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战　马陵之战：战略方向错误导致的魏盛转衰

壹：魏国手中曾经抓了一把多么好的牌

战国初年，如果你问我，谁最有可能一统天下，我的答案是魏。

你可能会说：魏？没听说这哥们有什么故事啊！强秦呢？

实际上，强秦这个时候连前三名都排不上。

文化被鄙视，国力很差劲，军队打不赢。

秦在当时的国际地位很尴尬，属于牛人不愿意效力，诸强看不上的边缘之国，龟缩在关中地区。“龟缩”这个词并非搞笑，笔者斟酌了很久，觉得只有这个词最贴切，因为它在战国初年被魏国踩着脖子，连气喘得都费劲。

强秦的故事，我们还要等等再讲，因为眼下真的乏善可陈，它还在等一个人，这个人不到，秦国就得蔫着。

战国初年的超级大国，手里的牌最好的就是魏。

因为这时的魏，用句很时髦的话讲，人家有四个优势，即政治优势、军事优势、经济优势和地理优势。

将魏的各种自信推向顶点的是魏文侯。

魏文侯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三家分晋”的魏驹的孙子，在他的统治下，东制齐楚，西挫秦国，内修政治，外和赵韩，此时，没有任何一股势力敢不买魏国的账。

下面我们来详细地阐述一下魏的优势。

政治优势

当年电影《天下无贼》中有句台词特别火：“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这其实是句废话，放在哪个年代都是人才最贵，但对于老板们来说，贵从来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人才呢？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匹马你怎么就能看出来它能禁得起千里的路途呢？

这就是本事了。

魏文侯不但很会识人，而且会用人，还是个招募大师。

他的领导班子阵容很强大，吴起、李悝、任座、魏成、乐羊、西门豹（小学课文中怒怼巫师的反迷信斗士），每个都身负大才。魏国在这一群大才的调理下，国力蒸蒸日上。

刚刚说的这一大票人都很牛，但这堆夜空中最亮的星，有一颗星星璀璨得十分耀眼。没有他，魏国就谈不上强大，甚至连日后的秦国都有可能永远无法强大。

这颗星星，他叫李悝。

他干了一件事，而且这件事折腾得还比较大——变法。

历史上的变法绝大多数都无法成功，而且变法者大部分难得善终，但人家李悝却全部搞定，既成功又善终。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因为但凡变法，总是要动人家利益的，你动人财路，人家往往就要动你的生路。几千年来的变法，想要成功，必须天时、地利、人和与大运气齐聚，否则都没戏。

李悝的水平高是一方面，命好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

两千年历史看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太多的功败垂成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有大才而无大运。

作为变法的总规划师，李悝的这套变法可以说是战国变法之祖，包括后面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其实都是承袭这个变法框架。

李悝根据当时魏国的情况，为魏国打通了四条经络。

第一，打通人才经络，废除世袭制度，开始根据能力选拔官员，取消旧贵族的世袭俸禄。

打压吃饭不干活儿的贵族，牛人们才能有空间；将选拔制度化，才能延揽天下英才，比如特别能打的吴起，就是因为在卫国不受待见，所以跑来了。

第二，打通了土地经络，正式废除周王朝的“井田制”，废除原本“井田制”的土地界线，鼓励老百姓垦荒，允许土地私有买卖。

废除“井田制”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那么我们来科普一下，所谓“井田制”究竟是怎么回事。

自夏、商开始，中国大地上的土地分配制度就是井田制。所谓井田制，是指把一块耕地划分为类似于“井”字的九份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每块地的耕种面积大约是一百亩，九块地中间的那一块是公田，所有收成上交，周边的八块为私田，收成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归自己的。每天干活儿时，农民要先把公田里的活儿干完，才能干私活儿。

但我们在第一战中讲了，社会生产力上去后，很多老旧制度就行不通了。

首先是因为过去的生产力差，人口少，所以可以在广大的土地上搞这种“井田制”，后来，由于铁器渐渐普及后，过去的很多边边角角，甚至荒地都可以进行耕作了，大量的不上税的私地就开始出现了。

与此同时，因为所谓“公田”的产出是完全上交的，所以这块地是得不到农民的汗水的。井田制的形式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干成什么样都不是自己的，只有私田才能激发农民的热情。

