体精神。在这些书法文化世家中，王羲之是领军和统帅，他充分吸收家族书法文化的精髓，并借助琅琊王氏家族在齐鲁和江浙地区的文化影响，将融合后的地域文化精神化到自己的笔下，推动书法变体动作的展开，最终形成了彪炳千古、领袖群伦的“新体”书法，他也因此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圣人，其书法被后世评价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7)、“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8)，深受历代书家推崇。
围绕以上问题形成了“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这一课题，主要涉及的问题和内容是：
（一）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传承谱系及艺术风格研究
本书对各家族的书法传承分别作宏观研究，研究书法在家族内部的发展演变，并对重要人物的作品和风格作深刻分析。我们重点关注书法在家族内传承发展出现的突变，对突变现象和突变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及重要作品作重点分析，分析家族书法发展出现高峰的原因。魏晋时期的七个书法文化世家的传承关系如下：
钟繇——钟会、钟毓——钟骏、钟毅；
卫觊——卫瓘——卫恒、卫宣、卫庭、卫铄——卫璪、卫玠；
王戎、王衍、王导、王敦、王旷、王廙——王羲之、王洽、王劭、王恬、王荟——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涣之、王献之、王孟姜、王珣、王珉、王廞；
谢尚、谢万、谢安、谢奕——谢道韫、谢静——谢方明——谢惠连、谢灵运、谢晦、谢综；
庾亮、庾翼、庾怿、庾冰——庾凖——庾持；
郗鉴——郗昙、郗愔——郗超、郗俭之、郗恢；
羊祜——羊忱——羊孚、羊欣。
（二）魏晋书法文化世家联姻、师承和交游等相关问题考论
本书对家族之间因联姻、师承和交游而导致的书法交流活动进行系统研究。如蔡邕之女蔡贞姬嫁泰山羊衜，郗鉴之女郗璇嫁王羲之、孙女郗道茂嫁王献之，谢奕之女谢道韫嫁王凝之，等等。这些联姻促使书法在家族间展开交流，进一步丰富了魏晋书法的笔法和内容。此外，魏晋书法的师承关系研究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如王羲之少年时期求学于卫夫人，且卫、王世为中表，两家的书法因此而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融合。魏晋时期的笔法传承相当严密，笔法不轻传外人，因联姻和师承等导致的笔法传承关系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魏晋时期名士畅游山水成为一种风气，而畅游中的雅集活动聚集了大批世家子弟切磋书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交流。通过这些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家族之间的联姻和交游促进了魏晋笔法的传承和交流，有利于魏晋书法的发展和提高。
（三）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传世法帖研究
关于魏晋时期的家族和书法研究都比较宽泛，我们将二者结合形成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这一研究的抓手就是魏晋时期的书法文本，即传世法帖。因为年代久远，这些法帖的真迹几乎荡然无存，现在的传世作品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历代名家的临摹作品，以唐人为主，也有部分宋代作品，因年代久远，作品精湛，这些作品已经成为经典法帖。这些法帖大多收藏在国内博物馆和国外一些大的收藏机构中。二是历代刻帖，如《淳化阁帖》《大观帖》《绛帖》《三希堂法帖》等。应该说，刻帖收集的作品比较齐全，而且历代均有翻刻，在对不同刻本的对比中能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刻本相对于临摹本来说失真比较严重，而且木版气较重，缺少临摹本的灵气和神韵。通过对这些法帖的研究，可以全面了解各家族书法的风格特点，对魏晋书法的整体情况进行宏观把握。同时，在对法帖文本的研究中，能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弥补魏晋书法文化研究的部分缺陷和空白。
（四）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中的典型人物分析
魏晋时期的书法家有很多，我们在研究中不可能逐一分析，只能选取其中的典型人物进行重点剖析，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对这些人物的分析也不能平铺直叙，而应从整个书法史的发展脉络中寻找关键点进行文化介入，找寻与我们的研究视角密切相关的史料。这些重要人物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这种影响的背后是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突变。因此，对经典书家的分析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书法的世家传承进行新的研究和挖掘。同时，典型书家之间的对比也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因为在对比中我们才能发现典型人物的超前性和家族书法的差异性，这些都是建构全新艺术史观的基础和前提。
（五）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视界下的魏晋书风嬗变研究
魏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绵延两百余年，若从书法出现艺术自觉和家族传承算起，本书的研究应从东汉中晚期开始。如此长的时间跨度，涉及的家族又比较多，所以，我们要对每一个家族进行纵向审视，对各个家族的书法发展进行分期研究，并将这种分期与魏晋书法的整体发展进行对照。在这一时期，社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汉魏之际和两晋之际两个重要转折点，汉魏之际主要是儒家思想的裂变和玄学的产生引发了艺术精神的觉醒；而两晋之际主要是北方士族的南迁引发了南北文化的大融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贯穿于整个汉末魏晋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朝代的更替，这对于世族阶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这种更替中，有的世族没落了，有的却由弱到强逐渐发展起来，并在东晋成为门阀。这是对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所做出的总体分析。
