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历史悠久，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可分别为奠基、成熟、繁荣、发展等不同时期。战国时代的甲骨文上已记载“瘤”的病名。从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开始，已奠定了中医肿瘤学说的基础，记载了“肠蕈”、“石瘕”、“癖结”、“膈中”、“噎膈”等病证名。同时对肿瘤的病因病机作了论述，认为与正气虚弱、外邪侵袭、七情内伤、饮食不节有关。《灵枢·九针》“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灵枢·百病始生》指出：“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也。”充分说明情志不调易患肿瘤疾病。在治疗原则上《内经》指出：“坚者削之”、“结者散之”，当今仍有现实意义。先秦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所载治疗肿瘤中药150余种。汉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对“反胃”、“噎膈”、“积聚”等以及肿瘤病的病因病机、治法、处方用药叙述较多，如鳖甲煎丸、大黄蛰虫丸为肿瘤治疗所常用；魏晋至隋唐是中医肿瘤的成熟时期，晋·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中载有用针灸方法治疗噎膈、反胃等。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详述了肿瘤病因证候169条，如“癥瘕”、“积聚”、“噎膈”、“反胃”等病证。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对肿瘤进行了分类，如：“瘿瘤”、“骨瘤”、“脂瘤”、“石瘤”、“肉瘤”、“血瘤”等。此时期《外台秘要》中记载了使用虫类药治疗肿瘤，如蜈蚣、僵蚕、地鳖虫、壁虎、全蝎等，为后世医家治疗肿瘤提出了新的方法；宋金元时代是中医肿瘤学说的繁荣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推动了肿瘤学术的发展。《仁斋直指附遗方论》认为肿瘤是“毒根深藏”所致。刘完素提出用清热泻火法治疗肿瘤，张从正《儒门事亲》“除邪用攻法”，李东垣以虚立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并以补中益气汤等扶正固本。朱丹溪倡导“相火论”，对“反胃”、“噎膈”等肿瘤疾病的治疗，主张以“滋养津血，降火散结”等法，以大补阴丸治疗。明清以来，张景岳《类经》《景岳全书》将治疗肿瘤药物分为四大类：攻、消、补、散。王肯堂《证治准绳》指出了乳癌、噎膈病因病机及预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了抗肿瘤药物百余种，如黄药子、夏枯草、南星、三棱、莪术等。吴谦著《医宗金鉴》指出：“如能早期发现，施治得法，癌疾也是可以治愈，或带疾而终天的。”中医肿瘤学术的深入发展，并提出早期防治，方法之多，方药之多，是肿瘤学术繁荣的表现；近代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西医学优势互补，中医药领域对肿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理论和临床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突破。首先中医已成立了独立的肿瘤学科，在系统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上，中医肿瘤专著、教材等出版，中医药肿瘤研究所，不仅从中医理论上系统研究，而且在临床实践中和有关实验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果，筛选了有效的抗癌中药，如从青黛中提取了靛玉红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用莪术油制成注射液治疗宫颈癌，鸦胆子油治疗肝癌和宫颈癌等。同时针对化疗和放疗的毒副反应，开展用中药减毒和增效作用的临床研究。实践证明，中医辨证论治为主结合辨病治疗，不仅可以增加抗癌效应，而且能大大减轻放化疗对人体的毒副反应，能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延长患者生命周期，有些尚能达到临床治愈。事实充分说明中医药治疗癌病的技术与方法已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