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1　与其看历史写了什么，不如看没写什么

读史越多，越难相信所谓的“天命攸归”和“人心所向”。历史既然由胜利者书写，史籍里的善恶美丑便难言客观中立。

《舍不得看完的中国史》系列作品好就好在跳出“得道多助”“民心可用”的窠臼，回到历史现场，通过分析那些决定政权兴废的战役来还原真相，用幽默的语言和睿智的思想替读者提炼出治乱循环的根荄。

战争是典型的零和游戏，分为终结乱世的统一战争与打破和平的衰亡战争。

建政之初，由于战争的惨痛回忆历历在目，大部分人尚能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信奉“宁做治世犬，不为乱世人”。

但随着战争阴影渐行渐远，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贫富差距愈发悬殊，整个社会开始面临巨大的威胁。如果没有新的技术革命给经济增长提供动能，缓解“内卷”，则危机一触即发。此时，若统治集团为转移阶级矛盾煽动仇富情绪、民粹主义甚至种族对立，那么战争势必席卷重来。

衰亡战争之所以难以避免，在于因技术红利耗尽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反而会加快，因为赚钱的机会减少后就只能打存量的主意，进入旱涝保收的单位吃皇粮。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养官成本畸高，税赋与日俱增，社会加剧凋敝，增量遥不可及。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和平之所以弥足珍贵，盖因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都处在战乱之中。而在全球经济震荡，政治格局嬗变的历史转捩点，我们需要从史书中汲取更切实的智慧。

比如为何安阳、新乡、鹤壁、濮阳与焦作这些城市明明地处黄河以北，却属于河南省？从经济角度看，黄河以南地区自古水灾频仍，饥荒不断，而以北的上述诸城自然条件却不错，划归一省可以相互周济，抵消影响；从军事角度看，这又是典型的“犬牙交错”式的划界原则，即让黄河天险消融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防止地方割据。

再比如，历史上的王朝定都大多遵循一条不成文的法则：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必须分离。用东晋名臣王导的话说就是“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换言之，出于稳定国势和向外扩张的需要，在并不富饶的地区建都，以保证经济与文化的流动性，实现国家的协调发展，其实是一种常态。

又比如，另一条不成文的设都法则是“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必须重叠”。凡是违背的君主，几乎都逃不过血光之灾，典型的例子便是“安史之乱”和“靖难之役”。

究其原因，在于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一旦分离，身处后者的将帅若心怀异志，起兵相向，身处前者的君王立马就有大权旁落、帝位不保之虞。

由此不难理解中原文明的帝都为何会随边疆形势发生迁移——抵御外族的重镇，就是军事重心的所在。而军事重心的改变，必然带动政治中心的变化。

汉唐都长安、北宋都开封以及明朝都北京均属此理。

可见，都城选址必须从全局出发，审时度势地考虑到每一片区域的得失。按史地学家谭其骧的总结，首都的选择，其国防条件必须满足“制内”和“御外”两大功能，达成“内制”与“外拓”的统一。

由此出发，谭其骧进一步阐释北京何以历经元、明、清，迄今八百多年，成为国都的不二之选。

首先，在南北对立的格局中，由于北方有太行山与山西高地，战略纵深足够，“北伐”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南征”则只需攻克长江就行了，故京城必须位于占据绝对优势的北方。其次，唐宋以后，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导致地处东北、蒙古和中原地区枢纽位置的北京成为当仁不让的战略重心。最后，北京位于京杭大运河的顶端，交通便利，易于吸收南方的财富与漕粮。

由此观之，山川地理的背后是军事战略的演化，而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又是利益冲突的极端状态。因此，读书不读律，致君终无术；治史不知兵，为学终觉浅。

职是之故，或可说“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

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便是明朝若非遭遇“小冰期”（17世纪的全球气候危机，温度降低，灾害频发），可能不会骤亡。而由于气温和湿度的变化影响了牧草的生长，后金粮食减产，放马中原的动力也大大增强。

如此说来，似乎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但物理学中有个“熵增定律”，认为孤立系统总是趋于熵增，即“除非有外力做功，系统总是从有序走向无序”。

比如，房间无人清理，就会布满灰尘；组织缺乏管理，必然混乱倒闭。而宇宙作为封闭系统，缺乏外部能量的输入，也必然走向死寂。

同理，社会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个体贡献时间和精力，以对抗失序。对此，物理学家薛定谔曾引申道：生命以负熵为食。

食物是一种负熵，生命靠食物对抗死亡；学习是一种负熵，个体靠学习对抗无知；创作是一种负熵，艺术家靠作品否定野蛮，建构意义。

历史也是一种负熵，虽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永不言弃的志士仁人在沧海横流中依旧前赴后继地做着“减熵”的努力，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史诗。

他们的名字，值得铭记。

吕峥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