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药临床用量流“飞流直下三千尺”，仿佛遇到一个类似于长江三峡大坝的力量：用量流大坝。

用量流大坝是什么？它就是宋朝“煮散剂”推广普及：

《圣济总录》大青龙汤煮散，单次服量仅为汤剂的约1/5。

《太平圣惠方》四逆汤煮散，单次服量仅为《伤寒论》的2/3。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小青龙汤煮散，单次服量仅为《伤寒论》的不到1/8。

《苏沈良方》小柴胡汤煮散，单次服量仅为《伤寒论》的1/22～1/13。

宋朝如何能够推广普及“煮散剂”？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协会组织，负责人发起组织、召开会议，即使没能参与会议，也有各种通讯手段发布公告。实际上它有更高级的力量——皇上和朝廷的权力——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圣济总录》、《圣惠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书的编撰、发行都有宋皇帝的力量。

宋代广泛应用的雕版印刷术对于煮散剂推广应用产生了很大作用。

宋代的一些医家，如庞安时、朱肱、陈无择、许叔微等，多用煮散剂。

唐末、宋朝为何要推广“煮散剂”？皇上为什么要推广“煮散”，朝廷为什么要介入？为什么不推行汉唐的大剂量？原因有：

1.唐末开始较多地应用，是因为战乱导致的药材短缺。

2.宋代对药材需求大幅增加、药材资源相对不足，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实行仁政，广泛免费提供医药；学医业医者人数大增；军队庞大，用药需求量大；宋代人口迅速增加、疫病多发；中央及地方政府财力因素。

煮散剂本身有一些优点，比如药效充分，能大幅度节省药材。然而至今仍需我们探索的是服药频次，宋代很多古医书中很少确切地规定一日的服药频次。古时的服药频次会根据病情而定，病重时有可能一时辰一服。在某些古医书里有提及一日六、七服，这样一日的总药量就会很大。

我们所有的医者都应该深思熟虑，到底应该给多少药。现在医生开药，往往会定好日服用频次，如一日三餐后服，不管病重病轻，服药频次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在意一天到底服多少药量，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