废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井田制，鼓励老百姓开荒，传统奴隶主贵族的经济统治被打破，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才被激活。

李悝还下了一番功夫，将国家境内所有的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出了国家土地产量，并以此制定出了合理的税收政策。你家地好，你就多交点儿，别跟我哭穷，我知道你小子有几亩地。

这个工作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李悝的土地测评，帮助魏文侯摸清了家底。

换句话说，一年能收多少粮食，有多少户口等，这个国家的国家动员能力被算成了一个个可靠的数字，呈到了魏文侯的办公桌前。

例如，每年能收一千万石粮食，能养十万军队打半年的仗，能盖两座宫殿，娶五十个娘娘，魏文侯心中就有数了，不抓瞎了。

国家也只有摸清了家底后，才能知道有多大锅下多少米。

李悝给魏王算了这么一笔账，一般一家五口耕田百亩，一年能收一百五十石粮食，交10%的税后还有一百三十五石，每个月每人吃一点五石，一家人一年需要九十石粮食，还剩下四十五石的盈余，要是算上穿衣、祭祀、疾病、丧葬等事项，农民每年还是会入不敷出，所以必须要劝农啊！

这在让魏王明白农民有多么不容易的同时，也给他划了一个底线，每年每户百亩之家最多征六十石粮食，老百姓就算不给祖宗烧纸，自己一家人每年还是要吃九十石粮食的，再多征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

不仅如此，李悝还跟魏王说，一般百里之地，要是勤奋努力种的话，每年能多收一百八十万石粮食；要是不好好耕种，就少出一百八十万石粮食，这一出一进可谓天差地别。所以，一定要鼓励生产，找土地多要出来这三百六十万石粮食。

在这之前，所有的数据全都是两眼一抹黑，高层不知道国家的动员能力有多少，要么总想蛇吞象，满世界开咬，要么就守着金库借钱花。

好的制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李悝的整套土地改革，后来就被商鞅几乎全盘抄走了。

好的制度是统治的根基。

可以说，中国之所以后面会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封建主义国家，这套土改制度是根本蓝图。没有这套改革，就谈不上后面的全民征税，也就更谈不上那套文官系统了。

第三，李悝打通了魏国的法制经络，完备法制建设，建立魏律，出台《法经》。

《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升迁奖惩、军功奖励都做出了完备的规定。

李悝的法典不仅在魏国历史上属于头一遭，它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具有开天辟地性质的。

它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方方面面的建制，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后来秦国的商鞅变法，基本上大体的框架全都是“借鉴”李悝变法的模式，只不过稍加改动，变成了战争机器升级版。

第四，李悝打通了魏国的军事经络，他改革了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优秀者。

“武卒”类似于今天的特种兵，待遇极高，一经认证先分得百亩土地，同时解除奴隶身份，再免除“武卒”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税。

将军功细化分级，分为“上功”“次功”。根据不同的军功，政府给予不同的奖励，大功者甚至家属子女也有重赏，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另一半”。

“武卒”如狼似虎，军功全民拥戴，李悝在制度上给出了不能再优厚的配合。李悝的一整套变法改革帮助魏国在制度上确立起了远超那个时代的先进性，但没有人才，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全国再尚武，大将是草包也不管用。

李悝设计的军事制度的具体落实者是另一个“大神”。

军事优势

战国初年“第一战神”——吴起。

吴起有两大功勋：

其一，他的战略眼光独到。他向魏文侯建议了黄河以西地区的重要性，向西吞并了秦国五百多里的土地，并控制了崤函地区，将秦国压缩在了华山以西的无险可守地带。关于这一战略的伟大之处，我们会在“地理优势”中详细阐释。

其二，他训练出了“魏武卒特种部队”。一个武卒，身披三重甲，持戈佩剑，操十二石的弩，带五十支箭，携带三天口粮（连盔甲带装备大约五十斤左右），半天能急行百里（相当于现在的四十公里左右）。

这种水平随便拎出来一个就可以参加现在的奥运会“铁人三项”运动。吴起率领着这支特种兵部队，创下了大战七十二场，全胜六十四场，剩下八场不分胜负的奇功伟绩。这在当时基本上是逮着谁灭谁的节奏。

