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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肉体问题时，我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对“肉体美”的迷信。伟大的肉体都是美丽的肉体——不知从何时起，这种古希腊人的传统直接取代了“肉体思想”。

本来，在肉体中除了美，应当还有同等比重的真与善的存在，“肉体真”“肉体善”这种词汇也理应存在。比如当我们说起那位自杀身亡的女演员玛丽莲·梦露时，我总觉得她那有几分胖乎乎的肉体与其说是“美”，不如说是“善”。因为我认为，“美”应当是从原本无用的部分中发现的元素，而构成玛丽莲·梦露的肉体特色的胸与臀，显然是作为女性（或者母亲）的实用性实证。

希拉诺^[13]的鼻子，《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背上的瘤，可能都是因为没有什么实用性，所以才存在美。但玛丽莲·梦露的肉体，能让人感觉到更为重要的、超越了美的元素——体现时代情感的道德规范。我并不想在这里研究好莱坞艳星的“肉体善”，不过我觉得，研究肉体美以外的部分也是解开“幸福论”问题的一个线索。

当下，如果说起劳动者的肉体，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他们发达的下颌和巨大的手。而这两个特征，至少都不能算是“美”——因为这两者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极具实用性的。首先，下颌的发达是为了唱歌。对于每逢集会必合唱的劳动者们来说，下颌变得发达是生物学上的必然，并不是无用的。至于手大，那是用来握手的。

像我这种人，平时既不唱歌，也不跟人握手，所以下颌也不发达，手也不大。旁人只要一看就能看出我和劳动者的差异。这种劳动者肉体上的特色，是由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的，所以我认为应当称之为“肉体善”。

在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中，有一段主人公对于脑容量的思考。他说：“美国人头颅的平均脑容量比白种人低，但高于黑种人。若不分性别，如今巴黎人的脑容量是1448立方厘米，黑人是1344立方厘米，而美国印第安人是1376立方厘米。”当然，像这种脑容量的比较，并不能成为诠释文明本质的关键，但这种比较暗示了肉体除了“美”以外还有其他尺度的存在，这一点十分独特。美国人头颅的特征是后脑位置有一块缝间骨（颅骨接缝外的小骨），也叫顶间骨。而这块骨头是胎儿时期留下的，是发育不良的证据，是劣等人种的证据。这个论述，可以算是有关肉体的真理，称之为“肉体真”应不为过。亨利·米勒笔下的主人公在认可了这一“令人满意的学说”之后，认为巴黎人正因为拥有最普通的脑容量，所以拥有例如知道如何享受一杯餐前开胃酒、不为尚未涂油漆的房屋烦心之类的幸福论。

那么，当我们要在肉体的美与善之间划出一道分割线时，最重要的是记住“肉体美”能够以单个肉体为对象，但“肉体善”的根源是将肉体作为对立面（或者群体、集体）。纳西斯^[14]、维纳斯以及奥德赛的肉体美都是单体的、独立的，而与此相对，玛丽莲·梦露、寇特兰、双叶山^[15]或堀口恒男^[16]的“肉体善”则是相对的、交互的。要探讨幸福论与肉体论的关联，从美之彼岸的“肉体善”开始反而是条近道。因为美在幸福论中扮演的总是敌对方。赌徒们的法则也是如此，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戏言（3）

我的口头禅是“讨厌运气差的女人”，因为运气差的女人，一般都不太美。乔治·巴塔耶^[17]在他的《无神论大全》中写道，“美由幸运来雕琢”。

那是幸运之神的祝福——也是通过几近暴力的、对性的冲动来获得美的过程，越是想要变美的女性就越向往幸运。

而命运，就是借由神明的名义展开的掠夺行为，同时也会逐渐走向期待人们的不幸。

对幸福抱有欲望的人，往往被置于远离幸福的地方。

因为终极目标是超越命运的支配，“幸福论”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泛神论的。

《白雪公主》里的后妈对着魔镜问：“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是谁？”她那种对于美的向往是如何玷污了幸福，不用七个小矮人说都知道。

可即便如此，现实中的我们仍向往着“知晓”，并为之下赌注。命运的支配张开了它隐形的“时间”翅膀。我们的“幸福论”若想即兴随心、切合实际，就不得不借助“幸运”或“美”的力量，这也是真实的。如果真要将独立的“肉体美”与相对的“肉体善”一分为二，那么从肉体来探讨“幸福论”的缘起也会变得很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