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周易变通解序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也。《乾凿度》说《易》有三义，余窃取变易不易二义。不易而变易，是举体成用；于变易见不易，是即用识体。此义深谈，在《新唯识论》。持此以抉择梵欧玄学，如秤在手，不可与物低昂。大哉《易》也！孰得而违诸？夫《易》书至《十翼》而始备。《十翼》义理，则孔子所发明也。故言作《易》者，必归之孔子。微孔子，则《易》犹滥于占卜，而焉得为哲学界万世永赖之根本大典耶？孔子即作《易》，七十子后学递相传述，遂为儒者宗。老聃得孔氏之旨而别有会心，乃创立道家之帜，以自异于儒。故《易》自孔子后，始分二派：曰儒家之《易》，此正统派也；曰道家之《易》，此别派也。旧说孔老同时，老氏为孔子师，今人多考核其说之不足据，而谓老后于孔，但无谓老氏之学出于《易》者。余谓老氏当稍后于孔子，而前于孟子，其学实本于《易》。曾略说见《语要》卷二答意大利人书中。儒家体乾而贵刚健，故说行健不息；老氏法坤而守虚静，故曰绵绵若存。此儒道二家所为异也。道家之易，其后浸微，仅得王辅嗣为能衍柱下之绪。周元公则援道以入儒也。儒家之易，其流甚广，综陈大别，约分汉宋。汉儒务守师说，有保存古义之功，后来学者每病其杂谶纬。顾纬非谶比，时有微言大义，足资深究，盖《十翼》之支流。谶则纯为诬妄。汉儒治《易》，其思想盖有大部分杂入晚周阴阳家，容当别论。唯扬雄子云著《太玄》，超然独步；张衡平子神解俊拔，为吾国天算大发明家，而酷嗜子云书，每自谓读《玄经》，使人难论阴阳之事，其崇信笃深可见。顾子云从数理阐《易》，学者非通律历则难读其书。《玄经》于后儒无甚影响，职是故也。辅嗣神解卓特，独出两汉经师蹊径之外，秉智炬而叩玄关，堪与子云异曲同工。唐代义疏，虽宗辅嗣，鲜有发明。爰及炎宋，儒风丕变，濂洛关闽诸大师迭起，为学贵创获而不以墨守传注为贤，务实践而亟以驰逞虚玄为戒。故其治《易》也，一方面超脱汉师，一方面排斥辅嗣，其精神气魄不可不谓之伟大。唯然，故人自成说，家各为学，如周濂溪、邵尧夫、张横渠、程伊川、朱汉上、朱晦翁皆精思力践，各有独到。夫汉世诸师，无弗杂阴阳家言者，迹其繁琐名相之排比与穿凿，于《十翼》本旨可谓无关。但间存古义，斯足珍贵。宋之诸师，其言皆根于践履，虽复不无拘碍，要其大较，归本穷理尽性至命之旨，而体天地神化于人生日用之中，则《十翼》嫡嗣也。自宋迄明，言《易》者大概无出周程诸贤之轨范，而《易》家自是有汉学宋学之分。晚明有王船山作《易内外传》，宗主横渠，而和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然其骨子里自是宋学精神，非明者不辨也。其于汉师固一切排斥，不遗余力也。当有明季世，诸大儒并出，悲愤填膺，为学期活泼有用，而亟惩王学末流空疏之弊，浸以上及两宋。清儒继起，本无晚明诸老精神，而徒以抨击宋学为帜志，用汉学高自标榜，则诸老所不及料也。于是治《易》者，上稽汉籍，俯视宋明诸师，以谓非诬则陋耳。濂溪与邵氏之图尤受攻诋。盖自清以来，学者尊汉抑宋之积习牢不可破，不独于《易》学为然，其治群经皆然。风会迁变，一往一复，当其迁变之势，已成而不可御。乃若有大力者负之而趋也，非夫豪杰之士，旷怀孤往，孰能岸然拔出于时风众会之外，自抒所见，自行其是，而一无所锢蔽耶？同县万澍辰先生著有《周易变通解》，不肖儿时闻先父其相公常赞扬先生潜德睿思，谓其治《易》不囿于当时风会，颇参稽汉宋而一证以己之所神悟独得，未尝谬于经旨者。此其命世独立者乎！惜其书为当时汉学风气所掩，罕行于世，乡里后生或莫能举其姓字，可悲也已！予小子闻而识之，不幸早失怙恃，流离四方，顾未得读先生书。丁丑夏，先生从曾孙耀煌武樵始重印先生易书于汉皋，罗田王葆心为之序，只印千册。余时讲学北庠，亦未得见。今冬，武樵函余，将再重印先生书于成都，谓余不可无一序。余追忆趋庭音旨，忽忽四十余年，泫然不知涕之所自。又念武樵能守其家学，一再重印先生遗著。昔船山幽晦，曾公以乡邦后学传其书，而先生更有贤裔，视船山尤幸矣！天之眷斯道，以无负明哲，其所以酬之者，宁可度哉？余是以忘其固陋而序之云尔。

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同县后学

熊十力序于陪都近区北碚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