不过就算那么能打，没钱的话，再好的戏也出不来。但这根本就不叫事儿，人家魏国的经济实力不是一般的强。

经济优势

“三家分晋”时，由于老赵家在消灭智氏的战争中牺牲最多、贡献最大、原始股最多，所以昔日智氏之地，相对于韩、魏二氏，赵氏多分了一部分，总的疆域也以赵氏最为广大。

不过，有的时候，地大不见得物博。赵家虽然地盘最大，但在经济上，却被魏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韩国就更别提了，除了冶铁业算是亮点，剩下什么都不值一提。

在当时，魏国可以说真的是“天朝上国”，几乎所有资源皆能自给，而且这其中有三项关键资源。

第一项关键资源——肥沃的土地。

在这个时代，所谓的“肥沃”，不仅要能高产，还需要适合种某些高需求的产物，才算得上是好地。

三晋中，韩、赵两家的土地较为贫瘠，物产欠缺，比如著名的挑拨离间者张仪先生就曾经说过：“韩地险恶，五谷所生，非麦即豆，一年不收，老百姓就得吃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两年的积粮储备都没有。”

这话说得很不厚道，拿豆包不当干粮。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疑问：麦和豆咋了？为啥生长这两种作物的土地要被称为“其地险恶”呢？

无论在哪朝哪代，老百姓们都是不挑食的，张仪所指的“险恶”，主要是指麦和豆在用于军粮方面很尴尬。

下面，我们需要科普一下军粮是怎样炼成的。

先来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麦和豆为什么“险恶”？

首先，营养价值不高。

可能会有人问，豆子的蛋白质含量不是非常高吗？麦子还“险恶”？也没见你少吃大馒头，真是没挨过饿。

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当时军中的烹饪方法了。

在那个时代，军粮做法实际就是煮粥，直到宋朝以前，一般炊具还都是陶器，极少有铁锅。

后来，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下，慢慢出现了类似于压缩饼干的水分极少的干粮，但将士们也不能总吃干的，那些东西是维持不了战斗力的，只能做急行军时的干粮。

既然炊事班的家伙是陶器，那么军粮最适合的就是煮粥，而不是炒菜。这就很难为豆子了。

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伙食水平与烹饪技巧，是绝对没办法让十万大军每人熬出一碗精品豆饭的，一般来说能做熟就不错了。而且，当时也没有高压锅，可燃物往往是就地取材，要给几万人做顿饭，也没工夫让你精熬细炖，不然饭还没熟，大部队都开拔了，所以做饭都是将就着做的。

打仗说到底，就是打后勤仗，弄熟这一碗饭是重中之重。

其次，豆子和麦子一旦不熟，里面的蛋白质吸收起来就会大打折扣，而且副作用还很大，容易跑肚拉稀。

有实验精神的同学们可以尝试吃一大碗半熟的豆，再喝上一大碗水，看看下午屋里还能不能待人。

豆子在军中的作用主要是做成酱，补充微量元素，但你总不能一开饭就一人一勺大酱吧。

那刚才我们说的大馒头呢？

馒头，还要等上几百年才会出现，因为在那个时代石磨还没有被普及。没有磨，就谈不上将麦子转化成面粉。

哪怕有了石磨，加工后的豆与麦也是极其不容易储存的。你无法带着一袋袋面粉和一车车豆腐大老远地去打仗，还没出村豆腐就馊了；到了饭点儿，也不可能全军变炊事员一起和面，路上再下点儿雨就全白瞎了。

战士们呼唤好做熟、易吸收的“快餐”。

那么在那个时代，士兵们都吃啥呢？

小米为王。

小米是真真正正的五谷之王，这个古老的农作物活跃了上千年，为我们华夏民族的生根发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小米在古代被叫作“粟”或“稷”，五谷之一（另外四谷是稻、黍、麦、菽，用现在叫法就是大米、黄米、小麦、豆子）。

小米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良好的存储性。

据唐代文献记载，积粟可以储藏九年，而稻米只能储藏五年。粟米的保质期几乎是稻米的两倍，实际上粟米的贮藏时间可能更长一些。

据《旧唐书·马周列传》记载，直到隋灭亡二十年后的唐贞观十一年，前者留在长安府库中的小米仍未用尽（所谓“贞观之治”，其实占了隋朝很大的便宜，讲到唐朝时我们会细说）。

