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说明

“十力丛书”即将出齐。按照本丛书的出版原则，熊先生的绝大部分著作均仍其旧，保持原来单行本的形式。惟熊先生生前未及结集和散落的文章、书信尚有很多，其对于认识熊先生的学问，特别是晚年的思想、境况及相关的人事，极具价值。这些文稿集中收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熊十力全集》第八卷（以下简称《全集》）中，但限于全集的体例，对于直欲追寻熊先生精神面目的读者来说，未免显得庞杂而不便阅读。

熊先生有整理书信、笔札成书的习惯，《十力语要》及《十力语要初续》即其例，而后者既名“初续”，依原意其后还将有“二续”“三续”，自可想见。但自1949年熊先生委托徐复观在香港印行《初续》，由于印书之难（熊先生晚年的一些重要著作均只能“印二百部保存”而已）和精力所限，其后的信札未见结集。本书的选编即是希望秉承熊先生原意，以本丛书中他书未收为限，时间上以《十力语要初续》之后的为主，将先生有关学问的书信、文章、语录汇为一编，与《语要》系列有所不同的是，本编凡选入的篇什惟冀存真，不敢稍加删减。

本书名为《熊十力论学书札》，凡编者私以为能体现熊先生学问的，不计长短全部采录。需要说明：此处“学问”一词，乃取其传统意涵。传统的学问并非如当今我们惯称的，仅指专门的知识、学说体系；儒家所谓修、齐、治、平，本是一个整体，并且“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与人生实践一体的，用熊先生常用的话语即是“体用不二”的。所以本书并不专主狭义的“学术”，凡关乎世道人心，举如工夫践履、人伦物事，乃至时事政局者，皆在编选范围之内。

编者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从《全集》所收的440余篇文稿中按照上述想法筛选出书札及文章共185篇。书信除三封已发表的因无法确考写作时间而按照发表时间排序以外，其余均依据写作时间顺序编订次序，文章则先大致分类，再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作为附录。书信及文章的写作时间基本依据《全集》的考订，在此对《全集》整理者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二、从刘述先所编《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以下简称《书简》）中筛选出刘静窗致熊十力的书信27通，按次序附于熊十力致刘静窗的各书信之后。再加上《全集》原附的吕澂致熊十力的信函7通，这样，熊十力与吕澂，熊十力与刘静窗的往复论学便成为全书相对独立的两个单元。这两个单元在本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则是因为讨论的问题集中，双方书信保存完整，更重要的是，这两次论争极具代表性，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现出“现代儒佛之争”的大问题。

熊吕之争可以看做是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后引发的熊十力与南京支那内学院乃至与佛教界的一系列论争的继续和顶峰（参阅十力丛书之《破破新唯识论　摧惑显宗记》）。熊十力曾在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学习，而吕澂是欧阳先生的传人，两人有同门之谊，但学问取向有异。1943年3月，其时欧阳竟无去世不久，熊十力给吕澂去信慰问，勉励吕澂继续内学院的事业，并附上《与梁漱溟论宜黄大师》一文，文中对欧阳竟无的评价中有“惜乎以闻熏入手”云云之语，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法相唯识及其他佛学问题的大辩论。

刘静窗（刘述先先生之父）则是熊十力晚年迁居上海前后的一位知交，从刘静窗1951年8月因读熊著《与友人论张江陵》而写第一封信给熊十力起至1961年底，十年间两人书信不断、往来密切。按照刘述先先生的说法，刘静窗“由儒入佛，宗主华严”，这与熊十力由佛入儒的路向正好相反，通信的前段，两人的辩论不可谓不激烈，但终于互为体解，虽观点终有未合，彼此却情谊深厚，熊先生乃有“八年来（自熊十力1954年移居上海至1962年4月刘静窗去世，两人同城共处八年）唯君子终始相亲，慰孤苦，相依为命”之语。

三、查考相关资料，考订部分写作时间和先后次序，订正原书的文字和标点错误。

四、《全集》和《书简》中原有的编者注有助于说明背景情况的，酌情予以保留，标明“原编者注”；《全集》对于通信所涉及的人物，有的在原文中补齐姓名，本编基本沿用，并有所增加。但由于所涉入物众多，未及一一查考并注出生平来历。惧繁怕难，其责固在编者，然此编愿仿效熊先生也是传统语录体著作的旧例，重在存其学问大体，余非措意也。

刘海滨

2009年5月26日识于沪上无画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