本书与其说是艺术史研究，不如说是文化史研究，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的本体问题，更多的是对于汉末魏晋时期家族文化转型问题的思考。所以，此书的学术价值就与一般的艺术史专著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全面描述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发展的盛况。魏晋书法文化世家是一种新提法，它的提出正反映了书法已经逐渐摆脱纯艺术的地位，而开始与文化结盟。从这个视角研究书法史，可以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而魏晋时期的书法又天然地与家族联系在一起，所以，要全面反映魏晋书法的发展状况就必须充分地描述和揭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发展的盛况。历史上也有书法理论家对魏晋时期的书法家和书法文化家族进行梳理，如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分列秦汉至唐代的书法家为神品、妙品、能品三类，共计230人，除去重复及一些生平不可考证者，魏晋时期的书法家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在这些人中，士族出身者又占绝大多数。唐代窦臮《述书赋》开始从家族的角度分析魏晋书法，并概括出“四庾、六郗、三谢、八王”。但是，这些叙述还都只停留在家族文化发展的表层，对于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全面展开。本书的研究全面展现自东汉中晚期至晋宋之际这长达三百年的书法文化世家的发展状况，选取这一时期的重要书法家族进行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层面的分析与评述，形成魏晋书法史研究的新成果。
其二、深刻揭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典型特征。书法的世家传承在中国书法史上并不罕见，历朝历代均有家族书法群体出现。但是，魏晋时期的书法世家传承却表现出非常典型的特征，主要包括：书法的世家传承不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家族，而是上层社会的普遍现象；世家传承贯穿于整个魏晋，尤以东晋为盛；受交游、联姻等社会关系影响，各家族之间也在进行书法的互动交流和提高；各家族均出现过书法大家，他们成为时代的标杆和榜样；书法的世家传承与家族声势紧密联系，家族居于门阀核心地位的时候一般也是这个家族的书法高度发展的时期；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突破了后代难以超越前代的局限性，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在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些特点使魏晋书法文化世家迥异于其他时代，同时，也使魏晋书法表现出独特的发展规律。如社会整体的书法气象和格调比较统一，都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徘徊；家族成为整个社会书法活动的载体，脱离了家族，书法在魏晋时期几无可圈可点之处；社会的变迁促动了家族的迁移，家族的迁移推动了地域书法的交流，书法文化的交流促成了书法名家的出现，等等。这些规律使魏晋书法快速发展和高度繁荣，并孕育出“书圣”王羲之，自魏晋以后，中国书法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繁荣的景象。
其三、深入阐释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成因。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除了门阀政治和庄园经济等原因以外，还与当时的教育制度和笔法传承有很大关系。两晋时期战乱频繁，国家的教育制度很难得到延续，书博士立立废废，难以持久，因此，书法的官学逐渐失去其应有作用，而代之以书法教育的私学。魏晋时期的书法私学主要是在家族内部进行，这种特殊的家族书法教育传统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书法自身具有较强的传承性特征。当书法新字体成型后，往往需要数代人连续不断的传承、完善和发展，这种字体的书写风格才能逐渐确定下来。魏晋时期十分讲究笔法传承，重要书法家的笔法传承脉络十分清晰。家族之间的交游和联姻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笔法的传承和交流。但这一切仍然局限在门阀世族中，因为交游和联姻往往发生在两个或几个大家族之间，而且，这些家族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自觉形成一个核心，笔法的传承和流变一般是向着这个中心进行或是由这个中心向其他家族流传。此外，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战乱引发了文化世家的南迁，而南迁又促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终促成了书法文化在东晋的发展和繁荣。而这个问题正是我们研究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意义所在，我们就是要在对于世家书法传承的综合考察中建立一种全新的艺术史观，这样的观念与政治和社会变迁紧密相联。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深刻揭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形成原因，使人们对这一艺术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真正了解魏晋书法发展的内部肌理。
其四、探寻魏晋成为书法史高峰和出现“书圣”王羲之的原因。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对于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分析和解剖，最终目的是要回答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追问，只有解答了这两个问题，我们的研究才具有实际意义，才能为当代书法的发展理清思路、找到出路。在本书中，我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不局限于书法史，而是全面引进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的理论，对魏晋书法进行细致解剖。我们解剖的方式是对各家族书法进行纵向梳理，然后横向对比同时期各家族书法的差异，并分析家族间的书法交流情况，最后还将重要家族分段研究，并与整个魏晋书法史的分期进行对比，分析家族书法对于时代书风的超越，最终确立关于魏晋书法发展的全新艺术史观。这样的考察早已超出了单纯的书法认知，将魏晋书法研究的层次全面提升，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书法史的第一个高峰——魏晋。这样的研究最终会帮助我们解决书法史和文化史的难题：为什么魏晋时期会出现“书圣”王羲之？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对王羲之就有了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并形成关于魏晋书法研究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理论。
(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0页。
(2)[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905页。
(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8页。
(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第四十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07页。
(5)齐天举：《思潮风尚变迁与东汉后期文学》，《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6)[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0页。
(7)[宋]陈思编撰，崔尔平校注：《书苑菁华校注》，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8)[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