小米保质期长的这一优点在军事上意义重大，因为古代运输条件落后，而且还没有防腐剂，边远地区的驻军难免遭遇长期无法补给的情况。

容易保存，几乎超越了军粮的所有要素，成为诸项评比中不能删掉的那个最高优势。

第二，营养丰富，易加工。

如果在所有主食中进行评比，谁的营养最丰富？小米将轻松干掉“五谷丰登”中的那“四谷”，荣登榜首，人家外号可叫“代参汤”。

现如今我国北方的很多女同志在生产后，还约定俗成地将红糖煮小米作为身体恢复时期必备的一道补品。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医师亲切地说道：“小米治反胃热痢，煮粥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

战士们一路奔波辛苦了，一锅热乎乎、软糯糯的小米粥，绝对比一锅嚼不烂的豆子饭要强多了。

正所谓“营养，易煮，还实惠，我们几千年来一直用它”。

第三，种植广泛。

隋唐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而当地恰是小米的传统主产区。

约六千年前，小米开始在中原一带大面积推广；到了商朝时，小米已成为北方农耕民族的主食。

只有当一种作物在民间广泛种植且达到盈余状态时，这种粮食才有可能成为军粮，这点很重要。

以现在经济学的思维来说：一统江湖后的规模扩大，边际成本便会下降。

例如，大米在当时由于受生产条件的限制，尚未实现大量种植。这种作物太耗费水资源，中国北方又普遍缺水，所以价格很贵。

据记载，秦汉时期，一斗大米的价钱可以买二点五斗小米，吃大米在当时绝对是奢侈的行为。

小米大受热捧，其实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税收原因。

一个国家在运营中，税收成本是个很重要的课题。

税能不能收上来，收多少，怎么收，收完了怎么放，这都是很专业的问题，今后我们会细讲。

简要来说，一种被广泛认可种植的作物大大地降低了税收的困难。当一个村全征收小米时，就比一个村征收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要好，也合算得多。

归根结底，省心。

所以，很多规律与共识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深究起来，却是由一代代人经过自然选择与磕碰摸索后，得出来的智慧结晶。

小米，就是那个时代最璀璨的结晶。

魏国的土地不仅高产，还非常适合种小米，天赐的土地帮助魏国天然就绕开了军粮这个每个国家都重中之重却头痛的大问题。

魏国不仅地好，其他的优势还在后面。

第二项关键资源——盐。

盐在今天看上去只是一味平淡无奇的调味品，而且人们对它的印象还不太好，干什么都得低盐，有的人还一直跟血压打擂台。

不过，在古代，盐却曾经是决定国家生死和富强的关键，并且整整决定了数千年。

可以这么说，盐对于农业社会的价值，并不亚于石油对工业社会的价值。

首先，盐相当于古代的冰箱。

盐不仅是调味剂，在古时候，也是保存菜、肉、鱼、奶的最重要的防腐原料。

副食往往都容易腐烂变质，不像谷类一样可以长期保存，但如果用盐腌制后，就大不一样了，腌成的咸菜、火腿、咸鱼、奶酪等加工品，保存时间就延长到了数月，甚至数年。

在那个年代，蛋白质来之不易，所以要省着点儿吃。古代的百姓也因此经常需要拿粮食去交换盐，来制作腌制食品。

腌制食品除了可以让老百姓长期自用外，更重要的是有了盐，军人的辎重补给便能更丰富一些，商人就能够实现远距离的食品贸易，相当于古代版的冷链物流。

其次，盐是刚需品。

自从一万多年前，人类的生活方式从狩猎逐渐转变为农耕，也就和盐正式扯上了再也撕不开的关系。

过去，人类是不需要盐的，因为吃的是打来的动物和采摘的果子，这基本上满足了人类身体的盐分需求。

不过，一旦定居农耕后就不行了，因为主体食物来源变成粮食了，而粮食中是没有盐分的，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通过每顿吃动物来补充盐分，只能在吃饭的时候额外放盐。因此，盐成了不可或缺的日用品。

盐是古代的“大宝”，你真得天天见。没它，你真的活不了。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要满足温饱需求，大部分可以靠自己来解决，但唯独盐的问题很难靠自己解决。因为地里是种不出盐的，而且盐的产地也很有限。

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想要吃盐，必须依赖商人的供应。

盐也因此开辟了它的商业帝国，成为整个社会的黏合剂。

逐利的商人们通过盐的交换，把大量孤立的社会系统相互连接了起来。在古代，内陆的人吃不到海鱼，但是海边人做成咸鱼就可以运往内陆；农业地区的人吃不到北方草原的奶制品，但是用盐可以加工成奶酪运往南方；中原腹地的人也可以把各种肉类和蔬菜做成肉干和咸菜运往四方。

商人的远距离贸易运输过程，无意间构建了复杂的物流交换网络。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频繁地贸易交换可以极大促进工商业的繁荣。工商业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要远远强于单纯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只能成为井底之蛙。

百姓缺这少那活不起，才会出现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贸易不仅可以创造大量财富，更重要的是可以全面激发社会的活力。

第一，它促进思想的交流。

第二，它加快物种的交换。

第三，它倒逼商业的升级。

第四，它加速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创新。

从而，实现国家系统的全面升级。

在历史上，从丝绸之路开始到后来的香料贸易、大航海时代，再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和全球一体化，无一例外都激发了社会的大幅度进步。所以，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值得我们兴奋与期待。

在那个年代，盛产盐就相当于盛产石油。

粮、盐、布、铁、畜是古代贸易的主体，盐是其中第二大宗的商品，所以在古代，盛产盐的地方就非常适合发展工商业，这些地区在经济上也远比单纯的农业地区发达。

齐国之所以在春秋战国八百年间一直很牛，不是没有原因的。

齐国人借助鱼盐之利，借助古济水这条黄金水道，最早在华夏大地上建立起了大范围的贸易系统，向外出口鱼、盐、布匹，从中原腹地进口大量粮食、物产，而齐国都城临淄也因为贸易，崛起为东方第一大都市。

到春秋中期齐桓公时，临淄的人口便达到了二十万人，战国中期达到了三十五万人，到了汉武帝时则达到了五十万人。这个数量级在当时几乎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没有之一。

说完了盐的好处，就要说一下盐的政治意义了。

盐的产地非常集中，所以便于垄断管理。

政府在慢慢地摸索后发现，只要控制了盐的供应和价格，就可以向所有消费者征收食品消费税，而且盐是代价最低的征税手段。

举个例子，政府可以跑到一千个老百姓家里每户征收一元的税，也可以从一个盐商身上征收一千元的税，虽然征税总额一样，但征税成本却有天壤之别。

前者需要维护多大规模的公务员队伍？每个公务员需要跑多少路才能征到税？这还没涉及贪污腐败的问题。所以，这又涉及我们在说小米时提到的税收成本的问题了。

找盐贩子征税，明显比找老百姓征粮要轻松得多。

盐不仅能垄断，而且这个东西还特别不起眼。因为每个人的盐消耗量比较少，即使价格涨一倍，人们对价格也不敏感。

就好比香菜一百块钱一斤，喝汤时加点儿它你仍然不会觉得心疼。

最重要的是，盐税可以隐藏在很多商品背后，绝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自己买了一条咸鱼，政府已经通过盐进行了征税。

通过这种隐形的征税手段，盐还起到了发票的作用！

最早将征盐税变成富国手段的是管仲，在他的统治下，齐桓公成了春秋首霸。

将征盐税发挥到登峰造极的，是汉武帝，这位皇帝的故事占据“强汉开疆”季一半的篇幅，太能折腾了。

我们来说一下魏国的盐。

魏国虽然不靠海，但在它的大本营河东之地，有好几块大盐池。河东之盐储量巨大，加工也方便，是当时中原内陆的最大产盐地，有着广阔的贸易市场。

当时的中原大地，提到盐，基本就两家：山东老齐家的海盐和中原老魏家的卤盐。所以，这两家是当时的经济双强，那五家都得靠边。

因为盐，就这么牛！

第三项重要资源——铁。

这个不用笔者详细解释，打仗你不能扛着棍子上去，种地你不能还拿石头生砍，铁天然就具有国防与民生的双重属性。

当时，魏国的中条山脉是我国冶铁的发源地之一，河东的铜矿资源在当时也名声在外。

高端的技术，丰富的储量，让魏国在农具、兵器上又天然地优于他国。

铁和盐一样，也容易被垄断，而且涨价你也不心疼，一把菜刀能用好多年，贵点儿就贵点儿吧。

盐与铁，因为其天然的刚需性与易垄断性和不起眼的征税效果，成了统治者的最爱。

后来，有一个劲爆的男人，靠着盐和铁将整个天下几乎榨成了没有一滴油水的粉末，并靠着它们取得了完胜。

通过他，“国企”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再也没离开过。这个劲爆男子叫刘彻，后面有大篇幅讲述他的故事。

吃的、花的、用的，撑起了魏国当时强大的经济自信心。

制度好、有钱花，这还不足以说明魏国的强大，你要是看到了魏国那块地的地形，你就该明白为啥他是战国初期的老大了。

地理优势

魏国的国土比较复杂，分为河东、河西、河内、河外四块区域。

魏国的地图看上去并不大，但人家占据的都是“重要位置”。

在这里要科普一下，古代所说的“河”，基本上指的就是黄河。别的河要么叫水，要么叫江。母亲河嘛，“河”就成了专属词汇。

一条黄河，将魏国分成了四块地方。我们逐一来看。

河东地区的主体主要在今天山西南部的运城盆地，首都安邑坐落于此（今山西运城）。在之前我们说的经济优势中，盐铁之利主要得自此地。

魏国的军事地势也十分有利，东连上党地区，西面黄河天险，北面隔阻晋阳，南面直通中原咽喉，进可攻，退可守。春秋之时，河东地区便是晋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后来成为魏国的大本营。

河西地区就是黄河左边和秦国接壤的那一块，分为南北两部，北部为上郡，即今天陕西延安地区；南部为渭水以北的少梁等地，即今天陕西韩城市。

这块地比较穷，是吴起主导打下来的。

虽然穷，但河西之地的重要性在于，它让魏国独享了黄河之险。

是以黄河为界还是把黄河作为自己的内河，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独占黄河，你的军事力量就可以随意穿插于两岸；而如果以黄河为界，在那个年代，人家如果把渡口一堵，要想前往对岸就只能望河兴叹了。

河内地区就是韩国右边的那一块地，包括今天的河南焦作、新乡、安阳，以及河北邯郸以南的临漳、魏县等地。

这块土地土壤肥沃，百姓文明程度较高，但地理位置着实险恶，周边与赵、齐、卫、郑、宋等国接壤，且无险可守，属于“四战之地”。

最终就是这块地，成了魏国有毒的蜜糖。

以上三块地区都不错，但真正算得上得魏国“地理优势之精华”的，是河外地区，也就是黄河南边的那一小块地方。这块地地方最小，却最重要。

因为它拥有着两道在后世一千年内都被称为华夏最重要的地理通道——豫西通道和豫北通道。

豫西通道从今天的华山、潼关向东，一条线经过洛阳，一直走到成皋（虎牢关），才进入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豫东平原。

豫北通道由今天的陕西大荔，东渡黄河蒲坂津，沿中条山北麓东行，穿过太行山南麓与黄河北岸间的狭长走廊，进入河内平原。

豫西通道是黄河以南联通东西的最主要交通线，豫北通道是东西跨越太行山脉的最省力途径。

战国时期，主要国家的争夺地区基本上可分为关中、山西、河北、中原这四大板块。

这四大块地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着中华大地的兴衰。

而自古以来，能够连接起关中、山西、河北、中原这四大板块的关键交通线，基本上只有上面的这两条路线。

无论你多牛，想要东西两头来往，只能走豫西和豫北这两条道。为什么呢？

别的路不是不能走，而是你如果走的话，大概还没走到那儿，就饿死了，或者摔死了、淹死了，反正难得善终。

今天高速公路遍地，交通便利；而当年的路却难走得很，一旦遇到了山川大泽就基本断交了。几万人的部队，就更加无法走陡峭的道路。

我们总以为军队很牛，振臂一呼成千上万，大军一过寸草不生。

但实际上军队很脆弱，军粮、士气、疫病、阴雨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战斗力。一个环节出问题，就有可能出现哗变或叛逃。

从古至今，行军途中的非战斗减员，通常是大于战斗减员的。